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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还是造反？
　　或许是中学语文教育太成功，闲谈中只要一提“革命”二字，我就条件反射地想到“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在阿Q看来，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当然是件坏事，但如果能让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害怕，甚至可以因此上秀才娘子的象牙床上滚一滚，坏事也就成了好事，不妨“同去同去”。
　　阿Q的革命观很黄很暴力，很傻很天真。但这事不能怪他。
　　查文献可知，“革命”一词语出《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虽然包含“顺天应人”的天命思想，但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成王败寇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革命”就像“孤家寡人”，唯有黄袍加身才有资格使用，失败者或者图谋者都只是“叛乱”或者“造反”。
　　革命不是造反。经过革命党人的自我正名，再经过共产党人的革命洗礼，革命一词本已具有绝对的政治正确性。但在政治领域内革命仍旧是当权者的垄断话语，“只有做了皇帝才可以说革命”的隐形典律仍然禁锢着普通人的心理。所以普通中国人一听到革命，还是会立刻想到造反，立刻想到暴力，立刻想到野心家，立刻想到乌合之众，立刻想到无政府，立刻想到血流成河，中国人的革命想象力从来都是阿Q模式的改造版和升级版。
　　1911年10月14日，也即武昌起义第四天，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以“中国的造反”（The Rebellion in China）为题报道，形容这次起义是“最近的也是最危险的一次中国不满情绪的爆发”，称时人“对以反满为特征的这次造反（rebellion）……怀有巨大的恐惧”。发人深省的是，21天过后，也就是11月4日，《经济学人》再次报道武昌起义后续新闻时，标题已然改为“中国的革命”（The Revolution in China）。前后口径之所以发生如此根本的转向，不是因为英国人承认了武昌起义的正当性，而是因为这场“造反”倒逼出了满清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目前为止帝国的宣言和承诺可以确保这一点，中华帝国的历史新起点已确然无疑地到来了。满清政府及其支持者承诺进行直接和彻底的政府组织改革……”
　　在《革命的时代》中，霍布斯鲍姆称自17世纪以来的西方全球化扩张是借助于一辆“双轮马车”，以两种革命模式——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动力。当《经济学人》称“西欧将真诚地祝愿袁世凯和制宪议会获得成功”时，显然是以光荣革命作为摹本。武昌起义在他们的笔下仍旧是“造反”或者“叛乱”，他们肯定的中国革命是自上而下的制度革新，“由有着特定目标的中上层提出更换政府的要求”，这才是英国人所理解的革命。显然，英国人所理解的革命不是造反，更像是改革，甚或干脆就是复辟。
　　　　
　　革命还是复辟？
　　西文“革命”（revolution）最初是天文学术语，意为“持续不断地旋转运动”。哥白尼名著《天体运行论》的英文译名即为“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Heavenly Spheres”。按阿伦特的解释，革命在此强调的是非人力所能影响的、不可抗拒的、有规律的天体旋转运动，它与暴力无关，也与新旧之别无关。
　　17世纪开始，革命从自然术语变成政治术语。有趣的是，第一次被称为革命的政治运动恰恰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革命，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复辟：1649年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此后10年里英国一直是共和政体，但革命并不是指称这一时期，而恰恰是指克伦威尔去世后，查理二世被迎回英国，乾坤复位。1688年，革命再度被提及，同样不是为了欢呼詹姆士二世的落荒而逃，而是颂扬威廉和玛丽的荣登王位。也正因为此，阿伦特说光荣革命“根本就不被认为是一场革命，而是君权复辟了前度的正当性和光荣”。英国人相信他们远久到无可考证的宪政传统和自由传统是如此值得珍惜，所以任何一次短暂中断之后的回归都值得额首称幸、大加赞美。
　　革命一词的原义是复辟！对于今人来说，这个语义学上的再发现实在需要一点想象力才可以接受。阿伦特说要理解革命的现代意义，“我们必须转向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但与此同时，她又警告我们：“必须考虑到，在两者的最初阶段，参加者都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恢复被绝对君主专制和殖民政府的滥用权力所破坏的和践踏的事物的旧秩序。他们由衷地吁求希望重返那种事物各安其分、各得其宜的旧时代。”
　　“各安其分、各得其宜”这8个字让我们怦然心动，柏拉图对正义的理解不也正是如此—城邦的正义即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各归其位、各司其职？米什莱在《法国革命史》中说：“什么是大革命？这是公正的反抗，永恒正义的为时已晚的来临。”归根结底，无论是以复辟旧世界为己任，还是以创造新世界为宗旨，革命的根本逻辑都是一样的：为了实现所谓的永恒正义和秩序。
　　哥白尼的“革命”虽然仍取“持续不断地旋转运动”的古义，但有一点极富现代性，它彻底颠倒了太阳与地球之间的主次关系，现代革命正是意在通过上下颠倒旧秩序来实现新正义。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答案是：“这场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
　　为庆祝新中国的成立，胡风在1949年11月12日夜11时改定长诗《时间开始了》，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
　　时间！时间！
　　你一跃地站了起来！
　　毛泽东，他向世界发出了声音
　　毛泽东，他向时间发出了命令
　　“进军！”
　　“时间开始了”，这个说法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现代革命的本质属性：革命不是在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漩涡里沉浮，而是挣脱出来，跳跃出来，讲述一个从不为人所知、也从不为人所道的新故事。从此，现代革命就不再是复辟，而是开创新世界，打造新人。革命意味着时间开始，意味着开端，就像耶稣降生，他打破了古代的时间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