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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编剧，与职业圈外的朋友聚会时经常要回答“做编剧是不是很浪漫”和“做编剧是不是很痛苦，因为写不同的剧本需要去体验不同的生活”之类的问题。答案是，一，编剧只不过是一份写字的职业而已，除非你非要把昼夜颠倒也当作一种浪漫；二，编剧基本不需要冥思苦索——它已经越来越流程化、工业化，也基本不需要体验生活，因为电视产业的急功近利决定了制片人不会给编剧留下多少时间去搞什么“体验”。   当然，做编剧的确很痛苦，但绝对不是出于上述原因。它恰如托尔斯泰名言的“颠倒版”：幸福的编剧各有各的幸福，而不幸的编剧则有着相似的不幸。   香山会议：为什么编剧想当制片人 2007年1月6日，北京的冬天。30个国内的一线编剧聚集在偏远的香山饭店，自发举行了中国编剧历史上第一次联合会议。这次会议的直接议题是声讨“《墨攻》导演张之亮侵犯编剧李树型署名权”以及“电视剧《沙家浜》侵犯原作者文牧版权”，前者把编剧李树型的名字排到了片尾第43位，后者不顾原作者家属的强烈反对，强行拍摄并开播，引起很大愤慨。30个编剧发表联合声明，声援李树型及文牧家人，并采取了一个在中国影视界从未出现过的行动：联名抵制张之亮和北京朱氏联合传媒有限公司，所有署名者宣布——不与侵权者合作！ 会议的发起人之一汪海林（《铁齿铜牙纪晓岚》、《神医喜来乐》的编剧）表示：“说到底，这两个案例都不直接与钱有关，更多的是涉及职业尊严，跟以往单纯的经济斗争相比，编剧们的抗争进入了新的层面。用编剧程青松的话来说，这是可以载入影视发展史的。国内的编剧们为了自身的权益，已经由以往的单打独斗进入了互相呼应、互相支持的阶段，一个编剧的权利整体正在渐渐出现。在这个阶段，我个人不希望只单纯地关注编剧的经济权益，编剧的核心权益是自身在影视行业中的地位问题。” 另一个发起人刘毅（《少年包青天》、《神雕侠侣》的编剧），性格是公认的温和，经常吃亏也无怨无悔，但他这次也忍不住了，将矛头直指制作人：“比起一般剧组里的场工、灯光之类，编剧的地位当然还不错，但在一些剧组，制片方往往忽视编剧的劳动，随便删改剧本，任意署名，编剧本身该有的作品完整权、署名权、修改权等都得不到保障。” 在香山会议的联合声明背后，是编剧们已经被压抑到谷底的职业尊严的一次总爆发，同时也暴露出编剧和制片方年深日久积累下来的矛盾，随着编剧力量的壮大和自身的成长，目前已经到了忍可无忍、一触即发的地步。编剧和制片人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制片方是编剧的衣食父母，同时又是编剧的天敌。在这对矛盾中，编剧一直处于绝对弱势。 侵权只是冰山一角，拖欠稿费、乱改剧本、出尔反尔、不遵守合同等等，都是编剧每天都可能遭遇的家常便饭。说到拖欠稿费，笔者到目前为止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至今只被欠过一次稿费，是被一个突然兼做制片人的女明星拖欠了改稿的尾款，而她拒绝付钱的主要理由是：剧组的出纳对剧本不满。制片方虽然会先付订金，但最后编剧交完定稿之后往往有30%的稿费还扣在制片方手里，能拿到这笔钱的机率跟赌大小获胜的概率差不多。 至于合同，制片方是不会在意的——所谓合同，就是乙方需要遵守而甲方不需要遵守的一份文件。他们的随意性很强，你永远不知道这部戏拖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制作人什么时候突然就停掉不做了。笔者眼下正在做的一部戏，足足等了一年半的时间才正式进行，在这段漫长的等待中，我几乎连什么戏都不敢接。有时，编剧为了保险起见，不得不同时接几部戏，因为其中总有戏会黄掉，就算这几部戏同时黄掉也不足为奇；但如果不幸几部戏同时开始运作，那编剧就会死得很难看。 在创作上，代表资本意志的制片方也彻底占据主导地位。为了减少风险，制片人经常跟风，“借鉴”美国最新电视剧或者克隆国内成功作品。编剧基本都是接受“订单”，再按流程“生产”，很少编剧是自己决定题材内容，或完全独立创作。如果制片人坚定不移要求克隆某部戏或某种风格还算好，怕的就是那种摇摆不定、永远拿不定主意的制片人。笔者的一个好友转型做编剧，就碰到一个这样的投资人，每次她刚写出一个大纲，对方就看中了一部新的热播剧集让她模仿，结果，折腾3年了，她的大纲还没有通过。 当然，编剧也可以选择不跟制片方合作，自己独立创作，但如果你不是王朔或者海岩，就一定要做足够的心理准备：这样做出来的戏很难卖掉。有朋友写了部40集的煽情大戏，卖了4年，尝试了很多种卖法，大家看了都说很好，有人提出让她压缩成27集，有人提出让她改成情景喜剧，有人提出改成百集系列剧，还有人看过之后邀请她另写一部戏……总之，最后还是没有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