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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8日，成都太平寺军用机场。 　　轰隆隆的机鸣声打断了记者的采访。李振波整了整军容，到停机坪上迎接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专机。徐才厚此行是专程来接见李振波和他的14名士兵的。 　　汶川大地震以来，解放军成为了救灾的最主要力量。先后投入兵力超过10万，作战区域面积超过15万平方公里。从指挥系统、作战装备、后勤保障到政治动员，解放军接受了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系统考验。 　　与解放军传统的强势兵种陆军部队相比，年轻的中国空军遭受的考验则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说，这次解放军有哪支部队最接近真实战争状态的话，那无疑是空15军的伞兵小分队。 　　以李振波和他带领的14名空降兵为先头部队，空军一共投入了2万多兵力，其中包括了伞兵、特种兵、防化部队，航空兵、导弹兵、工程部队、野战炊事部队等；在航空器上，黑鹰、美洲豹、米-171、伊尔-76等军方拥有的最先进的运输机型也投入了地震救援，除了战斗机群没有出动之外，中国空军可谓精锐尽出。 　　 　　空军调动晚了吗？ 　　5月14日12点20分，48岁的空军大校李振波带领14名伞兵成功降落茂县，他们是最早到达震中区域的部队。这个时候已经距离地震发生过去了将近46个小时。为什么花费了这么长时间？空军调动是不是太缓慢了？伴随着救灾行动的推进，这样的质疑声始终没有断过，甚至传言，空军出动缓慢是政府的应急体制与部队调动的衔接问题。 　　但事实上，空军的调动是从地震后2分钟，即5月12日14时30分开始的。当时，空军作战值班室接到国家地震局请求空军火速派两架运输机，运送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第一时间赶到灾区的电话。空军指挥所当即转入一等战备，空军司令部作战部也马上向广空航空兵某师下达了作战命令。 　　地震后的24小时内，空军出动各型飞机39架，飞行113架次，主要运送了中央领导人、军队首长、特种部队及地震局等专业人员6806名，车辆4台，救灾物资79.3吨，出动兵力27000余名。这一连串数字意味着，这是中国航空史上单日运兵新纪录。空军的快速反应、紧急调度、成建制的大规模兵力投送能力经受住了检验。 　　在国土范围内，从各个驻地调集大量兵力到某一局部作战区域，空军的行动速度完全可以用出色来形容。但是，对于这次救灾来说，这仅仅是完成了第一步，更重要的集结在于第二步，如何从成都进入重灾区，尤其是位于青藏高原边缘的汶川、理县、茂县、北川四个县城。 　　从成都到汶川，空中直线距离不过百余公里，对于空军来说，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可是，震中地区道路阻断，通讯中断，暴雨、泥石流不断，所有的部队都无法前进一步。和成都当地驻军一样，空军投放的大批人员和物资都滞留在成都的太平寺、凤凰山、双流等六大军用和民用机场。 　　更为严重的是，当时，一方面，震中没有任何通讯设备能够与外界联络，海事卫星这样的全天候通讯设备，在中国还是奢侈品，绝大部分地区都用不起。另一方面，外界的遥感卫星等科学观测设备也无法观测和拍摄到震中的有效信息。 　　事实上，所有部队都被指挥第一时间全速奔向汶川县城，而不是事后证明伤亡最为惨重的北川县城，也与信息不畅有极大关系，因为震中在汶川，当时，科学家们只是认为，汶川县城应该最为剧烈，而不是通过卫星观测设备来第一时间绘制出相对可靠的模拟图。 　　最早绘制灾区地震烈度模拟图的是美国国家地质调查局的网站，日本的地质研究机构也很快用遥感卫星绘制了清晰的《灾区地壳地应力异常图》，这些为数不多的灾后震中地区地质异变资料成了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中国科学家们赖以工作的最重要工具。 　　如果把这次抗震救灾当成一场战役，对于敌情的探测和预报是做出正确部署的先决条件，对于作战部队来说，无法获取“战区”信息，这是再糟糕不过的事情了。大部分部队虽已集结完毕，却只能在驻地待命，短短百余公里，严重迟滞了军队向前推进的步伐。据空军某部一名通讯军官计算，那个时候，太平寺机场聚集的部队，平均待命时间在6个小时左右。 　　在没有任何气象和地面资料的情况下，只能靠空降兵凭借血肉之躯去完成这些最基础的侦察任务。李振波所在的空降兵15军是13日10时到达成都的。空15军在解放军中的地位，与美国101空降师在美军中的地位一样，是直属于空军总部的王牌空降军。动用如此精锐的部队，可以说是不得已之举。 　　 　　士兵精神 　　“作为指挥员，对自己士兵的生命负责，这是必须的。”面对记者“为什么第一次不敢跳”的疑问，李振波说：“从武汉起飞的时候，我们原本是打算直飞茂县空降的，伞都已经叠好了，动员也做了。13日那天在震中上空飞了一圈，天气条件实在太恶劣，部队首长也说过，要在具备基本的跳伞条件下才跳，不能大规模伤亡。那样既完不成任务，又无谓伤亡。所以，飞机飞了一圈，又回到了太平寺机场。” 　　“我的士兵们没有一个怕的，第二次起飞前，他们都写下了决心书，誓死完成任务。可我不能不怕。”李振波说，他最怕的是带着他那些年轻的士兵上了飞机，却没有把他们带回来，“少一个也不行，那样，实在无法向他们的父母交代”。 　　李振波被外军誉为“中国重装空投之父”，在解放军里已经是师级军官。“原本是没有打算让我跳的，可是，14日，飞机起飞时，气象和地质条件并没有比前一天好多少，那样的情况下，我实在不放心让那些年轻士兵跳下去，只能由我来带队，毕竟我有过1000多次的跳伞经验。”李振波说。 　　整个降落的过程中，前1000米，李振波一直没有打开伞包，就是为了能看到周围6个人（第一批跳了7人）都没有出事故。当他打开伞包后，有两个在他正头顶上空的士兵突然看不到时，“我吓得一身冷汗，要真出事了，怎么向他们父母交代？”李振波说，那10多分钟里他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爱兵如子。 　　15人全部落在了茂县境内的一个小树林里，大部分都挂在了树枝上。周边正好有个藏族村寨，老百姓们从来没有见过空降。“上百人，哗啦啦全围了上来，把我们从树上抬下来，就说了一句话：辛苦你们了，从天上下来救我们。”李振波说，说完这句话，老百姓抱着我们就跪了下来，哇哇地哭了起来，怎么劝都劝不住。 　　“我们就陪着他们一块哭。”李振波说，那一刻，他才深刻地理解了人民子弟兵的含义，从天上跳下来，原来最大的作用是稳定民心，告诉他们，外边全国人民都在想办法救他们呢，而不是没人关心。 　　李振波把伞包搜集好交给了一名姓坤的藏族村长，请他保管好，能出去的时候交给县委。之后，便带着14名士兵，向落石滚滚的山谷中进发。随后的7天6夜里，他们风餐露宿，走村串户，在川西北的高山峡谷里穿行220公里，走过茂县、汶川两个县7个乡55个村庄，向空军总部报告了灾情，为直升机开辟了8个降落点，指挥引导机降、空投20余次。为解放军全面进入“战区”打开了通道。 　　后来，当部队回到驻地时，15人几乎已经接近人体生理极限，李振波问他的士兵，这次跳伞什么感觉？“在部队干了这么多年，终于干了一次军人该干的事情。”士兵们个个兴奋异常。第一批跳下去的15个士兵，有8个人生于1980年代，最小的生于1986年，可谓年轻一代中国伞兵的精英。 　　当记者问李振波，“80后”这一代中国士兵跟他们那一代军人有什么不同，会不会因为都是独生子女了，缺乏战斗勇气的时候，这个培养了几代中国伞兵的空军大校对这个问题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 　　李振波说，这个问题他也琢磨过很久。“在社会上生存靠的是竞争，在军队靠的是吃苦，尤其是中国军队，我们那一代军人不怕吃苦，也不怕吃亏，可以说是任劳任怨，可这一代被你们称为80后的士兵跟我们有一个最显著的区别，他们是更不怕吃苦，却很怕吃亏。换句话说，他们的付出，需要得到价值上的肯定，你一定得承认他们。” 　　“战斗精神是绝对不存在问题的。” 空降兵研究所研究员、空军上校陈祖才也说，“英勇顽强这个特性，中国人本质是一样的，人种、教育、价值观这些东西决定了的，人一到部队，经过3个月的锻炼，就全部变过来了。” 　　尽管如此，完成任务之后，国家给予这15名伞兵的荣誉，还是大大超出了李振波的想象。不仅仅军委首长频频接见，还有一拨又一拨的记者不断地采访、宣传，电影厂也专门来给他们拍电影，把他们塑造成战斗英雄，网络上也到处流传着“15勇士”的故事。事实上，在接近30年的时间里，确实还没有哪个作战单位像他们这样，受到如此礼遇。 　　 　　 装备差距 　　第一批跳下去的15人身背的都是空降兵研究所自己研制的翼型伞，“这种伞属于升力伞，下降慢，运动速度快，可控性极强，对于能够熟练掌握操作技巧的伞兵来说，一般是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陈祖才说，第一批下去那15个人，应该有较大把握，事实也证明，15个人没有一个伤亡，这可以说是创造了“三无”（没有地面引导，没有地面指挥、没有空中气象保障资料）高原跳伞的一个奇迹。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伞兵都能跳翼型伞，同机在茂县上空盘旋的还有85名伞兵，但背的都是传统的圆型伞，“我下来以后，一看地形和气候，根本不适合跳圆型伞，当即跟首长联系，要求取消剩余人的行动，待我们完成地面引导后再实施机降。”李振波说。 　　在空15军平时的训练中，很少有在青藏高原上进行的。“一是训练代价太高，二是没有必要。”陈祖才说，其实，高原跳伞最大的问题是缺氧，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跟平原一样。这一次的实战跳伞，唯一出的小问题就是，打开舱门的那一霎间，有4个士兵因为缺氧，马上就晕倒了。这也是当时不断有谣言传出4个空降兵牺牲的一个版本依据。 　　在陈祖才的记忆里，只有1995年，空降兵曾经拉到青藏高原训练过一次。“当时，飞行高度是6300米，一共有4个伞兵完成了跳伞。我是第一个跳下去的。”陈祖才说，只要伞的性能好、飞机能够安全飞行，对于伞兵来说，其实高度不是问题，甚至越高越安全。 　　新兵每年有10次跳伞机会，然后选拔出骨干，每年大约有30到50次机会。在平时的训练科目里，有一项叫“踩点”，就是在地上划一个直径五公分的靶心，一个可称骨干的中国伞兵，可以准确无误地踩到这个点上。“我们的跳伞技术、伞具性能完全可以媲美世界最先进水平，不会比美军差。”陈祖才说，主要差距在于搭载伞兵的运输机。 　　中国空军主力运输机型是运8和伊尔76，前者只能搭载80人，飞行速度最低只能到350米/秒，而不能控制到最理想的伞兵跳伞速度，而且，全天候飞行性能也比较差，伊尔76除了搭载人数可达到120人以外，其他性能也不是太好。而美军主要机型C130速度可以控制到290米，接近伞兵跳伞最佳速度。 　　5月31日，成都军区失事的米-171直升机虽然不是属于空军，却也反映出解放军在飞行器上与美军的巨大差距。美军一个101空降师装备的武装直升机超过400架，这超过了这次解放军投入救灾的全部直升机数量。这次救灾，解放军投入的机型包括了黑鹰、米-26、米-171、美洲豹、A-119、米-8、小松鼠等等，清一色的“外军制造”，其中，最为先进的依然是美国产的黑鹰。国产的直8、直9、直11等机型在实战中依然难堪大用。 　　事实上，在1980年代引进黑鹰之前，解放军并无可在海拔3000米以上使用的直升机。引进黑鹰之后，解放军花了极大人力物力才完成了对青藏高原海拔3000米以上的飞行航线、各种高度起飞重量和载重的理论研究，解决了启动功率等一系列理论难题，又进行了实地试飞论证。试飞从海拔1700米的机场开始，逐步向高原推进。最终，黑鹰飞越了海拔5200多米的唐古拉山，降落在阿里地区。 　　“对于我们伞兵部队来说，装备上的差距还体现在单兵作战系统。”陈祖才说，到了真正的战场上，伞兵承担的是纵深打击作战的职能，可是，我们的单兵作战装备还不行，一整套装备包括 GPS、夜视仪、枪瞄、微光夜视头盔等等，这些设备既需要高性能，又要小体积，全套配备下来将近20万，目前，中国伞兵还没有条件配备。 　　这次空降下去的小分队，每人的装备仅仅是一个主伞，一个备份伞，再加一个背囊，背囊里主要是生活用品、食品和枪。通讯主要依靠单兵电台，一个主机，10个子机，班长发话，士兵不能说。每个作战单位需要专门配备一个电台兵，背一个大电台，负责与外界联络。 　　这次解放军的实战亮相引起了诸多国际媒体的关注，英国《卫报》5月16日的文章一方面称赞了中国军队的努力，一方面也认为，虽然中国“军力强盛”，但缺陷也很明显，比如缺乏保障复杂地形通过能力和野战通信的足够和有效装备，给克服道路障碍增添了不少困难。 　　对此评价，陈祖才表示认可，尤其是野战通讯装备上的不足。这次15人小分队虽然带了5台海事电话，但这并不是常态。“整个单兵作战系统，我们的研发机构也正在做，但现在还不具备装备部队的条件。”陈祖才说。 　　 　　保障与政工 　　从5月12日开始，成都的太平寺机场就成了全世界的焦点：这里每天平均有陆海空2000多名军人和志愿者，高峰时期，每天飞机起降300余次，大量保障物资在这里装卸并送往灾区。这个主要用于向西藏输送兵员和物资的运输机场，平日里总是冷冷清清，每年只有征兵、退伍的时间会热闹些。 　　“去年一年，这里才起飞了800多架次。地震以来，不到20天，我们已经保障了1000多架次的飞机起降，这次恐怕是中国空军建军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联合保障行动。”机场战勤参谋唐华乾告诉记者，一架军机起落地面需要10个单位保障，大型运输机起降一次，耗油近10吨，单是燃料一项花费就超过5万。 　　另外，空军空投每个伞包，各种花费加起来，价值1.2万，截至6月初，已经空投了8000多个，计算下来，花费接近1亿。每个伞包下绑的东西主要是一箱药品、一箱矿泉水、一袋大米以及一封致灾区人民的信。绑的那封信是这几天才赶制的，因为前些日子，不断有人在藏民聚居的灾区造谣，说解放军不管他们了，那些东西都是达赖从天上送给他们的。 　　陈祖才粗略地算了一下，空投一瓶矿泉水平均价值约60元。“不过，如果这些水和食物，能够投准一个，救活一条生命，那就值得。” 　　可以说，国家调度军队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对于一支军队来说，后勤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斗力的大小。没有强力的国家实力做保障，超过10万的陆、空军队联合调度是不可能完成的。 　　成都空军后勤部承担了这次抗震救灾部队的主要保障任务。当地震来临那一刻，距离震中不足100公里的成空后勤基地同样经历了地动山摇。办公楼开裂、衣柜倾倒，对于大部分官兵来说，这些场景都是最真实的临战情景，那一霎间，很多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是战争，还是地震！ 　　但是，成空后勤部还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航空燃料、班用帐篷，以及空军总部储存在成都地区的发电机、软体储水罐、运水车、行军床、3300箱伞兵口粮、野战给养器材等10万件野战行军物资的调配。 　　对于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来说，这次的实战经历也提出了不少崭新的课题。在很多时候，士兵们面对的都是不可预知的场景，而不是像以前演习中那样事先安排好一切，如何鼓舞士兵的勇气？记者在采访中，搜集到三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在5000米的高空上，离开机舱之前，李振波对他的士兵只说了三句话：“我们是黄继光的部队；国家和人民现在非常需要我们；这次跳伞有生命危险，希望你们做好心理准备。” 　　另外，空军某部一支地面部队，在需要通过一段极其危险的路段之前，一名团长居然搬出了几大箱白酒，士兵们人手一只瓷碗，喝完之后，摔碎酒碗，暴风雨的山谷里，弥漫出一股“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部队开拔，居然还带着几大箱白酒！”当时，把随军的记者都惊呆了，可这个简短的仪式显然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还有，当救援工作转到逐村搜索的阶段时，解放军的很多部队，打出的标语和高喊的口号都是“不抛弃，不放弃”。电视剧里的流行语居然成了现实的军队面临考验时，最有效的激励方式。面对新一代的士兵，如何激励他们的作战勇气，对于解放军的政治工作者们提出了崭新的课题，那些平日里反复灌输和操练好的口号，到关键时刻，显然没有一线指挥官个性张扬的激励有效。 　　对于大部分中国士兵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面对死亡和鲜血。陈祖才是一名经历过对越作战的老兵，可这次面对大片遇难者遗体的时候，他依然心惊不已。“后来没感觉了，是因为麻木了，晚上挨着遗体就睡觉了，人到了一定环境，很容易麻木。” 　　对于中国军队来说，从指挥系统、作战装备、后勤保障到政治动员，这是一次全方位的检验。很多时候，中国军人是在用血肉之躯弥补装备上的不足，捍卫了国家和军人的尊严。他们用出色的表现证明了他们无愧于半个世纪前的那句“最可爱的人”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