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买遇见圣雄甘地
作者:庄礼伟
来源:《南风窗》杂志
日期:2008-02-07
浏览:6999
“你认为那些统治者或侵略者会天良回归?”
“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寓居在每个人的内部,每个人都是神的化身。而神就是爱,是光明,是至高无上的善。如果人们证悟到自己内在的神性,牢牢地抓住自己内在的神性,就能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而那些行事邪恶的人心中也有神性,只是暂时被私欲或仇恨蒙蔽了,如果别人对他们不懈地晓之以爱,他们内在的神性就一定会被唤醒。”
“这就是说,你相信精神的力量。”
“是的,我相信。任何政府都不可能迫使那些内心自由的人们违背其意志而向强权致敬。弱者之所以没有力量,首先是因为他们在精神上畏缩了。其实,在奴隶决定他不愿再做奴隶的那一刻,他的镣铐就脱落了,从那一刻起他就是强大的。我也相信祈祷的力量——我坚信纯洁无瑕的祈祷绝不可能没有回应。”
夜里的海风很大,也有点凉。但我学他,把脚浸在海水里,集中心念,风声果然平息了。甘地曾经每周有一天不说话,他从静默中汲取力量。不过在这个晚上,他倒是很健谈,有问必答。
“人类的伟大在于他们能改造自我”
“历史学家说,英国放弃印度是多种因素造成的,除了非暴力不合作—不服从运动,还有二战对英国国力的损害、二战后的国际局势、英国工党和民众对印度的同情,以及印度潜在的武装起义风险等等。是这样吗?”
“是的,那些因素确实发挥了作用。不过,亿万印度人参与的非暴力不合作—不服从运动直接摧毁的是殖民者的神经,使他们不敢持续动用暴力机器。非暴力不合作—不服从运动使印度获得了代价最小的社会变革。”
“非暴力不合作—不服从对英国工党能起作用,在有雅量的制度环境下能起作用,但是对希特勒、纳粹能起作用吗?听说你曾经主张以非暴力方式来反抗纳粹,但纳粹最终是被武装还击打败的。”
“是的,我对人类政治中的一些特殊性有所忽略。在纳粹政权这种极权主义政权之下,非暴力不合作—不服从运动不仅撬动不了统治机器,甚至自己的生存也成问题。但这不是说神性不会在每个人内心中存在,神性会在每个人内心中存在,哪怕暂时被愚昧、私欲和谵妄所蒙蔽。可是一个统治机器却可以毫无神性可言,纳粹政权正是这样的冷血机器。非暴力不合作—不服从的威力确实只能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才能起作用——谢谢你的提醒。”
“我是从一本叫做《正义论》的书上看到的。英国人乔治•奥威尔也说,你的方法在苏联不管用。”
“哦?我只是太专注于印度了。而且,相对于改造世界、改造制度,我确实是把改造自我看得更重要。或者这就是我的改造世界的路径——通过改造自我。作为人类,我们的伟大之处与其说是我们能够改造世界,还不如说是我们能够改造自我。”
“改造制度和改造自我都很重要。有些人常常把批评指向制度,却从不指向自己。”
“我想我的一生,就是谦卑地亲证真理、不断鞭策自己向善的历程。人的身体既可以是自己欲望的游戏场,也可以是自我亲证真理的圣殿。”
“那么,怎样才算是向善呢?”
“从否定的角度来说,就是要避免以下这些事情:没有原则的政治,没有牺牲的崇拜,没有人性的科学,没有道德的商业,没有是非的知识,没有良知的快乐,不经过劳动而获得的富裕,这些都是人类自我毁灭的方式。我们要学会享受放弃的乐趣,放弃非必需的物质财富,对于必需的也要持超然态度。人在本质上是自由的,但贪婪、占有会妨碍自由。”
“所以你只以一圈土布缠腰,食素,乃至禁欲;你也不稀罕荣耀,作为印度的国父,你连开国大典都不去。”
“丘吉尔说我是令人厌恶的半裸的苦行僧。我和他确实不是一路人。统治印度的其实不是英国人,而是英国的工业文明,这种狂妄的、轻浮的、自私的、物欲横流的文明腐蚀了印度,人们沦为机器的奴隶,人的本性泯灭了,悠然平和的古老印度不见了。如果我们不引进所谓文明世界里的铁路、电报、电话和种种机器,印度将会是一个满地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地方……”
“可科技和机器不是让人们生活更方便、更多样化了吗?而苦行是否和人性相一致?奥威尔说你反人性,他认为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有‘不那么圣洁’的权利,因为这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当然,他也赞赏你,说如果只是把你作为一位政治家和其他众多的显赫政治家相比,你留在身后的气味是那么的洁净。”
“其实,在这个‘人性’泛滥的时代,我的关于克己、苦行的种种主张,只是在谋求重建一种平衡罢了。我希望人性得到升华,我想美好的灵魂也是人生所需要的。对于现代工业文明,或许最合理的态度不是抵制它,而是使它适度。这算是我的新观点,我也知道尼赫鲁政府并没有听从我的意见,他们对工业化而不是小农经济有更大的兴趣。不过我坚信精神生活总是高于物质生活。”
“在黑暗之中永存着光明”
我们再次静默下来。被霓虹灯晕染了的海面有一种杀伐气。海被杀死了吗?
“印度现在仍然有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仇杀,有些穆斯林女孩子在宗教冲突中死得很惨。戈德瑟所在的印度教激进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也仍然存在。我还看过你和英迪拉•甘地在1935年的合影,她后来被锡克教教徒刺杀了。还有,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98年都成功进行了核武器试验。也许你都知道这些事情。”
“我无时不在看着印度。当年我没有参加印度的开国典礼,是因为我很痛苦,自那个午夜起,印度独立了,印度也分裂了。我曾预言,今后的日子是快乐的日子,也是悲伤的日子。印度以非暴力赢得了独立,独立后却充满了暴力和不宽容。种姓制度也没有得到改变,将近两亿人一出生就终身是‘不可接触者’,只能做卑下、与污物接触的工作,我称呼他们是‘哈里真’,是神的子民。现在我仍常常听到他们的哀怨:神啊,为什么要让我生在这样的国家?我曾经为解救他们而奔走于印度大地,可是,当年我就失败了。”
“听说很多贱民以及他们的领袖阿姆贝伽尔都很恨你。当年你反对贱民自己解放自己,是因为你害怕贱民们把种姓制度的宗教基础——印度教给一同毁掉。你通过绝食来反对。可你也许知道,1956年阿姆贝伽尔和数十万贱民被迫皈依了佛教。”
“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寓居在每个人的内部,每个人都是神的化身。而神就是爱,是光明,是至高无上的善。如果人们证悟到自己内在的神性,牢牢地抓住自己内在的神性,就能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而那些行事邪恶的人心中也有神性,只是暂时被私欲或仇恨蒙蔽了,如果别人对他们不懈地晓之以爱,他们内在的神性就一定会被唤醒。”
“这就是说,你相信精神的力量。”
“是的,我相信。任何政府都不可能迫使那些内心自由的人们违背其意志而向强权致敬。弱者之所以没有力量,首先是因为他们在精神上畏缩了。其实,在奴隶决定他不愿再做奴隶的那一刻,他的镣铐就脱落了,从那一刻起他就是强大的。我也相信祈祷的力量——我坚信纯洁无瑕的祈祷绝不可能没有回应。”
夜里的海风很大,也有点凉。但我学他,把脚浸在海水里,集中心念,风声果然平息了。甘地曾经每周有一天不说话,他从静默中汲取力量。不过在这个晚上,他倒是很健谈,有问必答。
“人类的伟大在于他们能改造自我”
“历史学家说,英国放弃印度是多种因素造成的,除了非暴力不合作—不服从运动,还有二战对英国国力的损害、二战后的国际局势、英国工党和民众对印度的同情,以及印度潜在的武装起义风险等等。是这样吗?”
“是的,那些因素确实发挥了作用。不过,亿万印度人参与的非暴力不合作—不服从运动直接摧毁的是殖民者的神经,使他们不敢持续动用暴力机器。非暴力不合作—不服从运动使印度获得了代价最小的社会变革。”
“非暴力不合作—不服从对英国工党能起作用,在有雅量的制度环境下能起作用,但是对希特勒、纳粹能起作用吗?听说你曾经主张以非暴力方式来反抗纳粹,但纳粹最终是被武装还击打败的。”
“是的,我对人类政治中的一些特殊性有所忽略。在纳粹政权这种极权主义政权之下,非暴力不合作—不服从运动不仅撬动不了统治机器,甚至自己的生存也成问题。但这不是说神性不会在每个人内心中存在,神性会在每个人内心中存在,哪怕暂时被愚昧、私欲和谵妄所蒙蔽。可是一个统治机器却可以毫无神性可言,纳粹政权正是这样的冷血机器。非暴力不合作—不服从的威力确实只能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才能起作用——谢谢你的提醒。”
“我是从一本叫做《正义论》的书上看到的。英国人乔治•奥威尔也说,你的方法在苏联不管用。”
“哦?我只是太专注于印度了。而且,相对于改造世界、改造制度,我确实是把改造自我看得更重要。或者这就是我的改造世界的路径——通过改造自我。作为人类,我们的伟大之处与其说是我们能够改造世界,还不如说是我们能够改造自我。”
“改造制度和改造自我都很重要。有些人常常把批评指向制度,却从不指向自己。”
“我想我的一生,就是谦卑地亲证真理、不断鞭策自己向善的历程。人的身体既可以是自己欲望的游戏场,也可以是自我亲证真理的圣殿。”
“那么,怎样才算是向善呢?”
“从否定的角度来说,就是要避免以下这些事情:没有原则的政治,没有牺牲的崇拜,没有人性的科学,没有道德的商业,没有是非的知识,没有良知的快乐,不经过劳动而获得的富裕,这些都是人类自我毁灭的方式。我们要学会享受放弃的乐趣,放弃非必需的物质财富,对于必需的也要持超然态度。人在本质上是自由的,但贪婪、占有会妨碍自由。”
“所以你只以一圈土布缠腰,食素,乃至禁欲;你也不稀罕荣耀,作为印度的国父,你连开国大典都不去。”
“丘吉尔说我是令人厌恶的半裸的苦行僧。我和他确实不是一路人。统治印度的其实不是英国人,而是英国的工业文明,这种狂妄的、轻浮的、自私的、物欲横流的文明腐蚀了印度,人们沦为机器的奴隶,人的本性泯灭了,悠然平和的古老印度不见了。如果我们不引进所谓文明世界里的铁路、电报、电话和种种机器,印度将会是一个满地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地方……”
“可科技和机器不是让人们生活更方便、更多样化了吗?而苦行是否和人性相一致?奥威尔说你反人性,他认为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有‘不那么圣洁’的权利,因为这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当然,他也赞赏你,说如果只是把你作为一位政治家和其他众多的显赫政治家相比,你留在身后的气味是那么的洁净。”
“其实,在这个‘人性’泛滥的时代,我的关于克己、苦行的种种主张,只是在谋求重建一种平衡罢了。我希望人性得到升华,我想美好的灵魂也是人生所需要的。对于现代工业文明,或许最合理的态度不是抵制它,而是使它适度。这算是我的新观点,我也知道尼赫鲁政府并没有听从我的意见,他们对工业化而不是小农经济有更大的兴趣。不过我坚信精神生活总是高于物质生活。”
“在黑暗之中永存着光明”
我们再次静默下来。被霓虹灯晕染了的海面有一种杀伐气。海被杀死了吗?
“印度现在仍然有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仇杀,有些穆斯林女孩子在宗教冲突中死得很惨。戈德瑟所在的印度教激进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也仍然存在。我还看过你和英迪拉•甘地在1935年的合影,她后来被锡克教教徒刺杀了。还有,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98年都成功进行了核武器试验。也许你都知道这些事情。”
“我无时不在看着印度。当年我没有参加印度的开国典礼,是因为我很痛苦,自那个午夜起,印度独立了,印度也分裂了。我曾预言,今后的日子是快乐的日子,也是悲伤的日子。印度以非暴力赢得了独立,独立后却充满了暴力和不宽容。种姓制度也没有得到改变,将近两亿人一出生就终身是‘不可接触者’,只能做卑下、与污物接触的工作,我称呼他们是‘哈里真’,是神的子民。现在我仍常常听到他们的哀怨:神啊,为什么要让我生在这样的国家?我曾经为解救他们而奔走于印度大地,可是,当年我就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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