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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顶印有联合国标志的帆布帽子已经磨损得接缝处开线了，陈育华在每一个公开场合还坚持戴着，虽然2001年退休后，他就跟联合国没有关系了。
　　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到朝鲜代表处，身为高级财务官的陈育华负责联合国援助项目的款项使用和监督，他从来都认为，不管国际还是国内，只要某一个规章缺乏合理性，主管单位都应该虚心改正，任何款项的花费明细也应该透明化，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然而，当他的巴吉度犬超过了北京市禁养身高35厘米以上大型犬的规定、他要求北京市公安局公开养犬费使用情况遭拒而信访、走访、直至上诉时，陈育华开始觉得，现实远比他想象的复杂。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2002年，陈育华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退休。此前曾履职外经委、经贸部，工作了40个年头的他满心希望地要过一过与世无争、尽享天伦的生活了。儿子看他独自寂寞，就把自己的一条巴吉度犬送给他养。
　　与狗为伴的陈育华过上了期望中宁静安逸的日子，直到2003年7月10日，两个警察的造访，让他的生活顿起波澜。
　　“车库里的狗是不是你的，有人举报你的狗太大，不符合35厘米的规定，如果新规定还是35厘米的话，你必须处理掉，否则我们就要带走。”陈育华转述警察当时跟他说的话，“我当时才知道有35厘米的限制。”陈育华说道，他的狗虽然温顺、没有攻击力，但显然45厘米的身高不符合1995年出台的《北京市严格限制养犬规定》。
　　没有多说一句话，他送走了警察，即刻就给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写了一封信：“我们这地方离北六环3公里，几年里出过5宗命案，我没有埋怨政府的治安状况差，你管我养狗大小干什么。6月份旁边的小区一个晚上毒死了14条狗，这是犯罪行为，是给北京市政府抹黑，应该立案管一管。”陈育华直陈自己的主张。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很快派人来了，办公室主任和治安支队的科长很客气地把他请到了平西府派出所了解情况，但并没有提狗的问题，他们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告诉他有什么事就打电话，倒是陈育华不好意思地主动“坦白”：自己的狗超过了限制。“执法也有人性化的一面嘛。”对方给他这样的回答。
　　“人性化执法”的承诺确保了陈育华的狗是个“例外”，即使新规定仍是35厘米，它也不会被“处理”。然而，他开始对35厘米产生质疑了：“狗是人类的朋友，是公民的非物质财产，对很多人来说更是家庭的一分子。我养大狗小狗黑狗白狗是自己的权利，只要不侵犯别人就好。为什么限制在35厘米以下，必须讲出道理来。”陈育华说，养了狗以后，他觉得身体变好了，已经有六七年没有报销医药费。
　　当年10月，北京市新的养犬规定开始施行了，仍以35厘米为限。陈育华所住的小区人心惶惶，养着大型犬的朋友来找他诉苦，陈育华看到一个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教授为了狗而忐忑不安，他心里又不平静了。除了35厘米的限制，他开始关心别的问题。
　　11月，在给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一封公开信中，他这样写到：“41种烈性犬及凡是身高超过35厘米的犬种一律禁养的规定缺乏社会公信力，养犬费不能专款专用严重违背了养犬人的意愿，也违背了社会公德。”“我连着写过4封信，前面两封的回复是还需要研究，后面两封就没有答复了。”陈育华说。
　　与此同时，他开始到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北京市公安局、农业局信访、走访，互相推诿的局面却让他失望。“这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了”，陈育华决定“一管到底”。
　　2005年6月27日，他来到了农业部，“你们应该通过专家的论证才能规定犬种是否烈性，为什么要限制，应该给老百姓一个交代。”陈育华质问，接待他的处长却很客气地推掉了：“如果农业部来做，肯定会请专家。但这是地方政府的事情，我们没有权限管。”
　　公安部接待他的是个职务不低的资深警监，态度仍然客气：“部长有空的话我们会给他汇报，建议你去找全国人大。”陈育华觉得对方的提醒很多余：“其实我自己本来就是这样安排的，6月27日上午去农业部，6月28日上午去公安部，按程序从公安部下来，下午就该找人大了。”从东单到陶然亭，天很热，等了快两个小时全国人大信访办才上班，这回接待他的是个保安，看了他投诉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行政不作为的材料，以没有地方法院判决书就不能上访为由，拦住了他。陈育华着急地辩解到：“我的情况不是这个类型。”但保安就是不让他进去，争吵在所难免。保安队长有点看不过去，要帮他拿登记单。此时，从早上一直饿着肚子、在门口折腾了两个多小时的陈育华只觉得窝火：“你现在给我拿我也不要了。”
　　他决定到人大会堂去碰碰运气，按他的经验，在那里值班的官级别都不低。值班人员问他怎么不到信访办去，他仍为刚才遭到阻拦而愤愤不平：“我就是从那边回来的，工作人员不接待，要是其他地方的老百姓千里迢迢地跑来，都被保安打发了，矛盾得不到解决，会产生多大的问题。”值班人员于是给了一个电话号码，让他找人大法制局的副局长，联系得很顺利，副局长接待了他，承诺会跟北京市打招呼。信访就这样暂时告一段落。
　　“我作为负责任的公民，从信访、上访、走访，符合程序，本来想要状告北京市公安局了，但是知道《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出台，才缓了下来。”陈育华说自己过去、现在都对这个条例抱有信心，“这个条例是我们国家的一大进步，只是很可惜，基础性的制度跟不上，使它的实质作用大打折扣。”
　　上访遭遇的挫折并没有浇冷维权的热情，陈育华跟其他动物保护协会一起组织了“北京41种大型犬烈性与否论坛”、参与养狗俱乐部的慈善年会、在宠物公园举办了“构建社区和谐养犬环境研讨会”，“其实根本没有讨论的意义，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以35厘米为限，我们只是要给北京市公安局施加压力，同时让养狗人自律，给他们培训，教他们如何把狗管好。”陈育华说，这本来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在他看来，养犬费就应该用于建立犬只意外伤害险的保险机制、救助流浪动物、对犬只埋植芯片实施跟踪管理、培训养犬协管员、监督指导文明养犬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打一针狂犬疫苗，就“再也不露面了”。“去年北京登记的狗有80多万条，收了2亿多，就打了一针狂犬疫苗，按业内人士的讲法，才25块，那其他的钱哪里去了。” 陈育华觉得有必要把这个情况公之于众。
　　“养犬缴费人有权要求政府对规费收支进行审计并向社会公布，按照西方的做法，审计机构只有独立，才会有职业性可言，而我们国家缺少独立的审计机构，就像国家审计署刚开始公布各部委的财政收支状况的时候，一开始我们很激动，第二次公布的时候，会有点感动，再公布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动了。”陈育华认为，正是独立审计机构的缺失，使得养犬费的所用之处得不到及时、明晰的公开。回想在联合国工作时，他不仅要监督援助款项的使用，还要时时受到别人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