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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
　　
　　虽然中国GDP增长速度一路高歌猛进，但到了2010年，有识之士似乎正在形成一种共识，那就是中国经济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现在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中国经济空间怎么了？它的深层问题到底是什么？严重的结构失衡问题如何解决？全国“两会”期间，这些问题也是讨论热点之一。本刊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他认为，中国经济失衡的根源是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参与，而民主有利于遏制这一趋势。
　　
　　政府行为导致经济失衡
　　《南风窗》：目前中国经济失衡已经表现非常明显，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
　　姚洋：这可以有很多种解释，很多解释都有道理，但我认为如果要找问题的根源，那应该是不当的地方政府行为。中国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巨额经常项目盈余及其低效利用。二是消费占GDP比重下降。三是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下降，政府和企业所占比重上升。现在劳动者收入占GDP的48%，居民收入占52%，政府占24%，企业占28%。而10年前居民收入占GDP的68%。这三方面问题的积累都和地方政府行为密切相关。
　　经常项目盈余是一个国家年收入减去支出的余量，等于是一个国家的净储蓄。净出口是储蓄，中国贸易严重出超，也就是国内储蓄过多，这说明赚来的钱没有花掉。国内有这么多的外资是很奇怪的，中国现在有那么多的盈余，高峰时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12%。自己的储蓄都用不完，一些地方还在大力对外招商引资，为什么呢？因为地方政府偏好资本密集型企业。
　　我到一些地方的开发区去看过，这些地方对开发区企业有一个重要衡量指标，那就是每亩地的产值，认为只有亩产值高的才是高质量的投资，对就业却没有硬指标。这样的投资肯定都是资本密集度很高的，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不可能一亩地产值上千万，这个指标不可能高。为了吸引投资，地方政府纷纷压低土地价格，并给予各种优惠，作为补偿，投资必须能够带来GDP和税收高增长。这就决定了地方政府会青睐高资本密集度的投资，排斥劳动力密集的投资。
　　中国地方政府对资本密集企业到底偏好到什么程度，有一个很好的指标，就是外资投资企业的资本密集度是低于国内的。2004年经济普查的数据表明，内资企业资本密度为50.3万元/人，而外资企业的只有31.4万元/人。中国这些年资本密集度越来越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由于资本密度的增加，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从上世纪90年代的0.3（即每1%的经济增长带来0.3%的就业增长）降低到目前的0.08（即1%的经济增长仅带来0.08%的就业增长）。中央政府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结构调整的重要政策，但地方政府的理解往往是提高产业结构，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这会继续导致对高资本密集度的项目的偏好，反倒对结构调整是非常不利的。
　　消费占GDP比重下降，这意味着没有把经济增长变成百姓福利。目前中国政府支出里很多都是在投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是24%，其中政府储蓄占10%，政府用于投资的金额占政府收入的40%。这说明中国的税收并没有直接用到百姓身上。一般来说10%是国外政府投资支出的高点，新加坡比较特殊，政府投资性支出很高，也不过25%，一般国家都只有5%。我计算过，如果政府投资性支出的比例下降到10%，则消费占GDP的比重就会增加5个百分点，现在消费占48%，如果能到53%，消费就起来了。因为很多地方政府就像公司一样，当然不愿意把钱投到老百姓身上，用于投资，既能拉高地方的GDP，又能带来税收。
　　现在是GDP增长很快，但是老百姓消费的增长慢了很多，百姓消费降低，企业和政府的消费有限，国民总储蓄自然上升，进而逼迫更多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失衡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再看居民收入。经济增长的目标是提高民众福利和幸福感，但近15年来，居民收入提高的速度低于人均GDP增速，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逐年下降。从1995年到2007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由68％下降到52％，企业和政府收入所占比重分别上升了约12个百分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的研究表明，在过去20年里，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以每年14.6％的速度提高，而同期制造业员工的工资增长速度平均只有7％。这就会造成相对而言的国富民穷。
　　国际上对中国有一个误解，认为高储蓄来源于中国人勤俭的文化传统。事实是，中国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并不比其他国家（如印度）高很多，储蓄增长主要来自于企业和政府。企业和政府储蓄主要不是以银行存款形式出现，而以投资形成的资本体现。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必然导致消费比重下降。中国的国民储蓄率达到52％，超过一半的GDP是投资和净出口。政府的过度投资行为对中国的结构调整是非常不利的。
　　《南风窗》：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不能只就经济论经济，很多经济难题已经是政治问题了，目前的很多政府行为都是反结构调整的，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的前提是政府行为转变，不管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多么正确的政策，如果没有政府行为转变作为前提，都得不到合理的实施，所有有利的局面都可能变成看空的理由？
　　姚洋：可以这样说。在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其实更像一个公司，有很大的投资盈利冲动。过去一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仅从出口来说，过去的出口每年增长近30%，去年是负的5%。这样看来，如果政府什么都不做，GDP增长应该从10%下降到4%~5%，去年能够保持超过8%的增长速度，正是政府投资起了主要的支撑作用。可以说去年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成功的，但这解决不了中国经济的长期问题，长期来说，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等问题有可能造成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失衡。
　　
　　公权改革走回头路
　　《南风窗》：政府改革也进行了很多年了，为什么现在会存在这么严重的不当地方政府行为？
　　姚洋：当然有些是因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必然会面临的问题，这个无从避免。但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改革开放30多年了，很多项改革已经接近尾声，但有一项改革还远没有完成，那就是政府改革，改革至今并没有解决政府职能的转换问题。上世纪80年代，政府改革力度很大，90年代更是提出大社会小政府。上世纪90年代的“民营化”和政府改革浪潮，使政府的权力受到了控制。20世纪后20年改革的一大成果，是缩小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按这一路径，政府权力应该越来越小，通过逐步限权最终实现公共政府。但是过去这八九年，政府的改革没有保持原来的势头，或者说得更严重一点，如果从政府权力来说，过去八九年中国在政府改革方面是在走回头路。这些年，政府权力增加很快。去年的经济刺激政策客观上更使政府权力空前高涨，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大有回潮之势。过度参与经济活动决定了中国政府是一个生产型政府，其反面是公共财政的严重缺失。公共财政的缺失导致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政府行为的商业化。
　　《南风窗》：从经济角度来说，政府权力的增加表现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