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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香港特区政府定性为“与内地经济全面接轨”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拨款案，经过了香港各股势力的激烈拉锯，1月16日傍晚终于获得立法会财务委员会通过。
　　然而当立法会大楼内正准备投票之际，大楼外包括绝食120小时的千名抗议群众已开始蠕动，示威中心稍作讨论即以微博和口耳相传的方式，传出决策，10分钟后，近百名年轻抗议者列队以苦行方式，游行围绕立法会大楼，表达不满态度，途中遭到警方封路并被隔开两截，最终出现了示威者与警员隔着铁马推撞、警员以胡椒喷雾予以阻止的激烈冲突镜头，而有关官员和支持高铁拨款方案的所谓“建制派”议员，也要在警员团团保护下，才敢离开立法会大楼。
　　尽管特区政府在事件中完全占据了社会话语权，且“打通香港与内地经济命脉”，也完全符合金融海啸后香港主流社会的逻辑，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事件最终演变成了一个动员“80后”年轻人上街、凝聚各界反政府力量的社会运动。
　　过去一段时间，在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三次讨论有关拨款案时，大门外爱丁堡广场上，都热闹地举办着嘉年华会式的抗议活动，参与的除了示威的“80后”主体，还有更多知识界、大学和中学生、网上媒体成员、工会、环保、妇女组织，农村有机合作社等团体成员，甚至包括那些在附近兰桂坊玩乐后路过加入、西装笔挺的专业人士，还有媒体从业员、摄影爱好者、小区组织像“西贡之友”成员、专业社工等，显示出个中的多元组合。
　　事实上，这波所谓“反高铁”社会运动的核心，根本不在于反不反高铁，重点也不在于经济发展的方向，而是争取城市规划过程中公民参与和表达的权利，并要求在讨论过程中，融入更具多元性的香港本土价值。“反高铁停拨款大联盟”发言人、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司徒薇在立法会通过拨款案当天的发言就很有代表性：“我们不是反对兴建高铁，但我们热爱香港，我们希望市民有参与讨论使用土地的权利！”
　　
　　“与内地经济接轨”的急迫
　　 此次引发争议的香港高铁的全称是“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广深港高铁全长约140公里，广州总站位于石壁，途经福田、龙华和虎门，最后经香港段到达香港总站西九龙。广深港高铁内地段早已在2005年底动工，计划2010年落成，香港段的建设却一直行动缓慢。2009年2月，香港特区政府才与铁道部签署备忘录，承诺香港段争取在2009年底前动工，并于2015年投入使用。
　　签约之后，港府便沿用殖民时期的做法，按程序进行社会咨询，所谓咨询，都只是将文件公开放在一些政府机构及政府网页里，被动式让社会取阅，当时媒体并没有大幅报道，只有一个由泛民主派成员为首的工程界人士所组织的“公共专业联盟”，质疑港府的计划只以融入“珠三角一小时经济圈”为目的，而非让高铁融入整个大陆，乃提出另类的路线及终站建议，并作出预算，将造价由接近700亿港元，降低到300亿左右。
　　这种专业的论证，引起知识界的关注，但并未成为全港性的话题，及至元朗有数百户的菜园村因为高铁的建设遭到征地、引起激烈反抗，此事的影响才不断扩大。网络媒体随即加入成为平台，开始凝聚以“本土行动”成员、社工组织和学界人士的关注，向媒体发声；由于事件涉及故事性、冲突性、人本性，主流新闻媒体加大报道。尽管在媒体版面和画面上，仍然充斥着港府“喂哺”的数据，包括高铁必须快建、对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能创造多少职位、什么时候完工、48分钟到广州、10小时到北京等内容，小小菜园村还是成了香港高铁的“钉子户”。
　　无奈之下，为了保证高铁工期，政府只得推出高达8600万元的“天价”赔偿终极方案，合格住户都可获60万港元的特惠津贴，较原先的13万元高了近4倍。此次香港高铁之所以造价昂贵，与全程隧道不无关系；而这也是特区政府的无奈之举，因为不采用隧道形式，将要面临更多的征地拆迁问题，代价可能更高昂，很可能延误工期。
　　港府对于“与内地经济接轨”，的确是心急如焚。为了应付世界金融海啸对香港经济的冲击，加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来势汹汹，港府和商界都有“被边缘化”的忧虑，去年初乃急速成立经济机遇委员会，由特首曾荫权亲任主席，并具体提出发展六项优势产业，然后又积极与广东省方面签订十多项经济合作协议，到上月特首向北京述职时，并提出参与并配合北京正在厘定的“十二五规划”，期望能获得北京更大的支持。
　　香港舆论对于港府主动参与北京的“十二五规划”，除了少数报章去年曾全面表达支持立场外，也只有寥寥学者公开表达意见，且重点是要求港府加强规划能力，可见香港主流民意根本是支持特区政府带领香港融入内地经济的，至于高铁方案，被舆为特首“御用智囊”的智经研究中心委托岭南大学进行的民意调查指出，近七成18岁以上香港市民支持兴建高铁，2/3赞成立法会尽快完成审议高铁拨款，过半数受访者认为，若不尽快与建高铁，会阻碍香港与内地经济及社会融合，影响香港长远竞争力。
　　
　　2009年香港最大的黑色幽默
　　非常吊诡的是，当特区政府视“发展经济为硬道理”，“急速与内地接轨”时，却与香港越趋本土和多元的价值，擦出了冲突的火花。
　　香港从2006年开始，保卫喜帖街、天星码头、皇后码头、凤园等社会运动此起彼落，大部分媒体都形容这是保育运动，又或指这些都只是一种集体回忆的情绪性行动。然而从深层意义剖析，那是一种维护香港特色，捍卫香港价值的反省。就像法国社会学家Henri Lefebvre论说，是对城市行使权利的运动；当这种运动面对着港府以霸王硬上弓手段，不问过程，只求融入内地经济的高铁拨款案，自然引起强烈反弹。
　　在是次社运中扮演积极角色的岭南大学文化系讲师叶荫聪便说，我们曾几何时，不是强调香港要“面向国际”的吗？怎么现在都朗朗上口，只知道“背靠祖国”？司徒薇说得更直白：“这是一个很多想死很少想象的城市，在知识只被理解成经济，创意只被理解成工业的香港，智慧与创意都难逃变成资料与指针的厄运。”
　　香港社会从殖民时代起，已成为数据化、只知技术的城市，文化界在这次运动中也提出反思，批评特区政府延续了殖民政府的“地产主义”，大陆资金涌至，成为香港楼价去年急速飙升甚至淹至新界中产屋苑的情况，引起社会极大民怨，有参与包围立法会的曹姓中学生便说：“我们并不是反对经济发展，而是反对不公义的经济发展。”当社会一直窃笑所谓的“中环价值”，其实就是中环的“圈地运动”时，有声音质疑特区政府如今是否炮制另一个“西九圈地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