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官方网站 www.nfcmag.com

　　2010年8月11日，黄桥。
　　这个位于江苏泰兴市、苏中苏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集镇，如今正笼罩在恐慌、悔恨和绝望的阴霾中。原因是近两个月，卷入当地90%以上家庭几乎全部财富的民间“打会”融资资金链一夕断裂，无数家庭面临着倾家荡产甚至更悲情的结局。
　　从泰兴市去往黄桥的路上，的士司机孟然说，就在前一天，一个女“会头”在家中饮下洁厕剂，结束了她曾经意气风发的人生；4小时后，记者在十桥路一家门店里攀谈时，深陷打会漩涡的老板接到朋友电话称：两条街外有人想引爆煤气罐，刚刚被警察带走……他想了一会，决定提早关门回家。
　　自“打会”资金链正式宣告断裂以来，黄桥隔三岔五就有这类关于会头自杀、潜逃及暴力事件传闻出现，随之而来的则是政府或“知情人士”的辟谣，彼此言辞凿凿，真相却封锁在漫天谣言背后，令人莫衷一是。
　　不过，除了与当事人有债务纠连的人外，黄桥居民并不特别关心传闻的真假，他们把一天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讨债上：散户向会头讨；小会头向上游会头讨；债务网太复杂、自己讨不过来的，出钱雇人上门讨……
　　
　　标会传统
　　一个普遍共识是：2008年后，黄桥镇参与“打会”的家庭占90%以上，每个家庭被卷入的财富少则十数万，多则数百万。
　　“都疯了。”孟然边开车边说。他一点都不理解这3年镇上打会、炒会的疯狂。在孟然的常识系统里，黄桥有上百年打会传统，但传统的“会”并不是这样的：规模小、利率低，带有乡土邻里间温情脉脉的互助性质。
　　打会（有些地方叫“合会”），本质是特定成员间一种共同储蓄及低息拆借行为。由会头邀亲友若干参加，定期行会。
　　以100元的会为例，若除会头外有12个人参与，那么首会会头可以得到1200元。以后大家每月参与行会、投标志。比如第二期行会12人中，3人参与投标，标志分别为10元、15元、20元，则由标20元者获得会钱。有人得标后，其他会员行会就不需要付足额100元，只需付80元（100减去标志20元），得标者获得的金额则为首会的100元，以及其他11人的80元，实际能得到980元。已经得过标的人，以后行会就不能再投标志，而要每次付全额100元。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打会有很多不同变形，但基本原则是一致的：急于用钱的人可通过当会头或投标志取得亲友闲散资金的使用权，产生一点略高于银行利息的成本；而不需标钱周转的会员则可通过打会获取相当于利息的收益。
　　“大约是1980年前后吧，我们家的房子就是靠母亲标了两个会盖起来的。”孟然说，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穷，遇到结婚、修房子、上学等急需资金的情况，就想到请会、标会。“直到1990年代后期，因生活所需去标会的人减少，打会集资的钱更多被用以投资开店、办厂。会越来越大，标志水平也越来越高。”
　　
　　草根金融的“华尔街”
　　“民间融资的发展：一开始是生活性借贷，无利率或低利率；后来随着经济发展，才形成生产性借贷需求；而到了最后，会有人游离出来专门从事贷款业务。”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李富有分析。虽然近年中国不止一次出现地方性的打会崩盘，但他依然对这种草根金融的基本功能持肯定态度，“类似打会这种草根金融运作，能弥补正式金融机构信贷供给的不足，也为民间闲散资金提供了透明的出路。当其理性运作的时候，对社会、经济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事实上，即使到了2000年后黄桥打会的投资意味趋浓，其回报率还是相对正常的，最高的也就是40左右的标志，参与的人数也有限——真正的疯狂是从2008年开始的。
　　23岁的黄桥青年王宣威清楚记得：2008年的秋天，他正在常州打工，有一天，母亲来电说，最近黄桥很多人都发了财，开上了宝马。
　　问及：他们是怎么发的财？母亲答：打会！
　　其时，黄桥打会已如旋风般迅猛发展，席卷全镇。吸引众多家庭的原因是出现了很多回报极高的会，标志达到70～80，年回报率高达数倍。
　　心生疑惑的王宣威马上请假赶回黄桥，却震惊地发现，小别数月，家乡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普通的集镇：马路上随处可见锃亮夺目的名车；街上多了很多穿金戴银、西装革履、手执公事包的人——这是黄桥专职打会人士的标准形象。
　　可以想象，那浮在表面的极速繁荣孵化着黄桥人的暴富梦，磁石一般将藏在民间的闲散资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集聚到各大会头手中。
　　王宣威回到家时，母亲已经把家中存款尽数投入会中。而且，情况继续往失控的方向发展。“舅妈是个大会头，她教会了我妈所谓的‘借鸡生蛋’：自己请一些比较小的会，或从标志较低的会上把钱标来，去应标志高的大会，赚取利率差。这样手头周转的资金立刻就增加数倍。”不过一周时间的怂恿，王母就成为了一个全职“炒会”的小会头。
　　跟王母相似，很多黄桥人动辄在会上投入数十万资金，那些不但是他们的毕生积蓄，还包括大量来自亲戚朋友的借款、银行抵押贷款以及高利贷融资。“商业街门店抵押给银行贷40万，住宅房能贷20万。”——这已是公开的“行情”。
　　虽然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大多反对倾家荡产式的打会，但他们无法阻止头脑已经发热的亲人。
　　2008年后，“炒会”在黄桥是个很红火的职业。孟然认为，“打会的人当中起码有30%同时是小会头。”他的表姐也是其中之一。2009年，表姐包下孟然的车，每天从早上7点出门到各家去标会，一直到晚上才结束。
　　“那时，感觉黄桥就是一个小型的‘华尔街’。”而由此，也使黄桥最终形成了盘根错节、大会套小会的复杂资金链条。牵一发而动全身，为日后多米诺骨牌式的崩盘埋下了伏笔。
　　
　　融资歧视催化地下金融
　　直到黄桥崩盘，王宣威家应的会累计有数十个，请的会也有十几个。家里账本堆了厚厚一大摞，里面全是扯不清的三角债。
　　崩盘后，泰兴市公安局将事件定性为“集资诈骗”。无数散户和小会头共同浸在懊悔的空气当中。
　　然而，对“诈骗”的简单定性并未能解释事态发展背后的经济与伦理逻辑。
　　是什么力量将千百年来理性、平和的打会推向疯狂的高潮？一切都指向2008年泰兴蓬勃发展的地下钱庄。
　　毋庸置疑，江浙一带向来是中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随着民营资本的深度扩张，他们对融资的需求也日渐增大。但是，国有金融对于民营经济的体制性歧视却是根深蒂固的，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困扰着每一个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