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属浙江台州的县级市温岭,不但以迎来新世纪第一缕阳光和位列全国百强县前列而闻名,近年来更是以其首创的基层民主形式——民主恳谈而持续吸引着外界的关注,数不清的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曾前往考察和采访。
温岭民主,偶然和必然之间
作者:李北方
来源:《南风窗》杂志
日期:2008-02-05
浏览:6240
隶属浙江台州的县级市温岭,不但以迎来新世纪第一缕阳光和位列全国百强县前列而闻名,近年来更是以其首创的基层民主形式——民主恳谈而持续吸引着外界的关注,数不清的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曾前往考察和采访。
2004年,民主恳谈获得了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本刊曾对此做过报道。在那之后,温岭在基层民主建设上又有了新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将民主恳谈的形式融合于基层政府的财政预算编制和执行监督的过程,激活了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功能。
在温岭发生的每一小步进展都被详细地记录和研究,为很多研究民主进程的学者所称道。但问题是,这个地方真的发生了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某种变化了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这种变化是良性的和可持续的吗?温岭的变化是否可能成为整个中国在政治体制变革中的参照?
从恳谈到预算审核
民主恳谈起源于1999年,迄今已经有8年多的历程。当年,浙江决定要在全省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温岭市将松门镇确定为试点镇,当地的干部对单向地对农民进行宣讲的方式进行了革新,发明了民主恳谈的初始形态——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让领导干部和农民就某一个特定的公共问题进行面对面的沟通。这一尝试获得了好于预期的正面效果,到次年,温岭市将形形色色的类型活动统一命名为“民主恳谈”,并于随后制定了规范民主恳谈的相关条例,将这一形式推广到更广的领域中,如政府各职能部门和非公有制企业等。温岭市方面对乡镇和村每年召开民主恳谈会的次数做出了硬性规定,并记入对干部的考核。
借用温岭当地理论工作者的概括,民主恳谈经历了从“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载体”向“原创性的基层民主形式”转变的过程。早期的民主恳谈的主题为各地的工作重点和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范围宽泛,涵盖了从农业、渔业、工业、三产的发展,到城镇建设、道路交通、治安、计划生育等各个方面。群众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要求干部就某些问题做出解释,干部们对其中一些当场回应,当场解决不了的,要承诺解决的期限。2001年以后,一些乡镇开始以民主恳谈的方式就某些重大的决策议题征求公众的意见,并有选择性地予以采纳。这就使公众的意见在乡镇一级的决策中真正做到了有所反应。2002年8月,温岭市温峤镇学区校网调整的计划就在恳谈会上遭到了大多数群众的反对,镇政府于是放弃了原有的计划。“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所肯定的就是这一阶段的成果。
民主恳谈作为温岭的开创,是独立于现有体制之外的一种制度安排,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就面临着和体制挂钩的问题。其推动者看中了事实上处于停滞状态的基层人大,于是就出现了民主恳谈和乡镇人大的结合,通过恳谈监督的目标也锁定在了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上:乡镇政府的财政预算。
2005年,新的进展出现在新河镇,当地镇政府将预算公开,拿到民主恳谈会上讨论,并把恳谈的形式融入镇人大会议,使人大之于政府预算的功能从仅仅是举手通过变为有发言权和修正权。从2005年到2007年,经过3年的发展和不断丰富,新河镇探索出一套较完整的制度,并落实成为《新河镇预算民主恳谈实施办法(试行)》。
根据《实施办法》,公众和人大代表对预算的参与分为几个阶段:一,在人代会召开之前,由镇人大主席团领导下的人大财经小组组织预算报告初审民主恳谈会,参与者为“人大代表、各协会、社会团体、各界代表和公民”,分为工业、农业、社会三个专门小组进行讨论,各小组形成预算初审报告。二,在人代会召开期间,人大主席团组织人大代表进行民主恳谈,审议预算报告,镇政府负责人需回答人大代表提出的询问。随后,镇人大主席团和镇政府召开联席会议,根据代表提出的意见形成预算修改方案。这个阶段实际上已经不再是通常所说的民主恳谈了,而是将这一形式嵌入了人大会议,普通群众可以旁听,但没有发言权。三、在联席会议之后,向大会通报预算修改方案,代表进行分组审议。在这个阶段,5名以上人大代表联名可以提出预算修正案。经过一定的程序,代表联名提出的修正案若获得全体代表半数以上支持,则通过成为预算的一部分。在2006年新河镇的人代会上,代表们在这个环节联名提出了8份预算修正案,经审核只有两份符合要求并进入了表决程序,且都获得了通过。四、镇人代会闭会期间,由财经小组监督镇政府的预算执行情况。
新河的尝试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长期跟踪温岭在基层民主上的进展,并参与推动了新河镇预算审议改革的进程,不但出谋划策,还邀请专家培训人大代表怎么看预算、怎么审议预算。他认为,这是中国地方政府的预算走向公共预算的第一步,这种将民主恳谈与人代会结合的方式也使民主恳谈从原来政府设定议题的咨询式对话变成了民意的真实参与,让老百姓真的说了算,人大的“橡皮图章”地位发生了变化。李凡也指出,人大代表在讨论预算的过程中容易对政府的让步感到满意,放弃与政府的进一步争论,因为人大代表的产生多少有上级安排的意图,所以他们不愿意“太较真”。
2008年,“民主恳谈”与预算审查的结合再向前走了一步,温岭市人大常委会开始尝试运用这种形式对部门预算进行审查监督。1月13日,“2008年部门(交通)预算民主恳谈会”举行,来自温岭市委、人大、政府和16个乡镇(街道)的代表以及部分离退休代表参加了恳谈会。会议持续了一天,上午先是由相关部门汇报2008年交通建设计划和交通局预算编制情况,然后分成4个组进行分组讨论。下午,恳谈以集中的方式进行,形式类似于全体会议,市领导和相关部门的代表坐在台上,参加恳谈的代表坐在台下。在交流环节进行完之后,相关部门代表对恳谈意见表态,最后以市长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讲话结束。
温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学明说,之所以选择交通作为市部门预算民主恳谈的起点,是因为交通紧系民生。交通部门的预算审核还将在人代会上继续进行,其程序和结果目前还不得而知。恳谈结束后,李凡再次对此做出高度评价,称温岭在公共预算的探索方面至少领先国内其他地方5年。
温岭民主何以能够推进
回顾历史,会发现温岭在基层民主建设的推进上稳扎稳打,平稳前进,既尊重了既有的体制框架,又保留和张扬了自己的特色。民主恳谈的确在发挥着作用,记者在采访中感觉到,基层的干部已经普遍培养了一种思维,即决策时有必要听取和尊重老百姓的意见,否则工作不好开展。
张学明在向记者谈到新河镇的预算改革时说,以前乡镇的预算都是镇长说了算,人大开会只是过一下而已,但现在不一样了,干部在编制预算时更认真负责了,因为要接受代表的询问,预算为什么要这么安排,你得给个理由听听,干部要是答不上来在台上就很没面子。在温岭市石桥头镇杨家浦村,村支书江于明指着小河边被锯断的柳树说,河北岸的住户在村里的恳谈会上提意见说,树长得太高,夏天影响到室内的通风,所以村里就决定把树拦腰锯断。该镇的党委书记陈云峰告诉记者,较重大的决策如果只由领导班子做决定,视野会受到限制,如果群众反对执行起来也困难,而经过恳谈的决策,执行时就顺利多了。他说,现在的干部心态要有所变化,要更加透明,这符合大的趋势。
2004年,民主恳谈获得了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本刊曾对此做过报道。在那之后,温岭在基层民主建设上又有了新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将民主恳谈的形式融合于基层政府的财政预算编制和执行监督的过程,激活了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功能。
在温岭发生的每一小步进展都被详细地记录和研究,为很多研究民主进程的学者所称道。但问题是,这个地方真的发生了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某种变化了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这种变化是良性的和可持续的吗?温岭的变化是否可能成为整个中国在政治体制变革中的参照?
从恳谈到预算审核
民主恳谈起源于1999年,迄今已经有8年多的历程。当年,浙江决定要在全省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温岭市将松门镇确定为试点镇,当地的干部对单向地对农民进行宣讲的方式进行了革新,发明了民主恳谈的初始形态——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让领导干部和农民就某一个特定的公共问题进行面对面的沟通。这一尝试获得了好于预期的正面效果,到次年,温岭市将形形色色的类型活动统一命名为“民主恳谈”,并于随后制定了规范民主恳谈的相关条例,将这一形式推广到更广的领域中,如政府各职能部门和非公有制企业等。温岭市方面对乡镇和村每年召开民主恳谈会的次数做出了硬性规定,并记入对干部的考核。
借用温岭当地理论工作者的概括,民主恳谈经历了从“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载体”向“原创性的基层民主形式”转变的过程。早期的民主恳谈的主题为各地的工作重点和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范围宽泛,涵盖了从农业、渔业、工业、三产的发展,到城镇建设、道路交通、治安、计划生育等各个方面。群众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要求干部就某些问题做出解释,干部们对其中一些当场回应,当场解决不了的,要承诺解决的期限。2001年以后,一些乡镇开始以民主恳谈的方式就某些重大的决策议题征求公众的意见,并有选择性地予以采纳。这就使公众的意见在乡镇一级的决策中真正做到了有所反应。2002年8月,温岭市温峤镇学区校网调整的计划就在恳谈会上遭到了大多数群众的反对,镇政府于是放弃了原有的计划。“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所肯定的就是这一阶段的成果。
民主恳谈作为温岭的开创,是独立于现有体制之外的一种制度安排,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就面临着和体制挂钩的问题。其推动者看中了事实上处于停滞状态的基层人大,于是就出现了民主恳谈和乡镇人大的结合,通过恳谈监督的目标也锁定在了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上:乡镇政府的财政预算。
2005年,新的进展出现在新河镇,当地镇政府将预算公开,拿到民主恳谈会上讨论,并把恳谈的形式融入镇人大会议,使人大之于政府预算的功能从仅仅是举手通过变为有发言权和修正权。从2005年到2007年,经过3年的发展和不断丰富,新河镇探索出一套较完整的制度,并落实成为《新河镇预算民主恳谈实施办法(试行)》。
根据《实施办法》,公众和人大代表对预算的参与分为几个阶段:一,在人代会召开之前,由镇人大主席团领导下的人大财经小组组织预算报告初审民主恳谈会,参与者为“人大代表、各协会、社会团体、各界代表和公民”,分为工业、农业、社会三个专门小组进行讨论,各小组形成预算初审报告。二,在人代会召开期间,人大主席团组织人大代表进行民主恳谈,审议预算报告,镇政府负责人需回答人大代表提出的询问。随后,镇人大主席团和镇政府召开联席会议,根据代表提出的意见形成预算修改方案。这个阶段实际上已经不再是通常所说的民主恳谈了,而是将这一形式嵌入了人大会议,普通群众可以旁听,但没有发言权。三、在联席会议之后,向大会通报预算修改方案,代表进行分组审议。在这个阶段,5名以上人大代表联名可以提出预算修正案。经过一定的程序,代表联名提出的修正案若获得全体代表半数以上支持,则通过成为预算的一部分。在2006年新河镇的人代会上,代表们在这个环节联名提出了8份预算修正案,经审核只有两份符合要求并进入了表决程序,且都获得了通过。四、镇人代会闭会期间,由财经小组监督镇政府的预算执行情况。
新河的尝试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长期跟踪温岭在基层民主上的进展,并参与推动了新河镇预算审议改革的进程,不但出谋划策,还邀请专家培训人大代表怎么看预算、怎么审议预算。他认为,这是中国地方政府的预算走向公共预算的第一步,这种将民主恳谈与人代会结合的方式也使民主恳谈从原来政府设定议题的咨询式对话变成了民意的真实参与,让老百姓真的说了算,人大的“橡皮图章”地位发生了变化。李凡也指出,人大代表在讨论预算的过程中容易对政府的让步感到满意,放弃与政府的进一步争论,因为人大代表的产生多少有上级安排的意图,所以他们不愿意“太较真”。
2008年,“民主恳谈”与预算审查的结合再向前走了一步,温岭市人大常委会开始尝试运用这种形式对部门预算进行审查监督。1月13日,“2008年部门(交通)预算民主恳谈会”举行,来自温岭市委、人大、政府和16个乡镇(街道)的代表以及部分离退休代表参加了恳谈会。会议持续了一天,上午先是由相关部门汇报2008年交通建设计划和交通局预算编制情况,然后分成4个组进行分组讨论。下午,恳谈以集中的方式进行,形式类似于全体会议,市领导和相关部门的代表坐在台上,参加恳谈的代表坐在台下。在交流环节进行完之后,相关部门代表对恳谈意见表态,最后以市长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讲话结束。
温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学明说,之所以选择交通作为市部门预算民主恳谈的起点,是因为交通紧系民生。交通部门的预算审核还将在人代会上继续进行,其程序和结果目前还不得而知。恳谈结束后,李凡再次对此做出高度评价,称温岭在公共预算的探索方面至少领先国内其他地方5年。
温岭民主何以能够推进
回顾历史,会发现温岭在基层民主建设的推进上稳扎稳打,平稳前进,既尊重了既有的体制框架,又保留和张扬了自己的特色。民主恳谈的确在发挥着作用,记者在采访中感觉到,基层的干部已经普遍培养了一种思维,即决策时有必要听取和尊重老百姓的意见,否则工作不好开展。
张学明在向记者谈到新河镇的预算改革时说,以前乡镇的预算都是镇长说了算,人大开会只是过一下而已,但现在不一样了,干部在编制预算时更认真负责了,因为要接受代表的询问,预算为什么要这么安排,你得给个理由听听,干部要是答不上来在台上就很没面子。在温岭市石桥头镇杨家浦村,村支书江于明指着小河边被锯断的柳树说,河北岸的住户在村里的恳谈会上提意见说,树长得太高,夏天影响到室内的通风,所以村里就决定把树拦腰锯断。该镇的党委书记陈云峰告诉记者,较重大的决策如果只由领导班子做决定,视野会受到限制,如果群众反对执行起来也困难,而经过恳谈的决策,执行时就顺利多了。他说,现在的干部心态要有所变化,要更加透明,这符合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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