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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来，薛涌严厉地批评国内“主流学者”，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家”。先得分别一下“主流”的概念。在薛涌看来，“中国的主流学者”，是应该打引号的。因为“草根才是主流”（薛涌一本书的名字），而中国的“主流学者”，例如“主流经济学家”们，尽管也主张市场，但他们往往精英意识过重，他们的知识可能已经老化或比较有限，他们可能实质上是蔑视草根的。薛涌很不待见他们。每当他们有“不主流”的表现，薛涌的批评直言不讳。
　　几年下来，被薛涌批评过的主流学者已经可以排成一长串。其中包括吴敬琏、茅于轼、江平先生这些在当今中国享有良好口碑的前辈学者。他们被认为是从上世纪中期以来，硕果仅存的几位跟上了新时代，并代表着当今某种社会良心的人物。以中国内地的话语质量，这些人要是说几句“错话”，人们是会“默许”的。应该承认他们在这个良心和勇气稀缺的时代不时有可贵的表现。可是，他们没有被薛涌放过。薛涌认为他们过度精英化并且也已经利益化。
　　犹记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中，薛涌一面批评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对这样的公共事件发出批评，一面又批评那些发出批评的主流学者，如吴敬琏先生和江平先生。吴敬琏先生表达了“拆迁不应该按市场补偿”的意见（因为房屋在市场中升值并不包含物主的劳动付出）。江平先生指责事主吴平女士“以个人利益对抗公共利益”。这是当时最令公众困惑的两种著名的意见，他们来自著名的主流学者，但国内报刊舆论并无鲜明的反驳。身在美国的薛涌却发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这是知识精英认同强势集团剥夺他人财产。
　　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这一点是社会共识。但如何面对这样一个社会，知识分子们就此左右分开了。中国社会到底是“仇富”厉害，还是如另一种意见认为，是一个“仇穷”的社会，这还是一个争议中的问题呢。有一种判断是，中国社会对穷人有制度性的剥夺，这是一个由主流的强势力量支持的“仇穷”的社会，贫富之间已经尖锐对立。
　　薛涌对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批评则演化成为一段著名的“公共辩论”事件。茅老很有德望，也真正身体力行通过创办扶贫学校以及农村小额信贷等方式为穷人办事。他的这篇文章被认为是他作为“一个好人”的社会角色的注脚。可是，薛涌并不这么看。他认为富人已经垄断了绝大多数社会资源，包括话语权。而茅先生所谓的穷人“仇富”的社会情绪，则是穷人权利的一部分，甚至说一定程度的“仇富”对社会有良性的作用。这一辩论到后来带动了更多的人参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薛涌以其不遗余力地为穷人辩护，并且为穷人的“仇富”辩护，被指为有民粹主义思想。在上述这段公案里，更富于意味的是，评论家们在言论上的维护穷人，与茅老行动上的帮助穷人形成有趣的对照。沿着这个对照，或许就能揭开中国民粹主义者的补丁。
　　奇怪的是，中国的主流学者，并未正面回应过薛涌。薛涌问道，“是不是我的观点过于浅薄、不值得回应呢？”从文本来说，《仇富》可能是薛涌比较粗糙的一本，但它记录了中国社会迅速分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还是值得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