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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月前，当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决定将“第六届中国戏剧文学金奖特别奖”授予剧本《幸遇先生蔡》的时候，沙叶新予以拒绝。他的理由如下：我是名誉会长，作品又得奖，等于是自己选自己。我更希望把名额空出来，给别的创作者。那些人可能比我更需要这个奖，他们需要支持。
　　这样一来，沙叶新失去了一项荣誉，以及一笔1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有些人是争着挤着进来。沙叶新倒说他不需要，这个人的可贵之处就是这一点，他的独立性，不被任何东西左右。”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长曾献平说，“但他的剧作又是够水平的，不参评，我们认为不合适，还是要给他一个奖……”
　　此后，评委会别出心裁地为他量身订做了一个“评委会奖”。颁奖那天，沙叶新的一出话剧《江青》正在香港公演。首演结束，曾献平上台为他颁了奖，奖额1万元。
　　“我认为这是对我的鼓励，对我的期望，”沙叶新说，“但我不认为这是应该的。”
　　2009年，在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沙叶新发表了一篇题为《不为权力写作》的演讲，反思了自己的创作，公开亮明了“不当奴才，不做工具，心灵自由，不为权力”的立场，引起一批创作者的激烈响应，有人提议将此当作一项艺术“宣言”。曾献平亦是赞同者，认为沙叶新“说出了大家的心声。我们的作家，做奴才的太多了，人才很少”。
　　40年以来，纷纷扰扰，人生如戏，一切尽归尘芥。对于沙叶新而言，在行将老去的时候，他终于可以如愿抵达这样一种自在境界。
　　“从心所欲，不逾矩，正好70岁，”他说，“现在身不由己的时候不多了。身不由己那我就不干嘛，又不愁吃不愁穿，以前还有个生活问题，稿费问题，工作责任问题，现在完全不同了。”
　　
　　当年吹鼓手
　　 《不为权力写作》的演讲发表后，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理事会集体讨论是否将此文收入他们的会刊，这引发了一次辩论。有理事认为文章标题欠妥，宜加上相应的定语作修饰，“怎么能不为权力写作呢”？但是在压倒性多数意见的支持下，会刊最后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
　　“好像已经到了应该提出这样一个口号的时候，是真理，就要传出去。我不强迫大家接受，但我希望让大家知道。”沙叶新说，“80年代开始，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被公开提出来了的。”
　　1980年代，沙叶新在自己的一些文章中就呼吁抛弃文艺创作的工具化和附庸化倾向。他在一篇文章中批评当时的戏剧创作僵化、保守和陈旧，“仍然习惯于配合形势，急功近利”，“某些戏剧界领导总是好心地希望舞台要为观众树立可以学习的高大的英雄形象，从而使观众看戏之后受到教育，提高觉悟。”
　　在此之前，沙叶新是从来不敢这样想的。在那个样板戏和批判文章盛行的年代，人人均以能为权力意志服务而自我满足。沙叶新也不讳言，若那时候有机会，他也一定会非常尽心尽力地去写样板戏，参加各种御用写作班子。由于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时，发表文章去与姚文元商榷一个西方音乐的审美问题，开罪了人，故而一直坐着“冷板凳”。
　　“文革”期间，沙叶新曾参加过《解放日报》一个专事批判文章写作的五人小组，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往往是上面抛出来一些材料，作者接受报社组稿，干的就是指哪儿打那儿的活。
　　沙叶新那时还只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一个普通编剧，也属于“要跟着江青同志闹一辈子革命”的队伍里的一员。当时的他，内心阳光，单纯，被潮流裹挟着，酷爱样板戏，甚至还匠心独运，将刚出生的女儿也起名作“沙智红”，小小一个名字，就囊括了三出样板戏。
　　“那时候我们是很快乐的，他经常是一边走路一边哼样板戏，”沙叶新的朋友程继尧说，“我们觉得，哟，他唱得不错啊。”
　　1969年，在黑龙江插队的上海模范知青金训华，于一次特大山洪中为了抢救两根电线杆而送了命。正在干校劳动的沙叶新终于得到了一个“奉命写作”、一展襟抱的机会。市里点名要求他以金训华事件为素材创作一出话剧。
　　接到任务后，沙叶新就像一个新战士拿到枪一样激动。跑到黑龙江去深入生活，当地的文化部门亲切地把他称作是“江青同志身边来的文艺战士”。这种经历可谓刻骨铭心，让他自己也不由为之感到巨大荣耀。
　　“在思想受到牢笼限制的阶段，比如当时个人崇拜风气非常浓烈，他也不可能跳出这种崇拜，‘文革’中如果你让他拿笔抨击知青‘上山下乡’，那这还做不到，”曾与沙叶新在上海人艺剧院共事的李守成说，“但在那种局限性下，他也觉得要把自己的看法写出来。”
　　1970年，以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主旨的六场话剧《边疆新苗》进行公演。虽然只是一部主旋律作品，但其中崭露出创作者与众不同的个性，这出话剧以幽默风格见长，没有将主人公不着边际地“高大全”化，演出效果还不错。
　　公演阶段，沙叶新邀请了一些朋友去观摩。程继尧也是一位。他还当真了，带着一个小本子，一边看戏一边不时记下几句词儿。看到剧中有知青偷老乡的鸡，并大张旗鼓地杀鸡拨毛等情节，程继尧感觉戏里有不少自由化成分，回头极郑重地给沙叶新去信，提醒他注意不要丑化贫下中农形象。
　　这提醒就如一根引信。之后关于这出剧花花草草太多的批评日益增多。很快，时任文化部长于会泳点名要向这出话剧开炮，从上到下便一齐行动起来。沙叶新原本准备在全市批判会上为自己的艺术观点申辩，但权衡一番，还是放弃了这种书呆子的做法，撕毁申辩稿，乖乖检讨，并继续去黑龙江“深入生活”，修改剧本。此种委屈相从的经历给他造成不小的伤害。
　　1983年，沙叶新已经是一位如日中天的剧作家，忆及此事，他写下了这样的话，“一个人做违心的事最为痛苦，这种内心的巨大痛苦，使我当时几乎精神失常。”
　　时隔27年后的今天，沙叶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毫不犹豫就将《边》剧归入“尊命文学”。他这种看法，在“文革”结束后越来越强烈，以致认为这种作品比帮闲之作还要厉害，是帮凶了。
　　“我歌颂的是什么？就是生命还没有一根木头珍贵。你只有尊重自己的生命，才能尊重别人的生命。你自己都不保险，这怎么行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要有前提的。”
　　“四人帮”垮台了，样板戏等基于权力意志而建立起来的一应华美艺术幻象瞬间坍塌，这种强烈的冲击动摇了沙叶新那一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权力意志神圣至上性，虽然此后沙叶新并不曾摆脱奉命写作的束缚，但他在扮演一个吹鼓手的同时，依然在寻找独立艺术个性复萌的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