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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严东分析说：“现在的形势是农村的传统文化没有了，被市场经济和基督教文化取代。教会对困难户有济贫，从精神、物质上慰问他们，对病人有临终关怀，死后还负责送葬。有的村连村支书都信教了。硕集镇上共有5个基督教教堂，教徒数量超过了党员数量。昨天晚上我们一起扭秧歌的8位农民，就有4位基督徒。”
　　这种形势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如何建设？周严东认为，华西村的模式不足效仿，那里不是新农村。只要没有“管理民主”，都不算新农村。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方针的五句话，前四句都无一定的标准，比如“乡风文明”，基督教文明也算乡村文明，佛教文明也算是乡村文明，而只有“民主管理”有明确的标准，只有它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本质特征。而要实现“管理民主”，就得把农民组织起来。没有组织起来的农民，缺乏对村干部道德败坏、行为专制的对策，他们对乡村政治生活总是不习惯干预而习惯了被干预，而合作社则是启发农村民主思想的中心和源泉。
　　
　　我一个人搞社会发展行不行？
　　 “现在革命遇到了低潮。”周严东苦恼地说。硕集农民普法协会兴旺时拥有100多名会员，周严东被免职后，大部分会员害怕而退出了，也有农民善良地认为“假如仍支持周严东的话，是在害他”。政府习惯于借助一个层层负责的体系，对乡村社会实行严密控制，乡村干部自诩为农民福祉的保护人。而硕集镇农民普法协会的活动，超脱了这个层层负责的体系，不免引起干部的恐慌。“在一些人眼里，我们好像是在与政府作对。我们认为是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中央文件的权威。党员应该与中央保持一致，还是与领导保持一致？”周严东问。
　　眼下协会只剩下十几名骨干人员，以“法律便民志愿服务队”的名义继续活动。他们在硕集镇上租了房子，自己掏钱置办了办公用具。挂牌子时，有老百姓问：“谁批准你们挂牌了？”周严东答：“法律没规定不让挂，我们就可以挂，无需经过谁的批准！”
　　“老百姓还习惯凡事都要经过干部批准，都要有干部参与。”周严东说，“以往解决农村民事纠纷主要靠干部，干部解决不好，农民就上访。我们成立了农民义务法律宣传队，民事纠纷就地可以解决，他就不用上访了。我镇一位农民，为税费一事上访了8年才解决问题。我们在2009年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开展信访代理后，处理了十来起事情，在本县范围就解决掉了。我觉得民间组织能发挥作用，对社会矛盾化解发挥很大作用。”
　　周严东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总是以国家最新出台的法规、政策为出发点和依托，但又总是与当地的某些成规相抵牾。2006年2月，硕集农民普法协会学习中央１号文件，文件里有句话：“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加快立法进程，加大扶持力度，建立有利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信贷、财税和登记等制度。”这句话令他们心头一喜，遂决定发起“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这是江苏省第一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
　　自从2004年农行从阜宁县各乡镇撤出，当地农村的金融机构就只剩下了信用社。“硕集富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刚起步，县信用社就向市银监会反映其“非法集资”，要求取缔，但盐城市委市政府表态其“可以作为试点”。2007年5月，盐城市委书记赵鹏专门来硕集富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调研，肯定他们的做法。而今该合作社已拥有方圆8个行政村的2168户社员，股金126万元，存款余额2450万元，借款余额2600万元。2008年阜宁县有8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现在已有20家。周严东说：“市场经济下的很多事情，让市场主体来办，国家的风险也减轻了。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还能推动国家的农村金融改革。”
　　乡下农民的家庭金融储备往往仅维持有限的余额，当他们起屋造圈、生意开张、看病办事需要钱时，一般选择向熟人求告或借高利贷，而借者则因担心赔本蚀息而犹豫勉强，事实上这也常常成为邻里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实是促进乡村文明和谐的一个载体。
　　“我认为中国的问题本质上还是农民问题。”周严东说，“改革开放之初解决了土地承包问题，现在国家要解决的是如何把农民变成公民，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代人的任务。我在基层工作，只能从自己目前能做的事情做起。”
　　“我曾跟硕集镇的其他干部开玩笑说，中央号召新农村建设要经济、社会统筹发展，你们那么多人搞经济，我一个人搞社会发展行不行？”
　　“我是小人物考虑大问题，挺痛苦的，不配套。人家说你多管闲事。我跟李昌平不同，他当初是乡党委一把手，可以从权政的角度改革现状。我仅仅是一名副镇长，只能从社会组织建设、农民自助方面做一些事情。他有其他能力，可以辞职不干。我的谋生能力差，又不会写，所以只好在硕集坚持了……” 周严东坦诚而无奈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