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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海地地震让创建65年的联合国遭遇了史上最惨痛的人员伤亡，然而秘书长潘基文宣布的联合国遇难者名单并不包括在联海团总部大楼内遇难的4名中国驻海地维和警察，因为后者代表中国，并不属于联合国雇员，这就如同中国驻联合国大使不能算作联合国编制人员一样。那么，真正的联合国工作人员中，有多少是中国人？他们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在联合国这样一个特大型国际组织中，除了秘书长和一些机构首脑需公选产生外，中层多为任命，基层的一般人员是聘用。较高级别官员需所在国政府推荐，过程同样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利益置换和政治博弈，因为无论谁做联合国秘书长，都需要会员国的选票。而在联合国大厦里有多少位子可坐，能坐上什么位子，恰恰是一国软硬实力在国际事务上的体现。
　　
　　秘书处里的中国人
　　 联合国内部机构设置，类似于股份制公司的布局：联大是最高审议机关，相当于股东大会；安全、托管、经济及社会事务这三个由大国主导的理事会相当于董事会；国际法院相当于监事会；而负责联合国日常行政事务，并给其他机构提供服务支持的秘书处则相当于经理室，秘书长等于是联合国的CEO。
　　联大一年开一次，托管理事会1994年起事实上就停转了，安理会和国际法院不常有事发生，经社理事会事务相对多一些，但真正日常性行使权力的只有秘书处。若其他机构暂停，联合国还能运转；秘书处一旦停业，联合国肯定全线歇菜。
　　为联合国工作的中国人，多数都集中于纽约总部的秘书处。秘书处的国际职员有1.2万名，其中来自中国的有约300人，但真正中国籍的只有200余人，余者为海外华人，不乏1971年之前就在职者。港澳台人士虽是中国人，但用本埠护照，只有在占用中国名额时才在联合国工作期间换用中国护照。这些非大陆人士却多担任较高级别或专业性职位。大陆职员只要不是借调类，多从事翻译工作，占秘书处100余名中文翻译的绝大部分，少数担任各办公室秘书。
　　除了这些P级（专业人员）和G级（一般服务性人员）职员，高级（D级）或决策职位上的中国籍官员只有11位，包括1名副秘书长和10名D级官员。由于副秘书长一职五大创始国都能分得至少一个，缺乏可比性，所以真正能体现国家地位和影响的还是D级官员的数量。在这一领域，中国排名第七，落后于美、德、英、法、俄、印度。
　　与P级和G级职员基本通过公开考试选拔，然后列入后备人才库“候补”不同，D级官员主要按地域分配，各国享有不等的名额区间。这样的关键性职位共有2700多个，除了朝鲜等国，177个成员国均有权推荐人选。秘书处的考核对于少数高官或中层来说只是一个形式，因为这些人都是由所在国政府推荐，通过借调方式选拔上来的，本质上是政治任命。
　　由于地域分配的都是关键职位，很容易引起国家间扯皮，所以联合国采取了“多出钱，多占位子”的做法。当然，会费不是想出多少就出多少。联合国三年一普查，参照该国国民生产总值、人口和支付能力决定其分摊比例，并设22%上限。中国在2007～2009年三年期承担2.667%的会费，有60余名地域分配人员，今年则升至3.189%。
　　
　　陌生的中国籍副CEO
　　 D级官员人数众多，不便详述，倒是前后7任中国籍副秘书长的履历值得把玩。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中华民国的胡世泽是曾参与创建联合国的副秘书长，但只能称之为第一位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华人了。
　　新中国第一位联合国副秘书长是唐明照，1972年至1979年在任。这个广东人幼年随家迁居美国旧金山，后来回国在南开读完高中，之后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与乔冠华、章汉夫、章文晋、齐怀远等未来新中国的外交骨干成为校友。九·一八事变后，唐明照加入中共，任北平市委组织部长；1933年返美考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后加入美共，还在美国政府做过翻译。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肆虐，唐举家返国，从此成为中国外交部的干将。他既是老党员，又在美国待过，可谓又红又专，加上年长，故而成为副秘书长的不二人选。
　　唐明照在秘书处政治部执掌殖民地和托管地事务，而其后三任中国籍副秘书长——毕季龙（1979至1985年）、谢启美（1985年至1991年）、冀朝铸（1991年至1996年）都在技术合作发展部担任副秘书长。其中，毕季龙、谢启美都毕业于中央大学，家世都不错。毕曾在国民政府任职，但1941年加入中共，后带职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深造，朝鲜战争爆发后回国加入外交部，先后参加板门店谈判、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谢外交履历相对简单，只在瑞士、英国、瑞典和美国外驻过，但其兄乃中共传奇外交家章汉夫（本名谢启泰）。谢启美主管技术部期间，该部一度面临财政危机。至于冀朝铸，9岁时因山西沦陷随父母赴美，1948年考入哈佛化学系，两年后因朝鲜战争回国，在清华学化学，1952年调至朝鲜战场担任翻译，回国后担任周恩来的翻译近17年之久，人称“红墙第一翻译”。
　　第五、第六位中国籍副秘书长，都是在秘书处主管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金永健（1996至2001年在任）北外毕业后入外交部，先后派驻肯尼亚和尼日利亚，后驻联合国和日内瓦。陈健（2001年至2007年在任）毕业于复旦大学英语系，之后又在北外翻译班进修，1966年进入外交部，就职于冷衙门国际司。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后国际司走俏，陈健的外交生涯开始与联合国联系在一起，除了依制回国任职和1998年驻日，其余时间都在联合国度过。
　　相对来说，中国籍现任副秘书长沙祖康的知名度比几位前任高得多。沙197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从驻英使馆科员做起，1988年起派驻联合国，1993年银河号事件中表现突出，此后成为多边外交的主力，长期负责军控事务，2007年被任命为经济社会事务部副秘书长。
　　七人七张脸，但大体可以分为两派——前四位称作老派，后三位称作新派。老派多出自家境殷富的上层家庭，有三人在美国接受教育，海外阅历很丰富，又在政权更迭的乱世经受了政治历练，其功力不言而喻。而新派的青春岁月是在新中国封闭落后的前30年度过，也打上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烙印，相对来讲缺乏老派前辈的圆融和练达，这一点在最小字辈的沙祖康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譬如他那毫无逻辑感可言的著名“人权好五倍”言论，虽然不确定是否真如他所言有人鼓掌喝彩，但若有人拿2200万人口的朝鲜和360万居民的新加坡作比以示反诘，真不知沙副秘书长该如何作答。当然，用他的话说这叫风格。
　　虽说都是堂堂地球副CEO，但公众普遍比较陌生，知名度也是越往前溯越低。这固然有信息渠道的时代差异性制约，但主要原因有三：首先，联合国人员的“国际性”模糊了政治属性，各国新闻报道中联合国历来只是较重要的配角。其次是历史原因，联合国功能延伸、影响扩大也是冷战结束后的新现象，而中国在1970年代对联合国的定位是话语平台，真正开始重视其功能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所以宣传报道长期不足。最后，联合国机构繁多，平均出镜率低，公众视线主要给了秘书长。除非出现全球性热点问题，相关机构长官才能混个脸熟，譬如朝核、伊核危机就捧红了巴拉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