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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事件”层出不穷
　　伴随着信仰问题的日益被关注，近期之信仰事件也接踵而至，兹举其大者，稍作言说。
　　第一件事情，是国家文化部有关风水“申遗”的争议。民间有关风水申遗的话题由来已久，据称是受到韩国、日本风水申遗的“威胁”所致，以吸取端午节的教训。但有学者认为中医、风水同根同源，国人不相信，是民族的自卑心理的表现，并把它上升到“国家文化主权”的高度。
　　第二件事情，是针对前几日的农历中元节（传统“鬼节”），天津市有文规定，禁止党员干部焚烧冥币。如天津市党员干部在丧事活动中有看风水、做道场、为亡人开光送路、焚烧冥币等行为，情节严重的，将被严肃处理。此文一出，随即惹出各种争议。其中，最要紧的，是认为它是一种极“左”思潮在一些人的心里根深蒂固，忽视了当代国人最缺少什么的问题，进而希望当权者为此深刻反思。
　　第三件事情，正好与上述现象相反。这是近日在国家新闻办公室召开的“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发布会上，有官方发言人认为，“中国没有出现信仰危机”。比如说，奶粉、假药、某些商业欺诈问题，大家所表示的不满意与愤怒，这就说明了中国人还没失去信仰。
　　上述三大现象，之所以把它们称为“信仰事件”，是因为这些现象之中，信仰是主题，象征和代表了中国人最基本的信仰需求。但是，这些信仰需求又呈现为一种意识形态关系，甚至被上升为国家文化主权，都被统属在国家职能部门的话语系统之中。所以，它们不仅仅是信仰，不仅仅是国人之信仰需求，早已被权力话语系统建构为“信仰事件”了。
　　传统风水术，本是民间社会之习俗信仰之一，如果变质为“国家文化主权”，风水成为国家信仰，那么，偌大一个主权国家，成为风水信仰实践的主体，国家社会之治理机制将成为风水大师、神仙高人的试验场。而恰好是党员干部自己的生命关怀及其习俗表达形式，个人的信仰需求，却又被信奉为“政治信仰问题”，被明文规定为不允许。至于一度引起社会激愤、被认为是社会缺乏诚信、人心浮躁的各种商业欺诈，反而能化腐朽为神奇，作为反面教材，说明中国人没有失去信仰，中国社会无信仰危机云云。
　　仔细想来，见怪不怪。因为见仁见智，中国信仰本来就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问题。这里面已经涉及一个很要紧的大问题：是中国人失去信仰了，还是中国人本来就没有信仰？或者是中国人从来就不缺信仰，而是中国人的信仰缺少了什么？
　　
　　依附型信仰关系
　　对于中国信仰，有一种普遍性的误解，认为中国人大多不信宗教，但是有我们自己的文化信仰。甚至认为，我们不讲上帝，但我们有良心。所以，多年以来，只要谈及中国信仰，就会是一头雾水，难得要领。
　　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人的信仰，也可以是中国人的宗教，但又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我们有我们的宗教与信仰。与西方人不一样的，中国人谈信仰，不仅仅是对神灵或超验关系的信仰，不是信仰faith，而是信念beliefs。因此，中国人常常有宗教信仰、文化信仰、政治信仰、民间信仰、民族信仰、国家信仰、行会信仰等等。为此，才会有1980年代以来一直困惑中国人的信仰危机。然而，究竟是哪一种信仰的危机？举国号称要重建与复兴的又是哪一种信仰？依旧是雾水一头，难以捉摸。
　　很多研究民间信仰的学者，不喜欢“宗教”这个概念，认为这是西方泊来品，不适用于中国信仰的讨论。大多数中国人也不喜欢制度宗教之规范的约束，却又顾忌于各种超验关系的影响，生活于种种不确定性之中。他们当然要有自己的信仰。而宗教处于中国社会的边缘，古往今来就无法规范中国人的信仰，也无法使中国信仰完全进入宗教体系。所以，中国信仰始终依赖着各种现实社会关系，依赖着信仰者的权力、身份、地位，依赖着现实社会各种利益关系，无法独立表达，无法构成独立实践的信仰体系。于是，中国信仰就被做成了一种特有的依附型发展模式，我把它称之为“依附型信仰关系”。
　　依据北京零点研究咨询公司在2007年的“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CSLS）”，85%的中国人有某些宗教信仰或某些宗教信仰活动的实践。这些人大多不属于某个宗教组织，但并不影响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其中，有58%的人声称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或任何神、鬼、佛等，但有44%的人在以往的12个月中曾有过某种形式的宗教实践，如去教堂、祈祷、烧香、在家中供神像或祖先牌位、戴符、看风水、算命等活动；有49%的人具有某种宗教信仰，如相信灵魂转世、天堂、地狱或超自然力量。与此同时，这种信仰现象在一些党、团员中间也存在。只有16%的党团员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在以往12个月中没有任何宗教实践。
　　研究表明，即便是没有宗教身份归属的大多数中国人，他们都有自己的信仰，这说明他们的信仰方式不是依赖于宗教组织，而是按照自己选择、喜爱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信仰。这就构成了一种非常随机的、私人化的、甚至是私密性的信仰及其表达方式。人们无法进入宗教实践领域，只能依靠信仰者自己独有的条件与方便来表达自己的信仰。因此，穷算命，富烧香，大师、官员、富人则三位一体，给信仰做局。
　　中国信仰如果被分为若干信仰类型的话，那么，这种信仰类型的构成，大多是基于信仰者的私人身份、个人关系、利益获得路径、谋生路子等方式。官员有官员的信仰方式，富人有富人的信仰要求，白领有白领的信仰选择，穷人有穷人的信仰期待……至于中国人常说的什么信仰，也因此而成为局限于某种权力关系、利益关系、人际交往、族群关系，它们也都被建构为依附于这些关系的信仰格局。
　　为此，当中国人谈及信仰的时候，如果不说明这些信仰所依赖的复杂关系，这些信仰的精神内涵就无法说得清楚。不是局限于内心深处，常在“信仰失语”状态，无法表达；要不就是信仰者依附在他们选择的信仰关系之上，使信仰成为一种现实关系的表达，成为对某种利益关系的选择与追随。如此依附下去，信仰的神圣性与超越性，信仰的普遍性与终极性，就被做成各种“关系中的信仰关系”，从而成为中国信仰最基本的毛病所在。
　　
　　官场巫术及其信仰格局
　　近期被诟病的李一现象，关键不在于他以教敛财之嫌。在我看来，其最大的毛病，是把信仰做成了局子，使信仰成为富人的时尚、权贵的工具、神秘高人的敛财手段，是权贵、富人、官员、大师的合作结果，其后深藏着一种依附型权力与经济利益间的交换关系。
　　曾有一份《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示,有的县处级公务员处在官场巫术之中。重庆市烟草公司原副总经理冯某热衷于看风水，历时3年修建一座豪华“活墓”，书“官爵至五品”；2000年，山西交口县被曝出县委大院为“补风水”，内有深埋达6年的“镇邪物”、“升官符”；今年年初，河北高邑县县委书记受高人指点，在县府大门的街上置放一架报废的战斗机，喻意“飞黄腾达”；而长春某区法院门前则高挂“辟邪剑”，以防止法院领导再“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