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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1日，英国两大在野党保守党和自民党最终达成了协议，组建联合政府。同一天，布朗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留给媒体一个巨大的背影。这场5月6日铺开的议会选举，最终帮助长期靠边站的自民党达成政治诉求，同时赢得权力。43岁的卡梅隆登上了权力顶峰，带领保守党在13年后重回唐宁街10号。新工党名存实亡，迎来的将是一场更新换代的内战。
　　
　　布朗辞职，逼出保守党的底牌
　　 布朗走人，在很多人意料之中。5月7日英国大选直播的时候，BBC政治主编尼克·罗宾森说，他有一种本能感觉，布朗可能要走人了。果然，5月10日布朗辞去党魁职务，次日又辞去首相职务。布朗辞职的用意，在于把自民党党魁克莱格拉到工党-自民党谈判桌，以延续工党的权力。事实上，他也给保守党和自民党的组阁谈判造成了冲击。
　　本次大选，三大党没有一个获得法定多数的326席，但是保守党和自民党的联合可以达到议会多数，而自民党与工党联合却不行。也就是说，工党处境被动。对于被小选区制一再折磨的自民党来说，工党赞同选举改革，是双方合作的最大动力，但障碍之一是布朗。从选举规则上说，工党-自民党牵头，联合其他小党派组阁，布朗可以留任首相，但是，如果布朗两次以不经赢得大选的方式上台，缺乏道德说服力。一旦他以这种方式在位，会受到保守党强烈抨击。因此，自民党党魁克莱格强烈要求布朗下台，作为谈判的条件。
　　布朗辞职极大刺激了工党和自民党合作的意愿，在5月10日当晚，两党会谈正式开始。但是，就在他宣布辞职后不久，保守党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同意就改革选举制度举行公投，并强调这个是最后条件。虽然在保守党今年的竞选纲领中，他们是反对进行选举制度改革的，但为了赢得权力，他们必须给出一个诱人的条件。相反，工党在选举之前，就提出进行选举制度改革的主张。但即便如此，自民党也担心工党是否有能力推进选举改革。
　　布朗也许很不受欢迎，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应对和英国政治改革中，他超越了政客角色，成为一名政治家。他的离开，避免了一场由自己引发的党内内讧，而是把党内选举平缓地推到前台。作为新工党的创始人之一，与布莱尔不同，布朗启动了几项重大的改革，比如修改宪法、推动上议院普选和选举制度变革等等。作为新工党的最后看护人，布朗长期以来被视作一名财政大师，他对整个英国政治制度的构想，其价值还需要时间来发现。
　　
　　选举改革和新工党的遗产
　　 选举制度改革似乎成为自民党唯一的竞选纲领。自民党历史悠久，却是一副年轻的面孔：其前身辉格党（Whig）在17世纪已经出现，与保守党前身托利党，是英国议会两大党，代表工商业者和新兴资产阶级利益，但是自民党在1988年才成立，其中一部分成员来自工党。
　　在现行“小选区简单多数决选”制度下，由于自民党支持者在英国各个选区分布平均，过于分散，在单个选区很难超越工党和保守党，因此往往无法集中攻下特定选区，所能赢得的下议院席位也就有限。以这次大选为例，自民党全国得票率23%，仅拿下57个下院席位，工党得票率29%，却拿下258个席位。以普选票与席位的比例来说，自民党显然大大吃亏。
　　在英国政治版图中，兴起于上世纪20年代的工党，势力集中在英格兰北部、苏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保守党主要集中在英格兰南部和中部，自民党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传统上，工党的支持者主要是工人和知识分子，保守党的支持来自地主和农村选民。1997年之后，新工党推动“分权运动”，将中央权力下放到地方，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政党逐渐在当地扩大影响，拿走了工党席位，但是他们依然与工党保持合作，对于保守党则有较深的距离感。而在北爱地区，当地爱尔兰民族主义政党新芬党和北爱联合党主导了当地政治，前者出于对新工党分权运动的感谢，反对保守党，而北爱联合党以保皇党自居，当然倾向于传统的英格兰色彩浓重的保守党。在这样的政治版图和群众中，自民党主要以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为主，在各个地区小规模地存在，因此他们希望通过改革选举制度，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事实上，布朗上台之初曾做过联合内阁的努力，但是迫于自民党的压力，最终流产。
　　和分权运动一样，选举制度改革也是新工党改革的一部分，但是工党却迟迟舍不得出手，直到这次大选前夕，才匆匆抛向自民党。另一项改革也不算成功：大规模减少上议院的世袭贵族议员，通过党派提名选举授予议席，这给工党和保守党带来了“献金丑闻”，极大地败坏了英国政治的声誉。相比之下，新工党带来的分权运动，可能是效果最好的改革，尤其，北爱问题和平解决，苏格兰和威尔士也享受着自治带来的愉悦。但对于英格兰人特别是传统的保守党支持者来说，这种权力下放，让整个国家失去了凝聚力，让英格兰成为政治受气包。在今天英国，苏格兰虽然无法彻底独立，但是他们对于英格兰的排斥和敌视，却在慢慢增长。
　　
　　“大社会”的呼声
　　 相对于自民党狭隘的政治目标而言，今天的保守党在政治上提出了一个相当诱人的理念“Big society”（大社会）。从政治源流来说，这个概念不新奇，英国保守主义大师埃德蒙·柏克，对于英国传统保守主义思想的贡献之一就是“organic society”（有机社会），强调了个人对社区和社会的回归，而不是受制于巨大的国家机器。
　　在新工党后期，特别是从布莱尔第二个任期末段开始，工党逐渐将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扩大，侵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超过400万个摄像头监控着英国6000万人口，与此同时智能身份证方案推出，让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深厚的英国社会感到了一丝恐惧。“保姆国家”（nanny state）和“破碎社会”（broken society）成为英国中产阶级心中的担忧：这个国家在用中产阶级的税收，去补贴懒汉和外来移民。原先已中产阶级化的新工党，失去了继续向英国社会阶层的中间地带（Middle England）推进扎根的动力。
　　最为明显的是，在2008和2009年增选中，工党开始主动攻击保守党的阶级成分。尤其是在北部克鲁威的增选中，工党在当地的工人支持者发起了类似“阶级斗争”的选举策略，结果仍然被保守党攻下了这个票仓。此事件的政治学意义很少被人谈及，但是笔者认为，新工党的理念从此走向没落，被迫重回传统的工人阶级怀抱。1997年新工党的理念是“第三条道路”，想与传统的工人阶级做一个切割，拥抱今天英国更加广泛的中产阶级。很遗憾的是，在本次大选中，新工党只能靠在北部的传统工人区和非英格兰地区的民族主义政党，勉强阻止保守党取得多数席位。新工党即使再想拥抱中产阶级，也难以丢掉自己的选民基本盘。1997年上台至今，新工党最为失败的地方是，没有帮助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北部和中部城市成功转型，使得大量的工人阶级及其子女感到被社会抛弃。
　　考虑到新工党回归左翼，卡梅隆在大选最后阶段才喊出“大社会”的口号，就是个战术失误。这个概念其实早在2007年保守党年会上就已成型。家庭是大社会的核心单位，而卡梅隆当年演讲的名言就是“家庭是最好的福利”，他所提的重要对策之一，是给结婚的男女提供减税政策。在今天英国，攻击福利国家，抨击失效家庭（指父母无法抚养子女，不愿承担教育子女的责任），尤其是右翼报纸拿外来移民享受英国福利来说事，俨然成为风潮。这说明民众对“大社会”有着现实需求，而在政治哲学领域，卡梅隆早已有了自己的“帝王师”菲利普·布兰德，其很多政治演讲都由这个人来起草。去年10月，布兰德已提前宣布了“大社会”的概念。很遗憾，出于谨慎，卡梅隆没有适时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