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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知道高希均是因为编辑部的《天下》杂志和《远见》杂志，出于职业敏感，我注意到了版权页上的“董事长高希均”。后来得知，他1960年代就在美国获得经济学终身教职， 1980年代回台湾创办《天下》和《远见》，风生水起。他提倡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做个高附加值的现代人”、“读一流书、做一流人、建一流社会”、“决策错误比贪污更可怕”、“书柜代替酒柜、书桌代替牌桌”等观念广受引用，有人说他是“台湾经济观念普及化的大功臣”。
　　一个人一生成功做一件事已经很难得了，跨界做两件事，都能成功，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社会的观念。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会是怎样的一个人？
　　2011年6月18日和22日，在台北的办公室里，高希均先生和记者两次见面，相谈甚欢。
　　
　　中国有理由骄傲
　　《南风窗》：您曾经说过，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是最好的，市场是一个裁判，市场是一个中心。但当2008年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到来之际，从西方国家开始，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把政府当作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而各国政府也都毫不犹豫地为“救市”迅速行动起来。您怎样看待这种反差？这是否意味着自由市场理论的失败？世界是否重新开始了一个向“左”走的历程？
　　高希均：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有两种主要的经济思潮和实践：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它的特点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很小，民间的经济活动远远大过政府，经济很有活力。在美国，像航母、导弹这类尖端国防技术，实际上是掌握在一些私人企业手中，这在很多东方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另一种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全面管制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看起来很美，但它的成功有赖于计划者的全知全能，这在实践上不具有可行性。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奉行这种模式，当时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的最大功绩是放开了限制，从而解放了10亿人的想象力和企图心，所创造的成就有目共睹。
　　2008年的金融危机，华尔街的一群没有道德的银行家给全世界带来了危害极大的恐慌，这是否说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出了毛病呢？是，也不是。一些人之所以能利用市场的漏洞和人性的贪婪，显然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还不周严；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类的经济活动是越来越复杂了，要彻底消弭风险几乎不可能，而规则太多又会窒息经济的活力，如何平衡是一个大学问。
　　这就意味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需要和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结合起来。这其实是一个钟摆效应，有时市场多一点，有时调控会有所增加，但市场经济的底色是不会变的。所以，不要以为金融风暴后的政府干预就代表了自由市场的终结。
　　《南风窗》：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那么，中国在金融危机中所受影响较小，是否意味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更为优越？
　　高希均：对于自己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中国有理由感到骄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很快投入4万亿去提振经济。这些优势都是美国所不具备的，这些国家要通过一个法案，首先要在国会辩论，还要面对国内形形色色的利益团体的质疑和游说，效率很低。所以《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就说，最理想的状态是让美国做一天中国，在这一天里把以前所有通不过的法案都通过，第二天再回到美国。
　　所以，效率低是民主的代价，但也能避免全局性的重大错误。对政府干预而言，对的时候正面效果会大于负面，不对的时候就会满盘皆输。就中国的情况看，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是有成效的。
　　《南风窗》：在社会政策领域，新自由主义最受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它导致了整个世界范围内及每一个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您怎么看？
　　高希均：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穷和富都一定会存在，关键不是差距，而是穷的那部分人要生活得有尊严。举个例子，一个人月入1万元，另一个人月入100万，这时他们的差距是99万；10年后前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到3万，后一个增加到150万，他们的差距是147万。我们往往过多关注差距的扩大，而没有注意到前一个人的收入已经增加了两倍。对于他来说，孩子可以接受教育，有房子住，已经很满足了，他不见得会妒忌富人的豪宅和财富。
　　对所得低的人来说，最好的帮助不是给他钱或者救济，而是提供机会，特别是受教育的机会。当然，在一些社会里，利益集团的力量很大，已经垄断了机会，堵塞了社会流动的通道，这时候通过个人的努力已经很难改变命运。这种社会往往孕育着不满。但政府的力量太大，又往往会滋生贪腐。所以到目前为止，制衡对人类社会来说仍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南风窗》：在目前大陆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模式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台湾对大陆的借鉴价值是否在削弱？据我所知，很多台湾人也在担心台湾会越来越边缘化。
　　高希均：15年前，世界在辩论中国何时崩溃；现在，国际媒体纷纷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几时会超过美国，是2016年，还是2020年？当然，中国很聪明，拒绝了G2，表达了永不称霸，先解决自身内部问题的决心。这是很明智的，如温家宝总理所说，中国再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是大问题。
　　近年来我曾经指出中国经济社会运作的几项特色：（一）权力分享可以等，开放改革不能等；（二）民主可以等，稳定不能等；（三）法治可以等，亲民不能等；（四）清廉可以等，效率不能等；(五)公平可以等，改善不能等；（六）国力弱时发展硬道理不能等，国力强时发展软实力不能等；（七）国际地位低时重面子，国际地位高时重里子。我相信，这只是中国在特定发展阶段的选择。但到了一定的时候，那些“可以等”的会慢慢变得“不能等”，那时，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压力会很大。
　　台湾的转型比大陆早一些，台湾民主在20年里走过了欧美国家200年才走过的历程，因此是一个“民主暴发户”，民主的外型有了，规范有了，但气质差了很多。今天，台湾对大陆的借鉴作用就在于，台湾转型过程中犯过的错误，大陆在未来的转型中要尽量避免。
　　
　　知识分子要言行一致
　　《南风窗》：您认为，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那么在您看来，两岸知识分子在今天的使命是什么？
　　高希均：在我看来，知识分子的修为包括：无欲则刚，无我则勇，无私则强；知识分子不是圣人，不是宗教家，但要勇敢，有担当，有使命感，面对不公不义要敢于抗争。当然，这种抗争不是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而是和平渐进的改良；要以理服人，理直气和；言行一致，要靠身教感染别人，一些知识分子满嘴仁义道德，私生活却非常不堪，这是令人遗憾的。
　　在公共领域，知识分子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要努力钻研，知无不言，但在专业之外，要约束自己，慎于发言。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可以谈经济方面的问题，但不要谈战争与和平、气候变化等问题，因为他（她）不是这方面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