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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
　　
　　从早年的《法制与治理》到《立法者的法理学》，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强世功教授始终把国家与政治作为思考的中心，力图构建起以中国自身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以反击西方意识形态。2004年，强世功被借调到香港中联办工作，更为深刻地接触到版图“统一”背后的文化统一与人心回归的困境。在他看来，港澳、台湾、西藏以及我们今天的新疆治理，都面临共同的问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新疆工作座谈会5月17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5月23日，本刊特约记者就新疆的治理与政策对强世功进行了专访。
　　
　　新疆政策的关键是要有明确的最高目标
　　《南风窗》：当前，大家对新疆治理都非常关注，中央也推出一系列新的政策，您怎么看？
　　强世功：理解新疆问题要从三个角度入手。
　　其一，新疆问题固然是中国内政，但必须放在全球政治权力格局中来思考。说到底，无论台湾、香港和澳门，还是西藏和新疆，都是中国和西方进行政治较量的前沿阵地。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政治较量增加了新疆问题的复杂性。
　　其二，新疆问题要作为特殊的边疆问题来思考。什么是“边疆”？从地理上讲，它处于国家领土板块的边缘位置；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讲，它是政治主权以及文化意识形态影响相对薄弱的地区。从中国历史看，中华文明是中心文化与边疆文化相互影响和交流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心文化对边疆文化的影响，以至于人们往往不恰当地把这个过程理解为汉化过程。边疆与内地在文化思想上的不一致往往被族群、语言和宗教等因素所强化。由此能理解为什么建国初要搞民族区域制度。
　　但目前的问题是：在民族区域制度下如何巩固和强化中央在边疆的政治权威，如何促进边疆与内地在文化思想上的融合，从而巩固人心的统一。这些问题不仅出现在新疆和西藏，也出现在香港和台湾，在香港我们称之为“人心回归”。因此边疆问题首先表现为政治文化思想问题，尤其是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问题。
　　其三，新疆问题要放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转型背景下加以理解，经济转型导致了社会分化，从而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南风窗》：中央推出的新政策中，经济问题是不是问题的关键？
　　强世功：经济发展问题固然重要，但绝不能陷入庸俗的“发展主义”。经济发展不一定能解决族群团结，有时候反而会导致社会分化，制造族群紧张。新疆族群关系恰恰是在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变得紧张起来，因为不同族群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有所不同，而一些致富的少数族群精英提出更多的要求，甚至走向分裂的道路。我的意思是说，中央提出很多新的政策出发点是好的，但这些政策的效果可能是相互冲突和矛盾的。因此，必须有一个更高的政治目标来统领各项政策，使得各项政策的落实有利于实现这个目标。
　　《南风窗》：在您看来，理解新疆治理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强世功：新疆的治理不能着眼于新疆本身，而必须放在中国发展的整体战略中来思考。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中央治理新疆的最高目标是什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采取哪些战略，包括眼前的和长远的？这意味着要有一个现代、有效的决策机制，形成一整套完整的国家发展战略来处理新疆、西藏、台湾和港澳问题。目前，我们的对台工作、港澳工作、西藏工作和新疆工作是相互独立的，但在应对全球化时代的复杂问题上，这些工作具有类似的规律性，应当在决策层面上打破目前的分割局面，相互借鉴和促进。二是目前推出的各项政策是否有效实现这个目标？这意味着要有一个有效的政策协调和整合机制，避免部门和政策之间相互扯皮和打架。
　　《南风窗》：那么，您说的新疆政策的最高目标是什么？
　　强世功：近代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的问题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独立主权国家的建构问题，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由此才有我说的这些“边疆问题”。因此，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依然是继续近代以来的国家建构问题。如果说台湾问题的最高目标是统一，港澳的最高目标是长期繁荣稳定，那么西藏要解决的问题是政教关系，新疆要解决的问题是族群融合。因此，新疆政策的最高目标就是要促进族群融合，任何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必须有利于族群融合，而不是族群分离。在这方面，我认为美国解决族群问题中提出的“熔炉理论”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民族融合的核心在政治认同”
　　 《南风窗》：把族群融合作为最高目标检讨我们目前的新疆政策，核心问题在哪？
　　强世功：族群融合绝不能理解为汉化，而是在保持族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各族群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理解，自觉地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共同体的统一，并在政治上认同奠定中国的精神基础。为了实现族群融合，不仅要进行经济和社会的融合，而且要进行法律与政治的融合，最终是促进思想意识形态的融合。
　　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融合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是要把新疆经济整合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就像目前港澳经济已经整合到内地经济格局中），巩固和强化新疆与内地的经济纽带。社会融合就包括族群之间的人口流动、社区建设和通婚等各方面。政治融合就包括把新疆的少数族群的精英整合进国家政治阶层中，在这方面要充分理解执政党的政治整合机制。但最难、最核心的是文化意识形态融合，也就是增加少数族群对国家的文化认同。
　　这几个融合要齐头并进，相互促进，任何单一维度的融合都难以长期奏效。
　　《南风窗》：如果按照融合的目标，您怎样看过去60年的新疆政策？
　　强世功：简单来说，前30年中央治理新疆的最高目标就是族群融合。首先就是汉族入疆，帮助新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融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强力推动族群融合的重要举措。其次，充分发挥党的整合机制。共产党本身就是一个独立于族群、社会身份和性别等社会要素的政治熔炉，它通过“阶级”概念以及穷人翻身解放运动把少数族群的下层百姓整合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新疆库尔班大叔骑毛驴进北京见毛主席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含，即国家的政治基础不是族群，而是阶级。最后，就是文化整合，推动汉语教育乃至一些被批评为极左路线的汉化政策。这些政策可能有不完善的地方，但目标很明确，也很有效，奠定了中央治理新疆的基础。
　　改革开放30年，在发展经济的思路下，新疆政策实际上迷失了方向，甚至背离了族群融合目标。比如曾经让大批汉族干部和群众撤离新疆；经济改革导致内地其它族群进入新疆仅仅为了赚钱，而没有与当地族群形成稳定的社会关系；基层的衰败导致汉语教学集中在少数中心城市，清真寺取代了学校，致使社会下层失去了与国家的文化纽带，开始接受另一套教育。这样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不是走向融合和统一，而是走向分裂。
　　《南风窗》：美国的族群融合模式是否适合中国？
　　强世功：“熔炉”比较好理解，但关键是如何融？融到什么里面？美国模式的精神基础是自由主义，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目前的多元格局。因此美国模式最终只能融到宪法中。宪法在美国之所以这么重要，就在于它是把不同族群融为“美利坚民族”的工具。这样的模式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但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