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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民矛盾正通过诸如强制征地、拆迁等比较激进的形式制造中国社会的裂痕—无数声音已说到了这一点，不时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也在对此作出警示。
　　但情况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还坏。
　　清楚的是，官民矛盾一开始体现在制度的区隔层面，在这种区隔下，权力及权力亲缘群体和民众分割开来。而在资源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他们尽情享受“体制红利”，民众则暂时被推到一边。
　　不仅如此，一些地方官民矛盾已然渗透日常生活，进入社会心理结构深处，变成了生活方式。
　　
　　区隔
　　2012年1月1日，江苏省某市。一场由政府主办、组织，由房地产公司赞助，名为“天鸿杯”的元旦万人健身长跑活动举行。
　　这类自娱自乐的表演，当然也会淹没在全国各地政府为政绩工程所组织的各类表演活动中。
　　但全国的公众还是注意到了它。他们对以下三点印象深刻。
　　在长跑的表演仪式上，作为主要的剧班成员，公务员们统一穿着配发的漂亮羽绒服和冲锋衣，喜笑颜开；而同样作为演员，学生方阵穿的却是夏天军训的单薄外套，瑟瑟发抖。至于普通民众，当“群众演员”点缀浩荡的权力恩情都没机会，他们最多只能当一个被预设的、可有可无的观众。
　　从照片上看，公务员们陶醉在享受体制福利的快感中。这一切，充满惊喜，却又理所当然。
　　任何一种由权力主导、组织的表演，当然都要符合权力的美学秩序，使其“威武”体现出来。这场表演按照行政区划，是暴力机构还是行政单位，是政府核心机构还是边缘事业单位等来区分“方阵”，并配上不同的着装，正在于宣示这一点。
　　不过，它同时也宣示、确立了官民之间的等级秩序，身份分野。并由此，成为一个当下中国经典的官民区隔叙事—一个对中国宏观政治，以及微观社会生活中官民关系的隐喻。
　　当然可以指控，这场表演是在变相给公务员发福利，同时，也合法化了房地产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结盟关系。不过，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官—民”作为“治理者—被治理者”的二元设定，以在福利上是被体制、权力运作所满足，还是被体制、权力运作所排斥实际地体现了出来，让谁都清楚自己是什么身份。其在公共空间对双方反复刺激，一方面使“官”享受体制红利时充满了优越感，另一方面则强化了“民”被剥夺的心理怨恨。
　　这当然不是有意识的产物，而是“集体无意识”的流露：“我们”，这些权力及权力亲缘群体该享受什么，“他们”，那些被权力支配的民众，只能享受什么。
　　这样的“自我认同”，以及“他者认定”，并不为宪法、法律，以及意识形态所承认，但却隐藏在权力的日常运作和资源分配中，有时冒出公共领域吓人一跳，更多的时候沉入生活深处，悄无声息。
　　
　　异化
　　按照官方说法，干部并非一个凌驾于民众（人民）头上的特权阶层；事实上，干部和民众被意识形态设定为一体，两者之间仅仅是“分工”的不同，不是两个或许在利益上具有冲突的阶层（阶级）。
　　但“分工不同”当然会带来身份、地位、资源分配机会上的不平等和实际生活水平的差异，从而瓦解“一体”的设定。为消除这一Bug（漏洞），官方说法把干部视为民众（人民）利益的代表，承认权力来自人民，并要求他们“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从而，即使“分工不同”，干部仍不是区别于人民的特权阶层，只有当他“背叛”了人民，变成“老爷”后，他才是。
　　当然，如何宣称是一回事，实际上是什么，则又是另一回事。
　　意大利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曾经揭示过一个“寡头统治铁律”。其分析对象是民主政党。为民主而组织起来的政党当然是可敬的，不过，组织本身通过科层制的建构，会给领导层带来权力，而利益与权力如影随形，一体两面。
　　对于权力者来说，只要组织本身能够给他带来地位和利益，其功能就开始异化，有时候并不是为了“民主”这一目的，组织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权力者的利益。维持组织的存在，而不是所谓的“民主”，在权力者那儿，其渴望更为蚀骨。
　　米歇尔斯没有讨论组织的收益是否会惠及被设定为“我们”一部分的每一个成员。但从领导层扩大开来，如果一个组织本身能够生产或攫取广泛的利益，那么，其一系列职位的设置，本身就具有双重功能。第一种功能，就是维持组织的存在；第二种功能，给处于这个职位的人以报酬。
　　当“寡头统治铁律”放大到政府治理层面，在权力缺乏有效监督，民众不能控制政府花钱的情况下，异化会更加严重。
　　对社会进行治理的权力群体，治理得有效，社会控制得成功，当然符合社会的利益，毕竟，它可以提供诸如国防、治安等公共产品。但它本身也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看起来这是无可指责的，毕竟每一个群体、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不幸的是，在中国，在给公务人员的报酬上，“官本位”的色彩还比较强烈。
　　这种利益的体现有两方面，其一是根据职位的不同获取有差别的“权力报酬”，比如处级、厅级干部配什么车、住什么房等，超出制度供给的才不具有合法性，才被视为腐败；其二是权力群体作为一个阶层，在享受体制所给的好处上与被权力支配的民众区别开来，是谓“体制红利”。
　　比如，在养老金上，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和民众分属不同的“社会保障系统”，前两者不需要自己掏钱，由纳税人的钱供养—而改革“养老金双轨制”的声音已喊了很久，现在仍未有“改革时间表”出来，停留在个别的试点阶段。
　　权利无法约束权力所导致的异化不仅使官民分属于不同的“社会保障系统”，而且还会颠覆彼此的权利义务关系。像官员财产申报，本来就是官员的一种政治义务，但这一制度呼唤了那么多年就是不出来，以致“裸官”、“小偷反腐”成为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而对民众关于买刀、上网之类的“实名制”，倒是非常热衷。
　　
　　疏离
　　官民之间，在生活中出现疏离，渐行渐远，实在不是福音。
　　对于民众来说，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想成为权力及权力亲缘群体的一员，另一方面，内心里却对前者“有情绪”，有时候，情绪还不太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