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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5月6日，《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正式批准，和之前的天津滨海新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两个综改试验区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进行改革试验不同的是，深圳把行政体制改革放在了六项突破之首，行政体制改革被看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似乎意味着深圳将在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再次先行先试。
　　就在国人目光聚焦在深圳综改如何破题的时候，2009年6月5日凌晨，时任深圳市长的许宗衡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双规。于是外界开始担心，深圳综改会不会因此搁浅。但短短一个星期后，6月12日，王荣履新，深圳综改的大幕很快拉开。6月29日，《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实施方案（2009~2011）》便在深圳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7月31日，深圳市召开政府机构改革动员会议，公布《深圳市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大部门制”是此次机构改革的重点内容。至此，深圳的综合改革特别是广为关注的行政体制改革正式破题。
　　一年过去了，深圳综改不仅仅是在行政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金融、教育等诸多领域举措频频、成果显著，更重要的是，在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带有先行先试意味的综改为老特区赋予了新内涵。
　　
　　老特区的新任务
　　众所周知，深圳特区设立的初衷是为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出一条路径，但是市场经济体制总是需要相应的政治体制配套。所以在深圳的历史上，也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其中曾引起轰动的包括1983年的蛇口工业区管委会民主直选改革，1988年提出的“行政主导+立法委员会”的政改构思等等。而综改，不仅仅是深圳改革的再次尝试，更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
　　在2007年12月25日的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当时到任仅一个月的省委书记汪洋高调提出“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此后，广东掀起了解放思想的热潮。当时曾提出，特区是个经济特区，但是也要在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建设方面先行先试。不过也明确，并不是要搞“政治特区”，而是要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具体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上率先探索，取得突破，积累经验。2008年6月20日，《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决定》经多方征求意见后正式出台。据悉，履任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亲自指导起草了这份指导广东当前和今后科学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中国的思想解放，自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在经济领域已经基本没有障碍。但是，当中国经济经过一轮轮的高速发展之后，有识之士开始担忧，没有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等其它方面改革的同时跟进，只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单兵突进，经济增长终会面临瓶颈。2004年和2005年，中国思想界已经在讨论中国下一轮改革动力的问题，当时南巡讲话后启动的中国第二轮改革热潮已经接近尾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在减弱，整个中国的社会问题正接踵而来。于是，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滥觞之地，广东省再次站在了思想解放的前沿，特区深圳自然义不容辞。
　　2008年5月15日，深圳市政府在线公布《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并向广大市民网民征求意见。5月22日，深圳市政府在线网站登出《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在5月26日之前向全社会征集意见。这两个文件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当时曾掀起媒体关注深圳改革的热潮，深圳的改革被认为是中国改革“投石问路”。
　　2009年深圳综改总体方案获批的时候，外界曾有疑惑，深圳本来就是特区，还要申请综改实验区，似乎多此一举，早在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和上海浦东新区获批之后，天津、上海和深圳三地的学者便建立了三城论坛，共商改革大计，老特区深圳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同类。“深圳综改获批更大的意义在于形成上下联动。”有业内人士这样告诉记者。深圳综改，不仅仅是深圳自己的改革，更有广东省和中央在背后推动。当年深圳作为经济特区进行的种种改革之所以能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场改革得到了上层的大力支持和推动。
　　“深圳特区，当年就是在经济领域先行先试，现在就是要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先行先试。深圳的改革不仅仅是为了深圳的发展，更是为全国探索出一条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的行政管理体制，为十八大探索一条新的路。深圳有最好的条件，不仅市场经济发达，非政府组织也非常发达，基层的管理治理领先。所谓五位一体的发展，深圳至少在三四个方面是领先全国的，具备系统化改革的条件，深圳有责任有义务为全国全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几个方面探索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的模式新的路子。”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如是说。
　　马敬仁告诉记者，深圳因为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早发地，所以也先于内地面临经济发展的问题。市场经济越成熟，越需要建立一个市场经济需要的政府，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政府。目前中国面临几个转型，一个是经济领域，面临增长方式的转变。一个是社会角度，面临从传统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型，现在深圳已经非常明显了，社会体制的转型非常迅速。
　　还有一个是政府转型，政府的功能需要由管制过渡到服务，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有的客观需求。这也给政府带来压力，政府就得不停地向前小跑，因为你不走，社会会推着你走。“在深圳这种感受特别明显。所以深圳的改革虽然有相当的阻力，但也有相当自信，期待着深圳为全国做出积极贡献，不管是新的领导班子还是老班子这个意识都很强。”
　　
　　政府如何分权
　　中国实行的是集权体制，而某种程度上，市场体制是分权化的，“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在集权和分权之间找到制度需要的结合点。”马敬仁说。位列深圳综改六项突破之首的行政体制改革，解决政府分权的问题是关键。到底如何分权，各界却意见不一。
　　马敬仁一直坚持“行政三分”，这样的表述曾一度被解读为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对此马敬仁极其不满，认为是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不被触动进行的别有用心的有意误读。他告诉记者，行政三分是政府内部的权力制约，旨在通过制度设计，在政府内部实现决策、执行和监督功能的相互分离，以达到制约权力和规范权力运作的目的，和三权分立完全不是一回事。行政三分的实质就是一个分权的改革。早在2001年中编办在深圳进行公共行政改革试点的时候，就提出了“行政三分制”的改革思路，在党在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中也曾有过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和协调的体制这样的表述。大部门制正是行政三分的组织形式之一。
　　深圳社科院院长乐正则认为，行政三分在具体施行过程中，容易造成扯皮现象，降低行政效率，出现公文旅行现象。
　　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改革研究处处长陈广表示，现在深圳的行政体制改革借鉴了香港和新加坡模式，即使在香港和新加坡，政府内部也不是绝对的行政三分，尽管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对分离，但也不是决然分开的，往往在一个部门内部，同时存在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