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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刘红买第一辆车，4.8万元拍下车牌；2006年，刘红买第二辆车，3.99万拍下车牌；这一次，4.5万元的中标价，是刘红的心理价位，但女商人却不认这个拍卖结果了。“我打不进电话，没有得到修改权利，没有办法出牌，我怎么服输？”刘红说，能打进电话能登上系统成功修改出价“就是一个中奖券的过程”，她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博彩!
　　目前，记者还无法证实电话不通、网络不畅是“纯技术问题”还是“暗箱操作”，总之竞拍过程出现了一个最有想象力的人也无法想到的“约束条件”：系统发生拥堵，将众多的竞拍者排除在外，并使众多成功参与竞拍者无法修改出价，结果竞拍平均中标价只有23370元，比上一次拍卖均价暴跌3万多元，上海媒体一片叫好，“私牌新政立竿见影”，“屡创新高的中标价终于得到理性回归”。
　　果真理性回归了吗？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在上海一家媒体工作的王先生以8300元的低价位中标。在同事小杨的帮助下，两个人“电话一直不停地拨，网络一直刷新”，结果，在最后一分钟，小杨凭借“双核电脑”登陆网站，闪电出价，“在最低中标价上面加了200元，结果一举拿下”。更令人惊讶的是，挂江苏牌照开了两年车的王先生在首次出价仅出“100元”，说是“试探”。
　　数据显示，最初投标有1000人投出了100元，刘红称这些人为“投机者”。据《上海商报》报道，本来考虑上温州牌照巧遇新政出台“就来试一试”的张先生，以8200元中标后兴奋地对记者说：“上月牌照还在5万元多，这月8200就买了张上海牌照，与上苏州牌照价格差不多了，等于今天中大奖了。”
　　不断看到这类报道，刘红心里更加不平衡。这些本来拥有外地牌照或原想上外地牌照的人，带着投机心理参加竞拍，“试一试”，不中就拉倒，这使得他们敢于在首次出价时投出低价位。然而刘红不行，她先买车后上牌，况且这是春节前唯一的拍牌机会，为了“一举拿下”，她首次出价自然要填一个高价位。
　　岂料，这次拍卖结果拍价离散度很高，刘红竟然因为无法修改出价，以高出均价2万多的价位被“吃进”，眼睁睁地与近５年来最便宜的车牌擦肩而过，而投机者却弹冠相庆，“让我很郁闷”。刘红说，尽管第一次拍牌时自己的摘牌价是4.8万，但因为所有中标者中标价都在均价上下，“渠道很畅通，而且大家差不多”，心里自然不会不平衡。
　　《上海商报》报道说，这次私车额度拍卖有一个现象，就是“可有可无、轻松上路”者都以低价拍到了车牌，而那些以高价拍到者却是迫切需要车牌的。说得再直白一点，实行拍卖新规则导致了“杀富济贫”的结果，这恐怕不是新政推行者的价值取向。
　　“本次私车额度拍卖允许投标人第二次修改价格，是政府便民、利民的一大改革举措，但因为拍卖公司的过错，其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不仅使广大的投标人蒙受了不应有的经济损失，还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姚建国在致上海交通局和“国拍”的律师函中写道，“从法律上讲，因网络状况等导致未享受二次修改出价机会，这次私车额度拍卖是无效的。”
　　“这一次有赌博的心态，很不公平，是制度造就更多人来投机。”刘红说，既然竞拍者交了2000元（其中100元是手续费，1900元是保证金）买标书参加拍卖，这是一种市场行为，新规中的“两次修改机会”是竞拍者应有的权利，“国拍”有义务兑现这个契约，确保网络和电话两条通道的通畅是最基本的义务，以保证每一个竞拍者得到公平的出价权利。
　　然而，出现问题后，面对刘红们的权利诉求，“国拍”委托律师公开拒绝了。
　　这种态度，刘红不能接受，虽然对赔偿不抱任何希望，但她与其他近百名竞拍者坚定了通过诉讼来维护权利的决心，目的是让政府作出一个姿态，让人们在一个更公平公正的环境下生活。关于诉讼的意义，姚建国如此阐述：“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败诉，但诉讼本身是很有意义的。”
　　姚建国在律师函的最后建议：鉴于私车额度拍卖在合法性上存在很大疑问，且控制交通总量的效果难以显现，难以得到广大市民的理解与支持。建议贵局以法治政府的负责态度，审慎地对待私车额度拍卖问题，或可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尽快召开听证会，寻求更有效率、更为公平的解决方案。
　　事实上，这是一起挑战私车额度拍卖制度存废问题的诉讼，法院立案与否，是一块检验法治程度的试金石。
　　
　　几经更迭，存废两难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存废之争何以愈演愈烈？
　　镜头回到1994年。那年，历时5年修建的上海地铁1号线全线开通，全长48公里的内环线一期工程全线建成，高架、地铁等重大交通工程一个个竣工，让饱受了1980年代交通拥堵不堪的上海人尝到了通畅的甜头，1990年代中期，可用8个字来概括上海的交通状况——趋向通畅，有所超前。
　　那年是中国开放私人拥有私家车的第九个年头，1986年11月，上海第一辆“Z”字私人自备车牌照代码0001号诞生，被视为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时人评说“这标志着私家车正式开创了新局面”。此门一开，小汽车走进寻常百姓家已是历史大势，城市交通势必面临一股巨大的冲击波。
　　于是，一个“对机动车进行总量控制”的制度应运而生，1994年新增客车额度拍卖首度实行，上海人俗称“牌照拍卖”——有底价、不公开拍卖的方式对私车牌照进行“市场化配置”。那时能买得起私车的人少之又少，1600多万人的大城市，每月拍卖数量不过几百辆，从1994年到1999年，总共拍卖私车额度才1.1万辆。
　　就在人们还买不起车的年代，这个制度被“地方保护主义”绑架了。1998年初，上海推出针对上汽出品的桑塔纳轿车的私牌拍卖，该牌照2万元起拍，只适用于沪产桑车（1998年底上海通用投产后也适用于别克)，两年以后若车主淘汰桑车更换新车则该牌照不再受任何限制（这为日后黄牛大抄牌照价格大开方便之门）。而如果要购买非沪产车(包括国产车和进口车)则仍须10万起价竞拍。
　　显然，这是一个激励上海汽车产业发展的谋略，人们买沪产车比买其他车在牌照竞拍起点上，一下子省去8万元，如此做法，引起了其他地区和厂商的强烈不满。由于鄂产富康车吃亏，湖北省迅速制定了针对桑塔纳的报复措施，规定湖北省单位或个人买桑车须交纳7万元的“解困基金”。湖北方面表示，为了显示对上海的“诚意”，比上海少收1万。这场贸易战惊动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