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叫戴卫明,是温铁军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招募的志愿者,几个月前只身来到阜宁县硕集镇支农,帮助这里建起了“阜宁县硕集兴农谷物合作社小冯分社”。“在这里遇到的困难,比我想象的大。”小戴说,“合作社能把农村的弱势群体从经济上、政治上组织起来。现在架构设计好了,但把人组织起来很难,这是我最困惑的地方。”
副镇长“被下岗”:我不是李昌平
作者:石 破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0-01-30
浏览:8513
——苏北小镇农民合作运动的奇迹与低潮
1月中旬的冬夜,广阔无垠的苏北平原,黑漆漆的夜幕下,万籁俱寂。一座农舍前的场院孤悬一盏电灯,一小群男女农民围成一圈儿,在一位大学生带领下扭秧歌。除了领舞的大学生,他们中的男子都已70岁左右,女子30多至60多岁不等。
在扭秧歌之前,他们抖抖瑟瑟地唱起了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大学生叫戴卫明,是温铁军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招募的志愿者,几个月前只身来到阜宁县硕集镇支农,帮助这里建起了“阜宁县硕集兴农谷物合作社小冯分社”。“在这里遇到的困难,比我想象的大。”小戴说,“合作社能把农村的弱势群体从经济上、政治上组织起来。现在架构设计好了,但把人组织起来很难,这是我最困惑的地方。”
你想做农民领袖呀?
周严东不同意小戴的看法。他曾是硕集镇政府副镇长,几年前攒弄起3个农民社会组织:“硕集农民普法协会”、“硕集富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和“硕集兴农谷物专业合作社”。其中“硕集农民普法协会”是2005年9月周严东与镇政府两位朋友搞起来的,他们向镇党委书记、镇长汇报此事,获得了首肯,阜宁县司法局也很支持,民政局给他们登记注册。当时吉林省已经有几百家司法厅领导下成立的农民普法协会,周严东学的就是吉林。
“我们搞农民普法协会,是为教会农民学法、守法、用法。”周严东说,“现在国家有法律,有管理农村各种事务的政策,假如不被农民掌握,它仅是一种书面的东西。只有向农民宣传了,被农民掌握了才有用。”
普法协会成立后,组织硕集镇农民学习法律、学习中央政策,市、县都支持。2006年,盐城市委、市政府还将周严东评选为“四五”普法先进个人。
接下来就有点不对劲了。普法协会推出一批农民义务监督员,监督镇政府和村两委的施政行为。2007年春节后,农民监督员计林向县里反映镇政府加重农民负担问题,村支书多次劝他不要上访无果。3个月后,计林在家里被闯入者暴打一顿,浴血昏迷。公安局破不了案,镇政府答应为他的老父亲解决低保问题,让他不要再上访,计林没答应,仍要求破案。同年4月,普法协会印了“一事一议”宣传资料,发给农民。镇派出所的人下去没收。农民普法协会召开会议,派出所说是“开黑会”,深夜传唤两名协会会员,警车开到家里,在农民中造成恐慌。
在硕集镇,农民反映最强烈的是“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重复收费。乡镇政府基本上将挪用“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资金作为固定收费项目,用来弥补乡镇财政赤字等,这种情况在阜宁县普遍存在。虽说国家停收了农业税,但乡镇干部的收费冲动并未消歇,财政困难的乡镇尤其如此。
2007年2月份,硕集农民普法协会会员出面找到本镇党委书记、镇长,要求镇政府公布2006年“一事一议”资金使用的账目。这下麻烦大了,镇政府拒绝公布。镇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和派出所长一起找周严东谈话,劝他回头:“你是干部,不要跟农民搅在一起,否则会害了你自己!”“你想做农民领袖呀?”
周严东回答:“党员应该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我作为党员,就要做农民领袖,可惜我现在做不成,我觉得还不够格。”
从2007年2月起,硕集农民普法协会不断向至县农工办、省农林厅举报硕集镇政府挪用2006年农民筹资筹劳款一事。在省农林厅干预下,他们竟然把政府挪用的72.5万元款项要回来了,这件事堪称奇迹。2008年7月,他们又到省农林厅反映镇政府挪用农民筹资筹劳款,又要回了56.7万元,则是“奇迹再次发生”。
2008年6月,因为南蔡村村干部强行重复收取“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费,监督员蔡希领为欠费村民说公道话,被村干部打得头部、软组织受伤。普法协会站出来,找镇政府无效后,召集84位农民去县政府讨说法,信访局答应3天内处理,4天过去了仍没动静,普法协会又组织150人到县委上访。最终,县里把南蔡村村支书的职务免掉了,蔡希领医药费由镇政府赔偿。
“政府对农民集体表达特别敏感。但农民单个表达,他不睬你,集体表达声音大一点,才能引起领导重视。”周严东笑道,“传统农民什么事情都看干部,是人治思想,现在我们要培养农民的法制意识。公民社会应该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也想引导这种氛围,让农民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农民也有集体表达权。”
免职处分存在“程序违法”?
“假如我只是组织农民学法,他们也不觉得你另类。一用法,就与干部利益冲突了。”周严东对记者说,“有些领导‘叶公好龙’,口头说欢迎党内监督,你要真监督他,他浑身不舒服。”
农民普法协会向镇政府的“发难”,由于它的突然性、猛烈性和公开性而发出了砰然巨响。对于乡村干部来说,周严东等人做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破坏了乡村原有的秩序。在周严东带领农民讨回硕集镇政府2007年挪用的72万元中,镇里还不起,向县财政借款50万元;2008年镇政府向硕集农民归还非法挪用款50多万,其中30万又是借于县财政。
9次上南京向省农林厅反映镇政府乱收费的农民义务监督员陈乃定说:“我们的上访力度这么大,镇政府还在继续乱收费!2010年,何桥村又开始向农民收国家不允许收的费用了。以前村干部用喇叭通知交费,现在不嚷嚷了,挨家挨户收。这边退那边收,镇里给村里下了任务,农民抵抗不了的就交了,这在阜宁县很普遍。”
周严东说:如果没有农民有组织的抵抗,单靠乡镇干部自己,没法约束自己的冲动。国家在农村实行“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为的是解决农村小型公益项目的资金来源,更重要的是培养农民的民主协商意识。假如乡镇仍然把它作为向农民收钱的项目,“一事一议”就不过是侵犯农民利益的一个好听的名词,村干部就成了收钱的工具,村民自治就是空话,国家制订这项政策的初衷就不能落实。
这期间,还发生了周严东向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反映硕集镇三套班子滥罚滥奖、挪用原基金会农民股金等问题。班子内部有了矛盾,县委不得不出手了。2007年3月12日下午,县委组织部领导找周严东谈话:“经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因你在硕集工作时间较长,拟调你到陈良任副镇长,属正常干部交流。”
1月中旬的冬夜,广阔无垠的苏北平原,黑漆漆的夜幕下,万籁俱寂。一座农舍前的场院孤悬一盏电灯,一小群男女农民围成一圈儿,在一位大学生带领下扭秧歌。除了领舞的大学生,他们中的男子都已70岁左右,女子30多至60多岁不等。
在扭秧歌之前,他们抖抖瑟瑟地唱起了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大学生叫戴卫明,是温铁军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招募的志愿者,几个月前只身来到阜宁县硕集镇支农,帮助这里建起了“阜宁县硕集兴农谷物合作社小冯分社”。“在这里遇到的困难,比我想象的大。”小戴说,“合作社能把农村的弱势群体从经济上、政治上组织起来。现在架构设计好了,但把人组织起来很难,这是我最困惑的地方。”
你想做农民领袖呀?
周严东不同意小戴的看法。他曾是硕集镇政府副镇长,几年前攒弄起3个农民社会组织:“硕集农民普法协会”、“硕集富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和“硕集兴农谷物专业合作社”。其中“硕集农民普法协会”是2005年9月周严东与镇政府两位朋友搞起来的,他们向镇党委书记、镇长汇报此事,获得了首肯,阜宁县司法局也很支持,民政局给他们登记注册。当时吉林省已经有几百家司法厅领导下成立的农民普法协会,周严东学的就是吉林。
“我们搞农民普法协会,是为教会农民学法、守法、用法。”周严东说,“现在国家有法律,有管理农村各种事务的政策,假如不被农民掌握,它仅是一种书面的东西。只有向农民宣传了,被农民掌握了才有用。”
普法协会成立后,组织硕集镇农民学习法律、学习中央政策,市、县都支持。2006年,盐城市委、市政府还将周严东评选为“四五”普法先进个人。
接下来就有点不对劲了。普法协会推出一批农民义务监督员,监督镇政府和村两委的施政行为。2007年春节后,农民监督员计林向县里反映镇政府加重农民负担问题,村支书多次劝他不要上访无果。3个月后,计林在家里被闯入者暴打一顿,浴血昏迷。公安局破不了案,镇政府答应为他的老父亲解决低保问题,让他不要再上访,计林没答应,仍要求破案。同年4月,普法协会印了“一事一议”宣传资料,发给农民。镇派出所的人下去没收。农民普法协会召开会议,派出所说是“开黑会”,深夜传唤两名协会会员,警车开到家里,在农民中造成恐慌。
在硕集镇,农民反映最强烈的是“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重复收费。乡镇政府基本上将挪用“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资金作为固定收费项目,用来弥补乡镇财政赤字等,这种情况在阜宁县普遍存在。虽说国家停收了农业税,但乡镇干部的收费冲动并未消歇,财政困难的乡镇尤其如此。
2007年2月份,硕集农民普法协会会员出面找到本镇党委书记、镇长,要求镇政府公布2006年“一事一议”资金使用的账目。这下麻烦大了,镇政府拒绝公布。镇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和派出所长一起找周严东谈话,劝他回头:“你是干部,不要跟农民搅在一起,否则会害了你自己!”“你想做农民领袖呀?”
周严东回答:“党员应该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我作为党员,就要做农民领袖,可惜我现在做不成,我觉得还不够格。”
从2007年2月起,硕集农民普法协会不断向至县农工办、省农林厅举报硕集镇政府挪用2006年农民筹资筹劳款一事。在省农林厅干预下,他们竟然把政府挪用的72.5万元款项要回来了,这件事堪称奇迹。2008年7月,他们又到省农林厅反映镇政府挪用农民筹资筹劳款,又要回了56.7万元,则是“奇迹再次发生”。
2008年6月,因为南蔡村村干部强行重复收取“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费,监督员蔡希领为欠费村民说公道话,被村干部打得头部、软组织受伤。普法协会站出来,找镇政府无效后,召集84位农民去县政府讨说法,信访局答应3天内处理,4天过去了仍没动静,普法协会又组织150人到县委上访。最终,县里把南蔡村村支书的职务免掉了,蔡希领医药费由镇政府赔偿。
“政府对农民集体表达特别敏感。但农民单个表达,他不睬你,集体表达声音大一点,才能引起领导重视。”周严东笑道,“传统农民什么事情都看干部,是人治思想,现在我们要培养农民的法制意识。公民社会应该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也想引导这种氛围,让农民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农民也有集体表达权。”
免职处分存在“程序违法”?
“假如我只是组织农民学法,他们也不觉得你另类。一用法,就与干部利益冲突了。”周严东对记者说,“有些领导‘叶公好龙’,口头说欢迎党内监督,你要真监督他,他浑身不舒服。”
农民普法协会向镇政府的“发难”,由于它的突然性、猛烈性和公开性而发出了砰然巨响。对于乡村干部来说,周严东等人做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破坏了乡村原有的秩序。在周严东带领农民讨回硕集镇政府2007年挪用的72万元中,镇里还不起,向县财政借款50万元;2008年镇政府向硕集农民归还非法挪用款50多万,其中30万又是借于县财政。
9次上南京向省农林厅反映镇政府乱收费的农民义务监督员陈乃定说:“我们的上访力度这么大,镇政府还在继续乱收费!2010年,何桥村又开始向农民收国家不允许收的费用了。以前村干部用喇叭通知交费,现在不嚷嚷了,挨家挨户收。这边退那边收,镇里给村里下了任务,农民抵抗不了的就交了,这在阜宁县很普遍。”
周严东说:如果没有农民有组织的抵抗,单靠乡镇干部自己,没法约束自己的冲动。国家在农村实行“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为的是解决农村小型公益项目的资金来源,更重要的是培养农民的民主协商意识。假如乡镇仍然把它作为向农民收钱的项目,“一事一议”就不过是侵犯农民利益的一个好听的名词,村干部就成了收钱的工具,村民自治就是空话,国家制订这项政策的初衷就不能落实。
这期间,还发生了周严东向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反映硕集镇三套班子滥罚滥奖、挪用原基金会农民股金等问题。班子内部有了矛盾,县委不得不出手了。2007年3月12日下午,县委组织部领导找周严东谈话:“经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因你在硕集工作时间较长,拟调你到陈良任副镇长,属正常干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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