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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 包括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城乡教育费附加，企业用于举办中小学的经费，校办产业减免税部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达到发展中国家1980年代的平均水平。”到2000年，这个目标没有实现，从此4%就成为中国教育领域的一个情结，或者说一个心头之痛。
　　1993年的4%承诺的分母是国民生产总值，即GNP。而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1个5年（2006～2010年）规划纲要》中，4%的承诺再次得到重申，不过分母是国内生产总值，即GDP：“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但目标仍旧没有实现。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又一次提出：“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这已经是第三次承诺了。2011年全国“两会”，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这一庄严承诺。从近一年多时间中央政府的动作来看，2012年4%的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了。在即将举行的全国“两会”上，4%这个话题势必是一个热点。
　　一个政府对于教育的任何承诺都是很严肃的事情，其背后是一个社会对于公平正义的具体感知。数字是枯燥的，但的确涉及众多个体的命运。同样是4%，今天教育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与20年前已经不可比：总量不足和分配不公并存；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教育的鸿沟在进一步拉大，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内部，有的也存在同样的鸿沟；外来工子女受教育问题，受制于体制不顺，迟迟得不到明显改善；同时，人们对学校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越来越充满非议……
　　我们期望兑现一项政治承诺成为一个好的起点，在教育体制改革中，政府和社会能够形成良性的互动（这种良性互动的最新例子是民间发起的“免费午餐”和政府的回应），尤其是：今日教育问题的体制源头是30多年前开始的对地方的“分权让利”和教育责任的下放。在经济学家周其仁说的“计划时代的超级国家公司被分解成无数碎块，地方政府像一个个公司一样展开竞争”的过程中，经济得到了增长，教育投入则被边缘化。
　　因此，今天我们通过4%这样一个数字所呼吁的，不是行政化的狭隘的东西（比如提高教育部门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而是希望加快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