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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县公安局认定的郝鹏俊的四个罪名，检察院是按“单位犯罪”起诉的，倘若郝鹏俊是成南岭煤矿的实际控制人，他就要为此负刑事责任。郝的妻子于香婷被公诉机关指认为煤矿的另一个实际控制人，主管财务及原煤销售。但郝鹏俊、于香婷断然否认了他们的这个身份。
　　郝案“单位犯罪”的四项罪名中，涉案金额最大的是“偷税罪”。检察机关查明：2003~2008年，成南岭煤矿采取销售原煤不开或少开增值税发票、少列收入进行虚假申报或不申报的手段不缴、少缴应缴税款，共计偷逃税款1872万元。
　　郝鹏俊在庭上辩称：“你们没有调查会计，没有查账目，所以偷税罪罪名不成立。”
　　“会计资料不属于个人财产，应当依法保存，遇到公安侦查案件，必须无条件提供。但咱们通知了好几次，这些涉案人员逃跑的逃跑，不承认的不承认。”蒲县公安局经侦大队队长郭秋根说。
　　按照郝鹏俊案件调查组的分工，对成南岭煤矿偷逃税款的侦查交给了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会计不到案，矿上的财务资料都没有，公安可费劲了，不能从正面查，只能从其他关联企业查。”郭秋根说。上面非常重视“偷税案”的侦查，经侦大队全体人员，加上县地税局、国税局抽调人员，共20多人，分两个组，对成南岭煤矿可能销售煤炭的所有地方展开调查，因为涉及地域面积大，时间紧张，用郭秋根的话说：“困难重重。”
　　“煤矿的煤大部分都是卖到洗煤厂的。比如到了介休，我们就调查洗煤厂：成南岭矿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销来你厂多少煤？有的洗煤厂在山顶，有的已关门不干了。我们到当地召集厂长、法定代表人等，有的是厂长召集齐了，找不着会计……”
　　来回折腾了三四个月，经过向与成南岭煤矿有业务往来的21家企业调查取证，查出该矿2003~2008年共偷逃税款1872万元。
　　还有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是：2003年至2006年，因为偷逃税款，国税、地税部门4次对成南岭煤矿作出过行政处罚。当时司法部门未曾追究煤矿负责人的刑事责任吗？
　　郭秋根解释说：“偷税案的调查分两部分，一是我们自己搞的侦查，但我们搞到的偷逃税款的证据、数量，必须通过税务部门鉴定、认可，法律上才能生效。二是税务部门移送给我们的资料，人家每年都有两次纳税情况检查，法律的界限人家也掌握着，构成涉嫌犯罪的案件，他们必须移送给我们，不然就是渎职。”
　　公诉机关指控成南岭煤矿“单位犯罪”的第二项罪名，是非法买卖爆炸物罪。公诉机关称：2006年至2008年，郝鹏俊先后安排冯记明、于小红采用虚构、夸大、骗取等手段，两次超限额购买炸药共63.5吨、雷管19万多枚。
　　法庭争议的焦点是：何为煤矿购买爆炸物的“合法手续”？
　　蒲县煤炭局向法庭出具说明：2007年“5·05事故”发生后，我局对煤矿火工品使用审批进行了规范，需用火工品的煤矿递交申请后，经过一系列审核，由我局出据正式文件，经县政府分管领导在红头文件上签字后，才能送公安局、物资公司，按文件规定审批供给。
　　法庭审理认定：2007年和2008年，成南岭煤矿追加火工品申请7份，没有经过煤炭局核定火工品用量，夸大事实，骗取领导批准申请购买火工品。
　　而被告及其辩护人的意见是：这7次追加申请都获得了公安机关的审核批准，这就够了。依据《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公安机关是唯一审批火工品的单位。成南岭煤矿在允许购买的范围内购买火工品的行为，不属于超限购买行为。
　　煤矿法定代表人于小红在询问笔录中供认：2008年元月26日那次申请，是先向煤炭局打的报告，未获批准。后面的几份报告，郝鹏俊说就不再向煤炭局申请了，直接向县政府分管领导申请就行了，他已和县领导说好，拿报告去批就行了。
　　矿长冯记明供称：有些购买炸药的申请，我们是通过重复申请、夸大用量、不说明要实施的具体工程等方法，得到审批的。
　　因为购买到的火工品剩余太多，成南岭煤矿除在井上库房存放炸药外，还在井下建了一个秘密炸药库。案发后，公安机关在这里查获炸药12吨，雷管2.9万枚。
　　郝鹏俊拒承犯有非法买卖爆炸物罪。他辩称：一、购买火工品的程序是从煤炭局、王县长、公安局民爆科到物资公司，批了多少就买多少，没有非法买卖。二、炸药库在井下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也没有看过，也没有人给我讲过。三、我没有安排于小红、冯记明追加火工品用量。
　　法庭最后认定：被告在2007年蒲县煤炭局对煤矿使用火工品进行核定，并足额下达供应计划及2008年在六证不齐全的情况下，虚构申请理由，夸大火工品用量，骗取相关部门批准，超限额非法买卖爆炸物品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构成非法买卖爆炸物罪。
　　
　　制度是如何害人的？
　　没有郝鹏俊受贿的记录，纪委和检察院都无此项查证或指控，法庭认定的涉及郝鹏俊职务犯罪的罪名有两个：一、贪污罪，二、挪用公款罪，合计赃款48万元。对于一个当过12年局长、2002~2008年从煤矿“非法获净利3.99亿元”的兼职煤老板来说，这笔赃款不是太多，而俨然是有些少了。
　　那么，它们又是怎么发生的呢？前述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办案部门领导说：“这个案子，说明国家的法律不严密，干部管理的体制、机制有问题。”
　　“尤其是职务犯罪，本身隐蔽性强，关键就在于制度。但现在是本来就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蒲县检察院起诉科科长张庆民说，“比如，按照财务制度的规定，借据应该入账，不应该撕毁，但好多单位不这样执行。都是领导一签字，借条一抽就完了。等事情过去很久，再来复原真相就很难办了。”
　　检察机关指控郝鹏俊犯贪污罪的事实之一，是2005年8月，郝鹏俊去北京出差，从出纳那里借款20万元，回来后，他掏出一堆发票让出纳整理。出纳计算出这堆发票的金额是147287元。郝鹏俊令出纳去蒲县安隆宾馆虚开发票5万多元，冲了郝的出差借款，郝随即将20万元借条抽走，撕掉。
　　但检察院指控的这起犯罪事实，未能得到法庭认定，理由是：出纳的陈述和宾馆服务员的证言与票据，不能证明郝鹏俊安排出纳虚开发票的事实；郝鹏俊本人也不承认，再无其他证明能够印证此项指控，故此证据不足。
　　张庆民说：“现在是煤炭局出纳一个人承认了，局领导不承认，又没有别的证据。郝鹏俊当初有借款，借条呢？抽走了，空口无凭……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体会到，职务犯罪都存在这些情况：单位财务制度很不规范，给定案带来很大难题。我们要不追究，有可能放过坏人，追究了，法院又不好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