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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债务危机已经延烧数月，虽获千亿美元援助，解了一时之渴，但危机的长期隐患，至今也未现根本缓和及明显转好的态势，其产生的冲击波开始扩散到同样有主权债务隐忧的“欧猪四国”。希腊危机给欧元区16国经济复苏所带来的打击是空前的，欧元汇率的急速持续性下挫，演变成全球性股灾，石油和黄金价格也应声下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哀叹危机把欧洲经济“一夜打回10年前水平”；“末日预言家”鲁比尼也悲观地预计，欧洲这场危机有可能连累世界最大的负债国日本和美国，致使世界经济陷入“双底衰退”的泥潭；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经济学教授达尼·罗德里克更是指出，希腊危机再一次证明了“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
　　一个经济总量在世界上几乎微不足道的国家，甚至在欧元区经济体也占不了3%份额的小富国，却如亚马逊森林里的那只振翅的蝴蝶，居然酿成了经济衰退飓风，震荡欧洲，震荡全球。而同样在金融危机风波正紧之时应声坍塌的冰岛，却没有引发更大范围的动荡。是什么使希腊扮演了巨人奥特曼的角色？是谁让希腊危机由小变大，由轻变沉的呢？
　　
　　欧洲责任
　　 希腊是欧盟的欧元单一货币经济区形成以来唯一主办过奥运会的欧洲国家，也是为欧洲背负着塞浦路斯南北战争包袱，并为防备土耳其的扩张而唯一大幅增长军费支出的欧洲国家。光是从这两项来看，希腊对于欧洲的贡献，那是无可估量的。
　　欧洲人早在《尼斯条约》东扩政策出台之前，就把希腊收编进其版图，使其成为第十个欧洲大家庭的成员，希腊一方面在充当欧洲进入东地中海的门户，一方面也在充当欧洲颜色中的“雅典”色的代表，没有雅典色的欧洲不是真正的欧罗巴。欧洲启动单一货币机制时，明知希腊并无令人信服的财政加入条件，也依然把希腊拉入了欧元区里。
　　欧洲大市场、共同货币，给德国和法国等传统贸易出口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德国从2001年到2008年稳稳坐上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宝座，其欧洲市场就给它提供了近七成的出口市场。节俭的德国人把钱存放到德国金融化水平不高的银行里，严格地控制着通胀。有经济学家估算，只要几年前德国保持3%到5%的通货膨胀率，今天欧洲很多国家的债务问题就不会成为问题。
　　欧洲人眼里的希腊，是一个人均GDP超3万美元大关的富庶之地，是个环地中海上少见的高福利国家，是一个放任三成以上的税款流失，让影子经济规模几乎占到其统计出来的国民生产总值一半的无政府主义国家。在对货币政策失去主导权时，欧洲小国会拼命通过透支财政，来求得国内就业率和经济增长。但是，欧洲并不想为希腊政府过度的借贷承受任何责任，即便欧洲人认识到希腊债务危机“非同一般”，欧洲人也无法主动施出援手。这主要是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使然：
　　一则是制度性障碍的存在，欧盟宪章并不允许欧元区成员国救助主权债务，要突破这个制度障碍，还得要多轮协商，这需要时间。早前，欧盟要求希腊在3月中旬前须采取强有力的平衡预算措施，这是朝着打破制度障碍的第一步。波罗的海的拉脱维亚正接受欧盟的救助，它的代价就是牺牲增长和增加税收。
　　二则欧洲各国自身也有或多或少的问题，在落实具体的援助金额时，很难在短期内达成一揽子协议。欧洲人还有一个论调，只要希腊政府把没有收到的税款收齐，让影子经济返回政府账薄，那么，希腊欠下的区区数十亿欧元的短期债务，就不存在偿还不起的问题。
　　所以，问题就很明显了，在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并没有退出欧洲一体化的政治话语时，欧洲在条约上构建出来的“欧洲责任”就是个空洞的概念。欧洲搭建了欧盟这样的准国家组织，但没有一个国家表示在进一步让渡国家权力时可以不顾国内的民主政治。无统一的欧洲责任，欧洲就成了自私自利的竞技场。经济的大方向控制在法德等强势国家手中，政治则一盘散沙，根本凝聚不成欧洲统一意志。希腊主权债务一开始惨遭国际评级机构降级，评级机构赌的就是欧洲不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也就是欧洲不会主动地承担“最后贷款人”责任。
　　欧洲的问题，不是因希腊危机产生才出现，它早已有之，是“墨菲定律”的必然。希腊问题还得求IMF，这可真丢了欧洲的脸。求了IMF之后，还得抛出大幅度的财政紧缩政策，失业率上升和经济再次逆行，令欧洲处于工潮和民族主义的火山口。有人说，若有国家想退出欧元区，恐怕就是见死不救的德国，而不是不顾财政预算赤字的希腊。这也是欧洲责任虚无化后，反求诸个别责任的妄想症。
　　
　　货币战争
　　 欧元虽名为欧元区共同货币，但其对抗美元并对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取而代之的野心是包藏不住的。“欧元之父”蒙代尔过度地相信全球化，并乐观地把全球化与共同货币划了等号，忽略了民族国家及政治民主对全球化的阻碍和反制，这也是目前欧元疲软走跌之后，人们才开始思考还要不要欧元的问题，而不是如何拯救欧元的问题。
　　对于世界经济而言，作为替代储备货币选项的欧元的衰落，未必会使货币战争走向平息。货币战争应该是这个样子，为留住博弈的对手，另一方会制造新的对抗轮回点。当年确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霸主地位后，美元便不断输入欧洲，借“马歇尔计划”的机会，不断在增印钞票而贬值的美元，使欧洲经济成长起来并依附到美元上来。蒙代尔的共同货币方案，欧洲人整整考虑了20多年。在欧洲最后拿定主意推行欧元之时，货币战争策划者其实已经从欧元区的最薄弱处做好了渗透准备。
　　希腊成为货币战争的狩猎场，有其偶然性。希腊领导人声称要用法律手段，起诉打压和算计希腊资本市场的国际投资银行。与日本不同，希腊的主权债务持有人，多半是国际投行，机构投资人并不是忠实的爱国主义者。而日本虽有超过GDP近两倍的国债，但九成以上由本国人持有，他们不会也不可能是参与货币战争的急先锋。
　　抱有“地中海中心主义”思想的希腊人，虽感知到货币战争的硝烟，但一开始并没有主动向欧盟求救，因为它认定它的问题也是欧洲的问题，更是欧元区的问题。希腊背后有更多的同样面临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基本上可以说，希腊债务危机是一种金融资本主义里的意识形态“悖论”，通过欧洲人注资等金融方式并不是可持续方法，但除此之外，又别无它法。
　　这个判断的起点在于希腊债务问题并不是金融危机的产物。它虽出现在金融危机平息之际，但它的根由，早在2001年就已经存在，甚至更早。之前被掩盖，是希腊通过“外汇掉期交易”金融衍生产品，与金融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华尔街投资银行串谋，通过借入强势货币美元，把欧元债务包装成远期债务，从而统计表中暂时消失这笔数据。希腊已经成为美元压榨欧元的金融战场前沿，而货币战争与源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无关，它只重视结果。从目前的结果看，美元压迫下，欧元贬值到了2004年水平，资产回流到强势货币控制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