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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在松山已经快两个月了，几乎每天都在山上查看阵地，之前我已经来过松山30多次。”2010年3月22日中午，已经58岁的戈叔亚一边不断拨开山路前方的树枝，一边兴奋地说着，“日本军队修建的这些松山阵地比过去任何人想象的要庞大复杂，保护也比想象中要好得多，这不是人为的原因，而是这里偏僻没有开发所以自然而然地保护下来了。”
　　 2010年初，地处中缅边境地区的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为推进“文化旅游强县”战略，决定对松山抗日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普查。
　　作为龙陵县政府特聘的“二战历史顾问”，戈叔亚现在每天除了参与各种具体工作，还肩负着与外界信息交流的重任。对于许多对滇缅抗战历史有兴趣的人而言，“戈叔亚”已经成为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一个必须提及的人。他早年当过兵，做过工人，念过大学，后下海经商，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自学、研究二战中的滇缅战史。
　　现在，戈叔亚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滇缅抗战专家”，他从20多年前被警察查捕、至少3次被迫失去赖以为生的工作，到现在被政府列为座上宾，其间也折射出中国的政治观和价值观已经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
　　
　　偶然相知
　　 “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情况是这一段真实的国家历史竟然曾经被虚无化，我曾经在中缅边境、滇缅抗战的重要战场地之一腾冲县当过兵，后来又在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了4年书，但是无论哪一段经历都没有让我知道丝毫有关滇缅抗战的情况。”戈叔亚说，“后来，我偶然在图书馆里看到了日本人服部卓四郎著的那本《大东亚作战史》，从这本书上我首次看到松山作战的资料叙述，当时还有点将信将疑。”
　　大学毕业后，正赶上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大潮袭击，戈叔亚没有“按部就班”地进入吃财政饭的单位，而是和原来在工厂的几名老同事一起开办起了公司。“下海”给他带来了思想和时间上很大的自由，1985年6月，他借到怒江西岸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出差的机会，终于第一次正式踏上了松山。
　　“之前一次在腾冲县出差，我去到了当时还是县党校场所的‘国殇墓园’，马上被眼前情景惊呆了。除了一块有云南著名人士李根源先生题有‘民族英雄’的石碑，整座山上的墓碑都被砸毁了。”戈叔亚说，“当时有一个在现场劳动的工匠告诉我这些墓碑是‘文革’期间被破坏的，现在政府才出面重新修复，除了痛骂‘文革’中混乱、恶劣的种种人和事，表达了对中国远征军抗日行为的钦佩，老工匠还特意对我讲起了松山的故事。”但当戈叔亚希望刨根问底时，对方欲言又止，显示出难言的苦衷，给他心中“留下了许多迷雾”。
　　但是工匠的话语和态度已经激发了他内心的一种探索力量。随后一年里，戈叔亚做了许多准备，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线索，并且主动和许多中国老兵包括海外华人、美国老兵甚至日本老兵取得了联系，其中包括松山日军的幸存者木下昌已、美国将军史迪威的外孙John Easterbrook，而且都成为了“熟悉的朋友或好朋友”。
　　在各种资料研究和交流中，戈叔亚发现很多人的兴趣都集中在一个不同的名称，但却是同一个地点上：中国人叫“松山”；美国人叫“高黎贡山系间一座长满了松树的山”；日本人则叫“拉孟”。而关于这次作战经过和双方损失情况，中国国内的记载甚少，并和海外资料出入很大。
　　 终于，他对松山、乃至整个滇缅抗战有了初步的认识，同时渐渐觉得自己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了。就这样，带着多年的困惑、压抑，甚至是悲哀的心情，戈叔亚终于到达了松山，并从此走上了一条“人生不归路”。
　　他说：“那时候，我真正有兴趣的不在于填补历史记载上的空白和更正误差，而在于寻找至今活着的人，面对面地听他们谈论对战争的感受，亲自到故战场上用心灵紧贴着烧焦的、渗透了污血的土壤去感受它对数十年后的震撼。”
　　1985年6月，当戈叔亚筋疲力尽地到达松山一处山顶时，那些蛛网般纵横交错的战壕，坍塌的暗地堡和阴深的枪孔，星罗棋布的士兵掩体……把曾经从军6年的他惊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他回忆说：“所有的这一切，迫使任何一个偶然踏上这块土地的人都必须不容置疑地相信，这里曾经发生过可怕的战争，我相信这所有的一切都在表现着那幅惨烈的战争图景和那段血染的历史。”
　　 他表示，日军拉孟守备队在松山建筑的防御工事十分完善和复杂，是专门从缅甸调集工兵联队修建的。其有表面战斗部分，即大量视线良好、事先精确测量了距离的观察和射击孔，隐蔽良好的地堡和上面覆盖着土壤的交通壕、坑道，使整个松山阵地在火力支援上，无线电、有线电通信联系上以及人员来往上全部联成一片；第二层是人员休息、居住部分；第三层是后勤保障部分，包括发电室、用缴获的汽车发动机改装的电动水泵抽水系统、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食物的储藏，野战病院和供军事人员解决性需求的慰安所等等。
　　 “这个组织严密、设备完善的‘蚂蚁洞穴’是军事建筑学上的杰作。有些日本老兵还专门发表过松山防御阵地从勘察、设计、施工到使用的回忆录，当时的日本南方军司令官伯爵寺内寿一大将还曾经到过松山阵地视察。”戈叔亚说，“遗憾的是，所有这些事情，以前中国大陆方面几乎无人所知，就更谈不上深入研究了。”
　　而在松山下的许多村庄里，戈叔亚发现村民们多年以来都把收集、出售战场遗留的金属物品作为一种生活来源：人们用日本军刀和枪刺杀猪宰羊；用日本军用水桶到曾渗透浸泡过尸体和血水的日本军指挥部的蓄水池或村头的水塘里挑水；劈柴时可以看到树缝里掉落在地的一粒粒子弹头；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堂火用一个坦克齿轮和轴承围绕着，饭锅是用日本飞机残骸的铝片制成的；而男人的烟嘴的金属部分也是用大口径的机枪弹壳制作的……在怒江西岸滇缅公路沿线，绝大多数城乡民舍都披盖着松山战役后留下的铁皮——上面基本都弹洞累累。
　　“50多年来，这里的男女老少就是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他们熟悉这里的每一条坑壕，这里的每一件战争遗物和它们的来历和功用。”他说。
　　随后，松山、滇缅抗战等这些本与其并没有直接关系的历史，成为了戈叔亚个人研究的范畴，甚至成为了他生命的大部分内容。
　　
　　视野扩大
　　由于缺乏政府背景和经济力量的支撑，多年来戈叔亚的工作只能自己完成，或者依靠个人关系寻得一些帮助，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田野调查学者’或‘民间学者’”，一边研究一边还要想办法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