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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官员经常讲到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2004年，住在成都大邑县西岭雪山半山腰的一位农民给市长写信，渴求给他们家装上电灯。成都经济已经高速发展了几十年，竟然还有人家里没能用上电，市长当即要求给予解决。
　　按照测算，即使用最原始的方法，仅拉条电线到这户农家也要5万元。而这样做后，电的损耗会很大，即便通了电，这户农民也无法承担高昂的电费。而他将来需要的还有水、气甚至光纤，这样一来，将是一个无比庞大的开支。
　　从理论上讲，工业、土地和人口集中了，分工深化，收入提高。改革者开始用产业集中把农民集中起来，在集中区建学校和医院。但又形成了一个非常微妙的现象：一方面农民勤于到城镇打工，农民有天然进城的愿望，但对于政府推动的集中居住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热衷。改革者认识到，农村经济要素不市场化，城市化是推不动的。要市场化，那就必须确权。这正是“长久不变”的来由。
　　走到这一步，改革实际上已经在先行先试的名义下突破了固有的一些框架。这也是成都实验同时也强调“封闭运行”的原因之所在。改革者谨慎把握着其中的界限。
　　成都方面有人将初期的改革称为“自费改革”。统筹委的一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政府在改革中做了哪些财政投入时，经常使用“咬牙”这个词汇。无论是解决历史欠账，还是每个村下拨20万元做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都是如此。这位官员也坦承，单纯给钱的话，今天班子开明一些，就多给一些；如果明天换了一个班子，可能就少给一些。
　　“自费”某种意义上说是体现了政府的“良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月27日下午3时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时曾说：如果说把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看作是政府的责任，那么，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分好，那就是政府的良知。“自费”常常就是良心钱。还债，是良知；切一块蛋糕，让农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也是良知。在成都的采访过程中，就有官员谈到，国家对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有着严格的管制办法，但粮食安全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农民的责任，让农民过多承担是没有道理的，更何况农民也没有能力承担。成都市实行耕地保护资金和农民养老挂钩，实际上也是政府出一部分“良心钱”激励农民承担本无力也无责承担的国家任务。
　　但成都的实验说明，走向真正的共享最终是要触及深层次体制问题：第一是农民农村自身有持续发展的动力；第二是从制度构建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第三是民主权益有效发挥和得到保障。
　　
　　深水区的悬念
　　正如成都的改革者所说，现在的改革是为以后打下牢固的基础。在政府主导在全市全面推开四大基础工程的时候，成都实验也进入了深水区。基层民主是否能继续改进官民关系？土地集中后的产业支持是否足够，以便农民能不断分享权益？医疗、教育等城市优质公共资源向乡村倾斜的动力是否能持久？更多的悬念留给了未来。
　　农民的城市化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成都农民的城镇化现在仍集中于县城、重点镇和农村新型社区。其中，数千个农村新型社区是主体。成都实验实际上带来了农村社区的复活。
　　这个方向和中央政府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新型农村是稳定中国社会的蓄水池。不过，这却部分影响了沿海廉价用工问题，间接带来民工荒，倒逼了社会改革。正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所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城镇化要以中小城市、小城镇为重点，是非常符合现在这个阶段实际的，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让高度集聚在大城市的产业适当迁往内地，迁往中小城镇，适当转移出去一部分，人也就不必都跑到大城市中来了，在家门口就可以就业。记者在采访中理解到，成都在城乡统筹过程中，也客观上会带来西部劳动力就地消化的结果。
　　成都的改革者普遍在思考改革的可持续性问题。客观而言，成都的实验有两个大的外部约束条件没有变化，一个是户籍制度，一个是现有的财税制度。这两个外部约束条件决定了，一方面，改革者需要不断强调城乡统筹是一把手工程，不断督促各级一把手出面协调重大问题，保证对乡村倾斜政策的落实。并且是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具体牵头，协调各个部门。另一方面，基层干部的角色要发生重大变化。正如改革者所说，“市管干部我们能管，区市县，特别是基层干部应该交给群众去管”。
　　成都实验能够真正继续下去的动力来自于基层的创新。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和中国过去的改革一样，成都实验采取了试点的办法，在试点中基层进行了创新。比如东岳社区的产权改革，油榨乡马岩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袁山社区集中居住，邛崃市羊安镇汤营村的集体经济，等等。都江堰市柳街镇鹤鸣村等议事会的兴起，也是起源于基层在确权中如何解决各种纠纷的创新。官方称，“村民议事会”是农村产权改革的一个“意外”收获，这个“意外”如今却成了改革的最关键的环节。
　　另一方面，这些试点无不是充分彰显了基层真正自主自治后的活力。正是在统筹改革对农民“还权赋能”（经济学家周其仁语）的过程中，基层民主治理焕发了生机，摆脱了以前单纯的选举争斗，甚至沦为“黑金政治”的劣质状态。可以说，没有基层民主治理，就没有成都城乡统筹改革的成功。成都的改革者提出，不要代民做主，要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记者在采访中的感受是，这绝非讲讲而已。这不仅是实践说明的道理，也与改革者的抱负有关系。
　　因为，记者了解到，有国内权威的专家曾经力劝改革者不要把改革推向全市，在几个点上做好了就够了。道理也很简单，改革充满风险和各种不可控因素，一旦出现问题，那也将是全市范围的事情。但改革者决心推行“全域成都”的理念。那么多村子，情况千差万别，那么多干部要全部动员起来推进“利益调整”的改革，如果没有基层治理机制的到位，那么改革者的愿景就将沦为一句空话。
　　历史教训是有过的。以前有的地方也搞过类似农民土地入股的改革，最终由于民主治理机制的缺位，出现了大量的内部人腐败现象，制造了大量矛盾。尤其是土地规模经营和政府投入乡村的资源，如果没有健全的民主治理机制，极可能的后果是，不但不是城乡和谐发展的开始，反而是新一轮基层官民矛盾酝酿、积累然后爆发的周期的开始。
　　正如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提醒下属们说的那样：四大基础工程，既要按照时间计划、要求来干，但又必须保证质量，一定要经得起历史检验，不要今天确了权，明天涉及到动田动地就不算数了，你不算数，老百姓也不算数，将来他是要找你算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