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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些指标则进入市场拍卖——重庆存在两个土地拍卖市场，实物土地拍卖和土地指标拍卖。重庆于2008年底拍出两幅土地共1100亩土地指标，单价均为每亩8万元。竞拍成功的企业并不拥有土地，而只是拥有建设用地指标——他们还需要另外购买土地。自然，两个土地市场的拍卖的收益都归国家所有。
　　而浙江和成都试点，则没有指标拍卖这一环节。政府直接整理农村宅基地复垦土地。重新获得建设用地指标，然后再将城市周边的耕地开发为城市建设用地。
　　无论何种改革，国家依然是城市土地的唯一垄断提供者。而增加的“土地供应”，仅仅是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土地储备——至于是否出让给开发商，则完全依赖政府的决定。在土地出让收入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财政来源的当下，地方政府完全有动力“饥饿供地”，实际上，2004年至2007年的房地产高潮中，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从没有完成过土地出让计划。
　　很显然，在“政府之手”的操纵下，不能按照市场需求尽量建造住宅的原因主要因为土地的供应不足，公用工程的供应同样不足——盖房子是离不开土地的，是离不开“七通一平”的。
　　“中国已经没有完全符合开工条件，完全可以立即进入施工的住宅用地了吗？当然有，而且还有很多。”易宪容感慨，不过这些土地都闲在那里，只能用来长草或是种菜。而很多人——包括痛苦地正在承受高房价的人都认为，必须确保那些“杂草生长”的土地的面积不被“消减”，却不允许这些土地为了得到更多的利润，自由地转化到住宅产业的消费与生产中来。“房地产行业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系统，它与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投资渠道以及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而其中最关键的根源则是政府对于土地要素的态度。”
　　陈国泉认为应从土地资源的更有效利用、城市化进程等多个方面来综合考虑18亿亩红线的目标，使土地资源的使用最终能服务于有效配置资源和带给老百姓更多福利这一新时期下的施政目标。而这一切要付诸实施，都有赖于中国政府能够真正推动土地制度的改革进程。“在中国的现实之下，如果政府不主动改革，市场会制造出越来越多的现实来逼着政府接受。这不仅被动，而且结果还不可预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