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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省一位文物专家，因受贿15万元而受到法律的审判。按照《刑法》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还可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但这位被告是国家级专业人才，如果不能继续发挥其专业知识在考古领域的作用，将会是国家资源的浪费，给国家造成的损失非常严重。于是，在辩护人的申请下，法庭对被告做出“判三缓五”的判决，并请示最高人民法院，经最高院核准后，予以执行。
　　这项审判的依据，是《刑法》第六十三条：“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该法条自公布施行以来，在许多地方沉睡，如今渐渐苏醒过来。
　　A专家的“一念之差”
　　为了不使这位文物专家及其家人的工作、生活受到影响，本文隐去了该专家的姓名、籍贯、工作单位等信息，仅以“A专家”名之。
　　6年前，A专家是本省文物局考古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副所长。2004年10月，省考古所购置了50亩地作为基地，用于文物库房建设，其中需要做一项安保工程。当时，A专家兼任该基地建设的办公室主任，他将这消息告诉了自己的老友，一家专做安全报警系统的公司董事长张某。张某很明白地表示想参与这个工程，请A专家多帮忙，并说事后会“给予感谢”。
　　2005年3月19日，省招标公司召开开标、评标及中标会议。评标委员会由5人组成，其中A专家是省考古所指派的评标代表。评标委员会对3家参加投标的公司进行审查及综合评审打分，A专家给张某所在的公司综合打分最高，在评标中，该公司得分第二，后在第一名的招标文件成为废标（日期写错）后递补中标。
　　2006年12月，省考古所与该公司签订了基地文物库房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工程合同。合同总价为190万元，决算总价为169万余元。2007年6月工程开工建设，11月工程竣工，2008年6月通过验收。至2008年9月，省考古所共向该公司支付工程款130万元，尚欠工程款30余万元。
　　事情发展至此，一切尚无问题。2008年4月，A专家调离原单位，改任省文物保护修复中心主任，此后未再与张某有过实际来往，只偶尔电话联系一下。A专家从未向张某索过贿，未拿过该公司一分钱。
　　2009年2月4日下午，张某为兑现此前“给予感谢”的承诺，将A专家请至自己的办公室，将装有15万元现金的纸袋送给A专家，A专家略为推辞后，接过纸袋，带回了家。
　　一起行贿受贿案件就这样发生了。2009年3月，A专家所在城市的检察院在调查张某另一起行贿案件中，发现了A专家涉嫌受贿的线索，经检察长批准展开初查，经院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并报经市委批准，对A专家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2009年3月19日对其刑事拘留，3月31日宣布逮捕。
　　事情就是这么赶巧：A专家帮助张某所在公司中标的时间是3年前，工程完工的时间也已过去两年有余。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张某未曾向A专家表示过“感谢”。据张某后来所作的证言称，他打算把工程款收齐再向A专家表示感谢，“但又想这事拖的也太久了，再不给也说不过去了，所以今年2月中旬就把钱给了A专家。”如果他能再拖一个月，拖到自己向其他公司行贿的问题暴露之后，也许他就再无机会向A专家“表示感谢”，也就不会将对方陷于囹圄之地了。
　　至于这项“感谢费”的数目为何是15万元？张某后向侦查机关作证说：“因为这个工程算下来是160余万元，按10%的大致比例凑成15万这个数的。A专家事先并不知道会给他这么多钱。”案发后，张某也痛心疾首：“我现在很后悔，我很对不起A专家。他现在到这一步，都是我造成的。如果我当时少给A专家一些感谢费，比如给他一万元或者两万元，他的问题就不会这么严重，或者说我再推迟一些时间给他感谢费，可能因为我被调查而没有机会给他，这样他也就不会出事，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2009年2月4日那天晚上，当A专家拎着纸袋回到家中，打开一看，发现竟然是15万元现金时，他的心儿嗵嗵直跳。当晚A专家给张某发短信：“给我的太多了吧？实在是受之有愧！”关于这一点，A专家的供述与张某证言一致，侦查机关在张某的手机上，亦提取到了此一短信。
　　张某没有回信。A专家的内心进行了一番激烈的思想交火。后在侦查机关所做的笔录中，A专家作了如下交待：“我左思右想，既怕退回去伤了朋友美意，又害怕上交组织害了朋友，于是就原数不动，封存起来。其实说透了，还是有一种侥幸心理作崇，以为自己可以蒙混过去，最终丧失了改正错误的最佳时机。”
　　A专家将这15万元赃款藏在家中储藏室，既未告知家人，也一直没有动用这笔款子。一个月后，案发，A专家进了看守所，检察官从A专家家中，搜出了这笔“感谢费”。
　　A专家后来在看守所写的悔过书里，再次剖析了自己的犯罪思想：“我曾经这样想：我一直不索贿，不受贿。而这次张某是我1993年就认识的老朋友。他感谢我，我是偶尔为之，不为大错，也不会出大错。我就是在这种侥幸心理支配下，一念之差，走向犯罪。”“我泣血向组织坦陈，如果我不是和张某16年的相识和友谊，换成他人我是不会接受这份感谢的。但这恰恰说明我的抗腐意志薄弱。在中国做官，对于大多数官员来说，真正应该引以为戒的，恰恰是要对一念之差的慎防。”
　　
　　检察官建议
　　适用《刑法》第六十三条
　　归案后，A专家立即向侦查人员交待了受贿15万元的事实及经过情形。侦查人员对A专家的态度很友好，怕他想不开，一直在旁边看着他，吃饭时问他吃什么，与他谈考古，都快成朋友了。在最后一次谈话中，侦查人员建议A专家考虑，看能不能走简化程序？
　　所谓简化程序是法庭普通审理程序的简化，它的前提是被告人认罪：一是对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无异议，二是对犯罪事实及支持犯罪事实的证据也无异议，在庭审时，法庭便可将举证和质证这两个非常细化的程序省略掉。简化审对被告有利的后果是，增加了一个从轻情节。
　　此时的A专家，处于矛盾心理中。他一度认为自己之所以拿了这15万元感谢费，是为文保中心作活动经费，而并不想占为己有。此事不说清楚，自己名节受损，妻子和女儿终生会承受别人的另类眼光。但他也知道，即使再说什么，也不能把自己洗清，因为他的受贿已经既遂了。在律师和家人的开导下，A专家决定不再为自己辩解，而申请简化审。
　　2009年6月，担任公诉人的检察官在跟A专家的辩护律师沟通时说，在以往的实践中，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犯罪嫌疑人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之一的：一、是国家级专家；二、正在承担着国家级科研项目，辩护律师可以依据《刑法》第六十三条，向法院提交减刑的申请，要求减轻处罚，中级法院收到申请后，按照逐级上报的制度，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院可能会准许减轻处罚，在法定最低刑以下量刑。检察官的职责是打击犯罪，不能向法庭提此建议，但建议律师与犯罪嫌疑人商酌，自己看着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