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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可否认，“增收增支”的财政政策在短期内确是促进中国经济复苏的关键力量，但这并不能掩盖其亦正在进一步加大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财富分配不公现象，并给市场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了诸多副作用。
　　首先，财政在众多基建项目上的“增支”及其所带动的巨额银行贷款，无疑是本轮经济复苏最重要的因素。
　　然而同时也要看到，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素中，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的中小企业占了全部企业的90%以上，而它们所养活的人口又占社会人口的80%，上缴利税占利税总额50%。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受打击最沉重的就是民营企业尤其是当中的中小企业，因而今年大家尤其关注民营企业的生存困境。
　　但2009年在政府主导的“增支”过程中，受惠最甚的却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国企钱多得没处花，有些一哄而上抢项目，建成的高速公路没车跑、新建的港口利用率不足，使中国产能过剩的状况进一步加剧；有些则高价投标买地王，以致房地产市场出现一个怪现象——地王、楼王背后都是国有背景，然而这些以最高价格买得土地使用权的企业和部门却从不曾在百姓心中有足够的房地产资质。
　　反观此时真正最需要资金帮助的中小企业，却屡屡被银行拒之于门外。当紧崩的资金链正把他们勒得喘不过气来时，从国家到省级、地市级的税收稽查风暴又席卷而来了。
　　如果说在广东省税务机关的自查压力下，企业是在还以往征管宽松年度所欠下的“债”，于情可悯，但道理上也还说得过去；那么在这场保增长大战中，某些税务部门不惜“寅吃卯粮”的手段则更令人心寒。
　　据报道，2009年3月份始，河南省林州市国税局就陆续派员到辖区内的各企业游说，称税收任务太重，要求得到企业的“帮助”。企业不敢得罪税务部门，不得不按授意每个月提前预缴下个月的税金，一直持续到2009年12月末。
　　刘桓将此称为税收的“寅吃卯粮”现象，与此相似的手段是与核定征收的企业商定，对他们大幅调高核定税额，先填补了税务部门当年的税收任务差额，再在第二年调减定额，弥补企业的损失。“去年这种现象不敢说非常普遍，但确实大量存在。”
　　可以说，整个2009年里，许多民营企业不但不曾从财政“增支”中获得丝毫救助，且已被财政“增收”的种种手段扼紧了咽喉。
　　显然，这种通过政府或国有企业之手进行分配和投资的财政支出大幅增长，结果是使国有部门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进一步压缩了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而政府对财政资源的过量获取和支配，以及金融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正是这两年“国进民退”重新抬头的重要原因。
　　而投资的流向不同，又会进一步在全社会造成不同的财富分配结果。
　　大量资金进入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性企业，这部分资金产生增值后，随之而来的是其员工工资的提高。有统计数字显示，目前国内垄断性企业员工的工资早已超出一般企业员工工资的两倍以上。
　　可见，政府支持项目产生的效益并没有被全民所占有，且这种差异在投资不断向大型国有企业倾斜的情况下正在被不断加大。最近，国资委不得不下达文件对大型国企老总工资进行限制和阳光化，并对垄断企业职工工资进行封顶，以控制这种愈演愈烈的趋势。
　　有学者认为，这样下去，目前财政“增支”促进经济增长的功效，也会被“增收”的紧缩效应部分抵消，从而使积极财政政策丧失其政策本意，中国必须尽快放弃“增收增支”的财政策略，或可向“减收减支”的方向转变。
　　中央政府目前以转移支付形式来安抚资源输出省，但是税收本身就存在成本的问题。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的测算，从征税到转移支付这条完整循环链条中，不计算转移支付过程中的层层截流，每100元的转移支付实际成本也在20元以上，何况财权集中到中央部委手中，也固化部门利益化趋势，增大寻租空间。现有的转移支付体系应出现结构性调整，在过去“先收－集中统筹－再分配”的模式外，将增加“地方收取－地方分配”的模式，在财政上给资源输出地扩权。否则，即使中央加大财政转移的力度，在目前部门和地方利益化如此突出的情形下，区域差异和贫富差异只会加大。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区域差异将导致十分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
　　
　　减收还是调结构？
　　然而对此，刘桓并不抱以乐观的态度。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环境和其他标准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虽然从长远来看，我们也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但当目前市场仍处于扭曲状态的情况下，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将长期存在。”唯一能够重振经济的手段，就是切实拉动内需；而拉动内需的出发点，只能是改善民生，加大社会保障性开支、削减不适当的各类税费、大幅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才是“可持续”的。
　　目前国内初次分配的不合理和劳动力价格被长期压在低位，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各种生产资料的利润增长构成，没有进入分配体系，都被各类特殊利益集团瓜分掉了。老百姓也不敢消费，近十几年改革的逻辑之一就是政府将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义务推向市场，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挤压了老百姓在其中的支出；种种社会矛盾，现在已经完全被暴露出来了，现有的循环是恶性的：老百姓没钱消费——总需求不足——企业开工不足——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老百姓因为保障不足而不敢消费——高储蓄——高投资（非民生方向）——民生供给进一步被挤压——老百姓更不消费。“这些年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民生的欠账欠得很多。目前中国百废待兴，政府不但要致力于投资，还要努力解决民生问题。”刘桓表示。税制和财政这些“二次分配”的调节工具显然没有发挥正确的功效。
　　一方面，政府为主导的经济投资不能免的，中国目前人口多，民间经济的发展状况却不理想，很多大项目如建机场、修高铁等，要靠民间投资很有困难，但这些又是改善民生所必须的。另一方面，民生保证的资金更不能免，如增加医疗救助体系资金，改善养老环节，对教育的投入等。如果政府对民生疾苦继续不闻不问，社会将发生很大的问题。
　　“对经济危机的现状要缓解，对社会欠账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因素也要克服，政府正处于一个资金消耗量极大的状况，我觉得至少在三两年内，财政支出大规模下调的可能性不大——绝对下降是不可能的，增幅下降一点点都不容易。”刘桓表示。
　　既然财政不能“减支”，如果过分减收，硬着陆的结果显而易见。显然，短期之内，期望财政“增收增支”模式的彻底扭转并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