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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在强调艺术的伟大不在艺术之内，而在艺术之外，在于创作者本人精神境界的高低。陆游所谓“尔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是深知者言。正如东正教的精神资源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一样，没有了冰山在海面下那7/8的托住，是不能造就海面上1/8的壮丽景观的。
　　一人拿着作品找托尔斯泰评论，托翁看完后不客气地说：“你这篇小说除了想写小说的欲望之外一无所有。”
　　这正是我对当代文学的基本感觉。早些年，文学还能感动我们，还能使人得到精神陶冶，现在很难了。是我们变了，还是文学变了？
　　写作大概是不能完全职业化的，作家必须作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去感悟和发现，而不是作为一个写家在码字。中国作家们写和发都太快了。旅美作家施玮告诉我，她一到美国心就很沉静，写得会很慢，一回到国内就受刺激要快写，担心一不快写就被读者忘了。在中国，人整个儿就静不下来，普希金所谓“急匆匆生活，来不及思想”，当今文坛是“急匆匆制造，来不及感动”，甚至来不及感受。
　　第五大病症是当代文人们没了“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能力。
　　文化当然不能跟在生活后面亦步亦趋作小妾，但文化一定要有反映和展示真实生活的功用。现在的文人们有意无意地取消了这一功能，只强调文化的审美功能，认为要的就是好看和热闹，这其实是别有用心。文化若只顾关起门来自个儿娱乐自个儿，文化就没意思了，因为不能让人共鸣。今天很多作品展示的是一种很虚很假的生活状态，里边没有苦难，没有真实，没有挣扎，没有灵魂的活动，没有内心的生活，作品反映出来的不过是文人游戏人生的态度。
　　当然，当代文人们有着太多苦衷，很难毫无顾忌地去书写当代人的生存处境。似乎是“非不能也，乃不愿也”，但我认为根本上还是“非不愿也，乃不能也”。自己过上了好日子，就一好百好了。这不是说文人们不应该过上好日子，而是提醒他们不要忘了身边那些还在受苦受难的人们，不要忘了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
　　
　　自宫
　　第六大病症是文人们在创作上自立禁区，在思想上自我阉割。
　　这和环境有关，也跟能力有关，但很多人早有同感，就是一些中国文人们确实太“聪明”了，他们有很多禁区和敏感题材是绝对不会去碰的，久而久之，也就真不敢碰了，圈子也就越圈越小。从精神的奴隶变成了奴才，不以为耻反以为聪明。
　　另一面，他们又很会迎合读者和市场，知道哪种东西可以流行，就不断炮制。鲁迅写道：“用废墟荒坟来衬托华屋，用时光来冲淡苦痛和血痕；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这正是今天很多文人的写照。
　　创作不只需要才华，更需要勇气。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后半期的侏儒化已是公开的秘密。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引一位老干部的话说：“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文化大革命’证明了：‘士可杀亦可辱’。”经过“文革”，知识分子元气大伤，甚至斯文扫地。80年代刚恢复过一点精神气，挫折后又碰上浩浩荡荡的经商下海潮，本来就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失调，这势必影响到文化。布封所提“风格即人”，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人即风格”。连“人”的“格”都找不到，到哪能找“风格”？
　　之所以不能老是抱怨环境，就在于写《日瓦戈医生》的帕斯捷尔纳克和写《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生存环境比今天险恶得多，为什么他们有此大勇？《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引集中营中狱友写的小诗，正是他本人的写作态度：“我自己知道：这不是游戏，/这意味着死亡——枪毙。/但是，像阿基米德一样，/即使为了获得生命，/我也绝不放下这支笔！/这张已经展开的纸，/我绝不把它揉弃！”这种写作勇气，当代文人有吗？
　　
　　“七宗罪”
　　第七大病症是当代文化呈现出一种矛盾：一方面是因着模仿和追随西方文化而特有的自卑神态，另一方面则是偏狭民族主义的傲慢嘴脸。
　　正如“垃圾”事件中，为什么很多文人那么在乎东西之辨？为什么人家一发言，先不管人家说的有没有道理，而一上来就给人家扣上西方中心主义和话语霸权的大帽子？说白了正是出于这种自卑和傲慢混杂的心态。
　　这么在乎中西之辨，而不管是不是真理，一定不能充分吸收人家的好东西，也不能继承本民族的好东西（鲁迅说，好胃啥都能吃）。还是哈耶克看得清楚，民族主义者们把民族当成了偶像，表面上尊重本民族的传统，但那尊重是一种盲信而非出于对真理的追求。
　　20世纪的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潮都极大地摧毁了人们对真理的敬畏，这种创伤才是致命的。毋庸讳言，中国的当代文化也带着这样的创伤。
　　这七病，是当代文化七伤，也是当代文人的“七宗罪”。此非声讨，算是祷愿：愿当代文化突破困境而发展，盼2010年成为给我们真“惊奇”的“文化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