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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冰比尤努斯更重要
　　半年过去，永济富平小额贷款作为一种商业模式进展顺利。在沈东曙看来，除了有效的管理，还离不开蒲州果品协会和会长郑冰在过去10年所打下的乡村工作基础，“在中国农村搞小额贷款，郑冰比尤努斯更重要”。
　　2009年12月25日中午，记者在永济富平的食堂见到了郑冰。事实上，食堂就设在这位远近闻名的女能人家里，而她家和充当公司总部的农家小院，不过是寨子村聚才胡同里20步开外的邻居。42岁的郑冰除了是蒲州果品协会的会长，现在还是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的董事、副总经理。
　　“2005年在一次会议上我见到郑冰，眼前一亮，觉得应该找这样的人合作，爱家乡，开放，实干，有耐心。”沈东曙说接触之后，自2006年起便与蒲州果品协会合作开展小额贷款项目，2006年40万，2007年200万，2008年400万。“当时我很担心，因为只开过一次会，你不担心我把这40万都骗了吗？”这是郑冰的想法。
　　2005年的郑冰，正被中国关心三农问题的人们所瞩目。2004年6月7日，她所创办的永济市蒲州农民协会正式注册成立；一年后的2005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说，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注册的农民协会。这个最初以跳舞唱歌等娱乐形式和农业学习培训为主要手段的原乡村民办教师，试图将农民组织起来共同发展，“农村必须组织，10年来我们一点点根据大家的需要走”。不过，自2007年始，应上级要求，农民协会改名为果品协会。
　　蒲州果品协会现在涵盖了35个村，3000多会员。郑冰说：“我们分了27个种植种类，现在有40个合作社，每个合作社都有5个理事，第一年每个都控制在20户，避免发展太快。40个合作社又构成一个联合社，40个社长形成理事会，理事会把握整体的发展方向，互相监督，但下面各个合作社是独立的。还设了监事会，合作社一成立，大家都想快速发展，内部一旦出现一丁点贪污，如果监督跟不上，大家就不信了，自然就要瓦解了。”
　　在沈东曙眼里，郑冰是当之无愧的乡村领袖。NGO的乡建工作中，存在着各种各样外来者把乡村当小白鼠来试验某种发展模式的例子，但罕有成功。富平要避免同样的命运，方法便是寻找合适的乡村领导人，以他们为核心推动工作，因为这些乡村精英远比外来者了解农民的切实需要。从最开始的小额贷款项目，到建立专门培训农村各行业领导人的永济富平农村社区发展学校，以及现在合作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富平与蒲州果品协会的合作已越来越密切。
　　总部设在寨子村，而非永济城区，这是永济富平与其他小额贷款公司迥然有别之处。郑冰说：“村民本来就很奇怪为什么有人莫名其妙要借钱给我，还不要请客送礼，如果设在城里他更不相信，设在村里是要取信于民。”在额度的设计上，郑冰也有坚持：“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不赞成大额度，因为这一带种地的多，比例大需求多，要是额度太大，贷款自然会倾斜到做生意能力更强的人群中去，要先把最难得到贷款最想发展的农户服务好。”
　　现在小额贷款公司的骨干基本都是果品协会培养出来的积极分子。这些本地的农民信贷员显然也在降低放贷的风险，乡里乡亲，谁讲信用谁有还款能力，到四邻间一打听便八九不离十。26岁的谢英峰谈起“我们协会”，自信与自豪溢于言表。在公司会议室墙上张贴的几份信贷员素质要求表上，第一条全部是“爱心和责任心”，而45岁的王变娥最爱分享的故事，是农户因及时的贷款得到帮助，自己心中收获的那份幸福感。
　　世界银行的社会学家迈克尔·伍尔库克曾这样描述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基层经理的工作：他们“可能扮演婚姻顾问、冲突调解人、培训者、市镇领导和银行管理者的角色。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这个年轻的农村银行家一天的生活有时看起来比一个急救室医生更有挑战性，强度更高”。——这或许也将是王变娥、谢英峰们未来需要面对的工作状态。
　　经验丰富的王变娥已在通过放贷审核调解夫妻矛盾了；为了推广小额贷款，在周边村里召开小型座谈会时，卫淑丰扮演的显然是诚信培训者的角色。对于郑冰和沈东曙来说，这些还在积累社区服务的信念和能力的信贷员，正是农村未来发展最需要的人才资源。
　　农村要发展，小额贷款可以解决资金问题，但能不能也带动一批人才的成长？出于这样的考虑，郑冰在招聘信贷员的时候格外小心，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那些首先要谈工资待遇的应聘者，她说：“一下子有大量的信贷员进来会把方向拉得更远，好像就是挣利息钱，只朝着商业前进。”
　　事实上，郑冰和沈东曙，本地精英和外来发展组织，双方一直小心翼翼地尝试让永济富平的小额贷款模式在商业和社会价值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但他们并非一帆风顺。
　　
　　小额贷款的效力如何最大化
　　“我们之间仍旧存在一种张力。”沈东曙说。
　　“一开始做我觉得很好，但渐渐就有了抵触心理，我想退出。”郑冰也快人快语。
　　这种张力正是小额贷款作为一种商业模式与其在农村的社会影响和价值之间的平衡难题。郑冰一度想退出，是因为她认为如果永济富平和全国其他绝大多数小额贷款公司一样，只是放贷还款挣利息，那不过是桩生意而已。但农村的问题光是钱就可以解决的吗？在2005年参观了山西临县的小额贷款项目之后，她的心里就打了个问号。
　　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的小额贷款，开始于1993年9月，是北京富平的创始人、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以500元人民币开始的实验，可算中国最早的小额贷款项目之一，如今累计放贷600万元。参观之后，郑冰说：“我觉得光有资金还不够，还要考虑怎么再联合，只有这样，资金才能在农村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郑冰的设想里，小额贷款可以在农村产生很大的影响。
　　譬如重新树立农村的诚信度。王变娥经手的客户中，有几个原本无人信任的乡村无赖通过小额贷款而改变面貌的例子，这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信心。首次贷款之后，农户会保留一个信用手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信用记录一样，这个手册将累积农户的信用度。郑冰说：“很多农民借钱贷款怕让人知道，但贷款不丢人，为什么要怕呢？通过夫妻双双来贷，就是要有意识引导，这是和农村人背后议论的歪风邪气作斗争。”
　　除了对农村风气的影响，郑冰更大的期待，还是透过小额贷款实现农民的组织化，进而实现利益最大化，她担心光是贷款的资金输入，对农村整体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
　　“不少人的贷款用途是养鸡，我们去回访发现比较散，技术都靠自己摸索，销售也是单家独户，如果我们针对这群贷款户，一起培训技术，进行联合，又有小额贷款的资金支持，效果是不是会更好？”这是郑冰的思路。在永济富平截至2009年12月31日所发放的1206笔贷款中，37%用于种养殖业，45%用于经商项目。郑冰说：“协会已经有各种合作社了，新的贷款户，搞种植的怎么协调，养殖的又如何合作，都要考虑。做生意的，我们也试图激起他们为大家服务的意识，最好能带领一个团队，这样才能打好和市场对接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