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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窥蠡测，贵在支点。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以“欢送者”的身份遥视海外拓展的中国资本，对在异质文化环境下安家落户的中国资本，常不能导出阿凡达式的3D图景，而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缺乏以海外为镜像的反观维度。这也是2010年伊始我们要做的一件特别的事：用海外文化镜头审视全球中国资本“10年代”下2010年的未来。
　　
　　大势
　　“尝就天下之大势观之，门户不同，风气亦异。”一年前，德国已经把“世界第一出口大国”雅号让给了中国，日本也可能最迟在2010年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交椅让给中国坐一坐。2010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传出了中国人的声音，而同月在加拿大召开的G7财长会议上虽然没有中国人声音，却自始至终充斥着有关中国的话题。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在201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承认，过去25年最重大的事件不是金融危机，也不是柏林墙的倒塌，而是世界一部分国家的快速致富。英国《经济学家》近期一篇讨论中国资本海外扩张的文章也承认，自1978年中国经济对外开放以来，中国一直疯狂地致力于赶超西方富裕国家。境外经济观察家认为，中国“变富”，正是中国对外投资快速持续增长的事实起点。
　　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变富”来源于“不正当”地抽取外贸盈余，巨额贸易顺差堆高了外汇储备，榨干了西方银行流动性，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虽然他们的观点不足一驳，但也揭示了一个新问题：一个国家究竟能依赖于出口贸易到多大程度？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看国际收支盈余。一个健康的债权国，总会在贸易盈余和国际所得盈余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并保证所得收支盈余以及对外资产余额适度增长。光凭贸易收支盈余，可以成为贸易大国，但却不是贸易强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增加给自己的经济增添了不稳定的风险，也影响了自己货币政策的永续实施，受制于人。
　　所以，以中国主权基金“中投”为龙头，以国企为排头兵，民营资本奋力冲刺为特点，构成中国资本输出“雁阵”，已经是长达20多年商品贸易获利和长达30年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过度饱和之后，必然形成的“反哺”趋势。外电评论，中国资本在全球发起收购风，虽然杂乱无章，拳法离谱，但又像是中国政府“深谋远虑后的全球战略部署”。
　　这样的大势意味着，受金融危机冲击而资金匮乏的国家，将会展开双臂欢迎中国企业的投资，而即便一些经济体举起保护主义的旗帜向外资关上大门，受政府支持的“咄咄逼人”的中国资本，出于对某类投资的偏好，也会想方设法从门缝边挤进来。这也决定了中国资本当前的盈利预期和模式，不会得到资本买方优惠条件的有力支持。
　　数据表明，2008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下降20%以上的背景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降反升，而且大幅增加，直冲550亿美元大关，是2007年的两倍，而2009年则在2008年基础上，又狂涨了两倍多，估计在1500亿美元左右。2010年的增长速度不会逊于过去水平，因为相较于中国吸收到的近万亿美元外资和2.4万亿美元的外储，中国对外资本输出尚有万亿级空间。
　　中国资本输出潮在“中国创造”还未成型时就不期而至，这多少有点“悲壮出发”的味道。法新社一篇评论说道，在“中国工厂”外移运动中，除去劳动力相对优势之外，从管理到规则到核心技术，均不会为“中国资本”增添上中国人所谋求的额外附加值，顶多就是减缓了外汇储备过大引发的货币政策压力，为进一步提升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盈余水平制造有利条件。
　　
　　担忧
　　我们这里所谈的“担忧”不是本体论，而是相对论，指的是资本接受国对资本输入的感官投射于对方后形成的压抑性心理反应。
　　2009年发生了几件针对中国的“排异”现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莫斯科切尔基佐夫斯基大市场及罗马尼亚一些市场被当局强令关闭，致在市场经营的华商损失惨重的事件。事件现在又转化为集中羞辱中国货的事件。
　　表面看，这是一桩商品贸易摩擦事件，但从俄商可卖华货而华商不能卖华货的现象上看，这系列事件本质就是中国民间资本海外游击战中的集体性被人歼灭，它反映了中国大部分民间资本海外成长中没有主流化的困境，也即在与当地本土资本进行面对面肉搏式竞争后败落的事实。
　　这主要是因为一部分来自中国的民间资本的进入，必然导致本土资本的萎缩和失业人口的上升，形成“温布尔登效应”，从而聚合成政治压力。印度要吸引中国资本但又不要中国劳工输入，就是保护本土就业率的预防性措施。之前疏于预防性措施的，现在就恼羞成怒，不惜制造切尔基佐夫斯基“一只蚂蚁”市场事件。还有一个原因则是来自异质文化的固有偏见，意大利特意放大华商集中的地方喧哗和不讲卫生一面，媒体上反复给受众讲“一个举止优雅的意大利女士站在阳台上，一小时之内就先后有30多个粗鲁的中国男人在对面墙角上随地撒尿”的故事，就是用文化因素驱逐中国民间资本、捍卫其本土就业的最有效策略。
　　对于中国货在海外的拓展，这些在海外打拼的民间资本做过历史性的贡献，但由于“中国制造”除了价廉上占尽优势之外，大都再无其它领先于竞争者的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海外中国民间资本经营者顺势转型，使之没有上升到较高竞争链上，一直守着二三十年前的经营模式。随着规模的庞大化，引来地方的排斥，这是可预期的。
　　2009年是海外中国民间资本密集受难的一年。民间资本今天之遭遇，未必不会发生在到海外开拓市场的中国国有企业身上。“本土得利”，永远是外资合理化的第一原则，只要外资的存在或扩张到了接受地难过的程度，外资被打压甚至被没收，都是有可能的。委内瑞拉“玻利瓦尔社会主义革命”下的国有化，没收了部分外资，这不是拉美才有的孤例。那些拥有复杂的劳工保护法律的国家，也会想法设法在中国资本上做足文章，直至抽干中国资本最后一滴血。上汽对韩国双龙收购的全败，就是输在了低估韩国工会力量上。还有一点是，就如日本《产经新闻》所评论的一样，“温布尔登效应”另一种延伸就是对等开放，对中国投资市场准入造成压力，这属于逆向担忧。《金融时报》称，如果西方国家赞同中国企业可以自由进行海外收购，那么，这应当使中国面临进一步开放其国内市场的压力。
　　另一方面，出于对有竞争力技术流失的担忧，欧美在抽走核心技术后，把剔光了肉的光骨头式的空壳企业拿出来，引诱中国收购。TCL购得空壳化的德国施耐德，负上沉重包袱，TCL就此一蹶不振。联想比TCL也好不了多少，海尔吃下IBM笔记本品牌后，才发现觊觎的并没有抓到手，联想2008年第四季度为此大亏损，2009年虽然打了翻身仗，但令人沮丧的是，所谓的“创纪录利润”都是靠国内垄断市场创造的，联想在美国的市场上依然步履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