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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外部环境而言，当前的中国经济很像1980年代的日本经济：两者都拥有巨额的经常项目盈余，都承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要求本币升值的巨大压力 。事实上，美国人现在指责中国的言论和当年他们指责日本的言论如出一辙，只要把“中国”换成“日本”就可以了。在这种情况下，在广场协议25周年之际反思这个协议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广场协议不是日本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
　　 在开始讨论之前，先回顾一下日元的升值过程将对我们有所帮助。如图一所示，1970年之前，日元和美元之间保持着360日元兑1美元的固定汇率，但自此至1995年，日元经历了3次大幅度升值。第一次是1970~1973年，升值幅度为25%；第二次是1976~1979年，升值幅度为26%；第三次是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1985~1987年升值46%，之后略有波动，但最终于1995升至94日元兑1美元的最高点，相比1985年升值60%。
　　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广场协议之后日元的升值幅度很大，但在此之前的升值幅度也不小。在1970~1995的15年间，日元总计升值了74%，其中广场协议之前的贡献占34%，广场协议之后的贡献占44%。如果我们相信国内的主导意见，即认为广场协议是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之后进入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日本经济在1970和80年代经历了两次大幅度升值之后还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广场协议之后，日本开始出现资产泡沫。尽管升值之后财富的增加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政府对升值后果的过度悲观判断。当时，多数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认为，升值将大大打击日本的出口，并对国内经济产生紧缩效应，因此，日本央行的对策是大幅度降息，如图二所示，一年期存款利率由1985年的3.5%急剧下降到1987年的1.76%。但是，日本政府的判断是错误的，日本的经常项目盈余虽然有所下降，但却并没有变成赤字（图三）。持续的外贸盈余和低利率政策的叠加大大增加了货币的投放，刺激了投机行为。当意识到资产泡沫问题的时候，日本央行于1990年大幅度提高利率，但此时资产泡沫已经很大，利率的急剧上升导致泡沫的迅速破裂，日本经济进入停滞时期。
　　 日本经济的停滞有多可怕呢？图四显示了按不同货币计算的日本人均GDP的真实增长率。按现价日元计算，自1993年首次出现负增长算起，到2008年，日本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05%；也就是说，日本经济在这15年间基本上没有增长。由于日元对美元略有升值，因此，如果按现价美元计算，同时期日本的人均GDP要增长得略快一些，年均达到1.73%。但是，由于汇率波动很大，图四显示，以现价美元计价的增长率的波动也很大。在1989年之前，由于日元大幅度升值，以美元计价的增长率曾经达到46%，之后则呈现剧烈的波动。
　　图四还显示了以国际可比价格（即ppp美元）计算的日本人均GDP的增长率。在1993~2008年间，这个增长率平均达到3%。这虽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速度，却也不是一个很低的速度，和德国同时期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增长速度相当。这主要得益于日本国内很弱的通货膨胀，从1985年到现在，日本的物价水平只上涨了15%。这解释了为什么日本虽然没有增长，但民众却没有太多的抱怨。
　　
　　日本经济停滞的真正原因
　　然而，泡沫破裂是否就是日本经济陷入停滞的真正原因呢？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泡沫的形成和破裂都属于短期宏观波动范畴，很难想象它们可以解释日本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20年的停滞。我们必须从长期因素中寻找答案。
　　第一个因素是技术进步。所谓经济增长，就是把今天生产的一部分价值变成储蓄，用于明天的生产，而这个生产过程可以创造高出储蓄的附加价值。但是，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则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这个附加价值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就会下降，即经济增长率下降。所以，要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是必需的。
　　日本在1970年代之前的增长属于赶超类型，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模仿是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进入1970年代之后，日本达到了世界技术的前沿，在汽车和电子产品方面产生了大量的创新，到1980年代，它几乎垄断了家用电子产品的所有创新。然而，进入1990年代之后，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迅速崛起，而美国几乎垄断了这一领域的所有创新，日本则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在1980年代，日本的电子产品品牌如雷贯耳，现在，我们能说出哪项重要技术创新是来自日本的呢？
　　日本20年的停滞最终是其技术进步的停滞。但是，日本政府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而是过于相信短期宏观经济理论，想通过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增长（图二），结果是陷入流动性陷阱。
　　 那么，为什么日本在过去20年缺乏技术创新呢？原因可能很多，但对当前和未来中国具有启示性意义的，是日本人口的迅速老化。图五显示了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按照国际标准，日本刚好在广场协议签订的1985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目前，日本老龄人口比例已经超过21%。人口的迅速老化给日本经济带来两个问题。
　　其一，养老负担加重，拖累经济增长。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社保负担，日本政府不得不大量举债，到2010年年初，国债已经达到占国民生产总值229%的惊人规模。这是典型的寅吃卯粮行为，以降低后代福利为代价维持当代人的生活水平，因此终究不可持续。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人口老化降低了日本社会的创新能力。人的科技创造高峰在年轻时代，比如，爱因斯坦的主要贡献都是在他25岁之前完成的。美国之所以能够保持其科技领先地位，和它开放的移民政策关系很大。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美国本土出生的年轻人多数不愿意从事艰苦的科技工作，大量拥有高学历的年轻移民刚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反观日本，它的移民政策一直非常严格，从而大大限制了它的科技创新能力。
　　也许，低速经济增长是在人口老化情况下，日本为保持民族的纯洁性所做的一个合理选择。也许，日本已经放弃了做一流大国的雄心。
　　
　　日本经验的启示
　　日本经验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首先，具有竞争力的名义汇率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决定外贸的不是名义汇率，而是实际汇率，即扣除物价水平的汇率。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定理，当本国相对于另一国有收入赶超的时候，本国货币将对另一国货币发生实际升值。也就是说，即使名义汇率固定不变，本国的物价水平也要上升，最终，如同名义升值一样，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也将下降。
　　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可能比较弱，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处于结构转型之中，许多以前没有被充分利用的资源（人力、土地、资产等）被卷入经济增长之中，从而压制了国内物价的上涨。日本早期在固定汇率下的经济增长就属于这种情形，中国目前也处于同样的情形。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标准，中国于1990年进入人口红利期，即劳动人口是被抚养人口的两倍或更高。今年人口红利达到最高峰，劳动人口达到被抚养人口的2.6倍，以后将逐步下降，到2025年之后消失。而且，中国的农村劳动力仍然超过全部劳动力数量的40%，需要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每年至少要创造2000万个工作岗位，才能满足全国的就业需求。所谓中国过了“刘易斯拐点”的论断，在如此巨大的就业压力面前就显得苍白无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