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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评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属性之一，是人类不断改变自身境遇的一种努力。批评就是承认人的有限性，承认体制的不完善和社会的不完美，呈现了人性当中自我省察、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趋向。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前现代社会，君权神授，一切都是权力确定的，一切都由一个权威说了算，容不得任何不同的声音，当然也就没有正常批评的存身之地，有之，也是魏征式的内部谏诤，而不是来自外部的独立批评。
　　在中国，公共性的批评是伴随着近代媒体的诞生和发展而逐渐普及的，它一方面承接古老的文人清议传统，一方面又吸收了来自西方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精神。一旦拥有报纸、刊物这些公共媒体，批评的范围就得到大大的拓展，影响社会的能力也大大地提高了。借助新型的载体，批评直接诉诸公众的正常理性和良知，由公众自己来做判断。
　　
　　鲁迅与张季鸾，不同的批评模式
　　 虽然，晚清到民国，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权势集团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一直存在，有些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批评空间始终没有中断过，由此产生了鲁迅与张季鸾所代表的不同批评模式。
　　自“五四”时代到1936年在上海租界去世，鲁迅在20年间发表了大量杂文，展开他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对中国社会的种种阴暗、不公、不义现象都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也与许多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和个人进行笔战，以其文学天才和洞察社会的眼睛，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开创了一种独有的文体，成为那个时代独树一帜、不可替代的一个批评样式，受到许多青年的追捧和模仿，乃至他身后，杂文在中国保持了长期的繁荣，产生了几代杂文家，邓拓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杂文，就是那个非常特殊的年代难能可贵的批评，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杂文往往采取隐晦曲折的手法，鲁迅就说过，“类似小草在石头下弯曲的生长”。
　　与文学出发的鲁迅不同，毕生从事新闻业的张季鸾，在生命的最后15年（1926~1941）通过民间报纸《大公报》发表的社评，对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许许多多重大事情，对许多公众人物都做过批评，创造了百年言论史上的一个批评典范。包括最后视他为“国士”、对他极为尊重的蒋介石也曾是他的批评对象。虽然他自称那些在报纸上发表的文字，早晨还有人读，下午就可以包花生米了。但正是那些日复一日的批评文字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也赢得了各方的敬意。
　　鲁迅和张季鸾，奠定了批评中的杂文传统和时评传统。在整个言论史上，我们还可以概括出由其他人（比如梁启超、邵飘萍、邹韬奋、储安平等人）所代表的传统。他们的不同表达方式，都丰富了批评的传统，共同营造了20世纪前半叶千姿百态的批评空间。今天看来，时评传统无疑更为可贵（鲁迅的传统另有他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也是我们更为陌生一些的批评模式，包括胡适、傅斯年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大致上都属于这个传统，他们成为《大公报》“星期论文”的撰稿人不是偶然的。他们珍视批评的权利，而不滥用这一权利。对于和他们不同的观点，他们不妥协，但是他们总是坚持以理性的方式，一而再地正面表达自己的看法。对自己栖身的土地，他们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眷恋，对权力却始终如一地保持警惕和批评，所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但他们批评的出发点常常是建设性的，是为了改善、改进，而不是为了打倒什么，取代什么。胡适反复告诫以真姓名说负责任的话，和张季鸾他们基于无私、无我而确立的《大公报》社评不署名的原则，表面看上去似乎不同，骨子里却是相通的。
　　
　　批评的独立性、开放性、超越性
　　 概而言之，由他们创造的批评传统具有下面这些相似的特点。首先是独立性，如果失去了独立性，站在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一面，为某种特定的利益说话，这样的批评就是不健康的。可以说，相对的独立性是保持正常的公共批评的前提。只要是独立的批评，坦荡无私的批评，哪怕是错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张季鸾、胡适他们在那个时代的批评之所以获得读者的认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站在民间的独立立场，是以无党无偏之身关心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见解。
　　其次是批评的开放性。批评当然不是一言九鼎、一锤定音，不是绝对正确，句句是真理，更不是一句顶一万句，批评在更多的时候只是一家之言，批评本身必须接受而且要经得起批评，被批评对象和其他人都可以阐明各自的理由，表达各自的看法，然后由公众作出评判。相反，不允许批评，先验地确定某种观点是天然正确的，是真理的化身，人们只能无条件接受，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即使批评有不准确的地方，我们仍然要为批评的权利辩护，换句话说，没有人、没有一种力量具有批评的豁免权。
　　第三，批评要具有超越性，不能诽谤，不能进行人身攻击，不仅要避免狭隘的个人恩怨，同时要避免因为不同价值立场而做出简单的评判，更不能滥用批评的权利，借批评来谋取利益。林白水是一位著名报人，曾经主办过《社会日报》等报纸，1926年因言获罪，遭军阀张宗昌枪决，成为言论史上的烈士，他的死固然可以证明那个时代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不可靠的，但另一方面，与他同时代、有不同倾向的报业同行对他利用手中媒体向官僚、政客要价、勒索的行为也有看法，龚德柏回忆录甚至认为军阀杀他恰好成就了他的美名。本来与他合作办报的胡政之，认为他这样做早晚要出事，与他分道扬镳。同是1926年殉难的邵飘萍自办《京报》时的一些做法，包括收过一些军阀的钱，以及与冯玉祥的关系太密切、卷入郭松龄倒奉事件等，也颇招人非议。在肯定邵飘萍、林白水为新闻自由殉身的同时，其实我们也不必避讳他们的缺陷，最明显的就是他们的超越性不够。批评的本意是改善，要有基本的底线，立足于事实，更要超越于现实的利益之上，缺乏超越性的批评很可能会走样乃至变质。
　　
　　批评语言
　　 同为报人出身的陈布雷在悼念老友张季鸾时，推许他“眼光四射，论旨周匝，从不作谩骂之文，亦无敷衍之作”。由张季鸾所开创的老《大公报》批评传统，是中国迄今为止最为健全的批评范式，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批评语言，其特点不同于早期梁启超那种笔锋常带感情的汪洋恣肆，不同于陈独秀那种断不容对手有商量讨论之余地的霸气，更不同于鲁迅冷峻深刻的嘲讽笔法，而接近于胡适那种浅白、温和、得寸进寸的文风。不谩骂，不冷嘲，不讥讽，而是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的态度，堂堂正正、直截了当地直面问题。
　　对于这种批评语言的特色，张季鸾做过一个很好的概括，他曾对继他之后主持《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说过写评论的秘诀，就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在受到张季鸾直接影响的王芸生、徐铸成、许君远等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批评语言的某些影子。
　　我以为，张季鸾式的批评语言，更多地强调善意、诚意，尽可能地避免情绪化和狭隘的偏见，防止幽暗心理、仇恨意识毒化正常的公共批评。这样的批评哪怕最尖锐，被批评者也容易倾听，尽管不一定接受。我们固然需要锋利之笔、尖锐之文，我们更需要忠厚之文和钝拙之笔。老实说，难得的并不是锋利和尖锐，而是忠厚和钝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