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属污染防治的困境与出路——维权如何从"纸上"走进现实调研报告(节选)

 

重金属污染防治的困境与出路——维权如何从"纸上"走进现实
团队成员:方琦、曾俊、 乐冰、 张葳葳
指导老师:何敏

 

 

 

(一)重金属污染事件概况
    全中国人在年初的荧幕上目睹了2012年第一起重金属污染事件。该事件镉泄漏量约为20吨,波及河段近300公里。而这只是我国重金属污染问题一个缩影而已。据环保部门的数据,2010年我国发生的特大重金属污染事件为14起,2011年为18起。尽管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但重金属污染仍一波接着一波。而防治重金属污染不仅关系到人民的生命健康,更是我国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需面临的一大挑战。我们成立调查小组赴渝浙沪三地调研,意在探究重金属污染愈演愈烈的缘由并对症下药,探寻能长期并从根本上对其进行防治的策略。
(二)调查方案的确定
    为确定调查方案,调查小组分析了2010年和2011年全国发生的32件重金属污染事件,根据其特征及相关数据,提出假设并确定一份客观的调查方案。根据分析我们发现四个特征:1.主要污染事件——血铅;2.农村成为污染重灾区;3.污染多在事后发现;4.污染与工业排放关系密切。
综上所述,通过对近两年全国32件重金属污染事件的分析,调查小组将调查重点放在中国东部和西部农村地区的铅污染上。
首先,我们运用访谈法向广大群众、村干部、法官、企业及环保部门了解重金属污染案件的具体情况,并就怎样更好地防治重金属污染征求其意见。
其次,我们根据访谈法所得信息制定问卷,通过问卷了解群众对重金属污染的认知,环境保护的意识,对环保工作的意见及维权态度;
最后,我们参考国外关于重金属污染防治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一条符合实际且有效的重金属污染防治之路!
(三)问卷数据及分析  
  (1)对重金属中毒症状的识别
    根据问卷统计,铅中毒的最低为0最高为6分,此题平均分3.06。根据数据多数人不能全部识别铅中毒症状,所以很多铅中毒事件中一个村子里发现患者后,其他村民才会集体去体检。
Levene 检验中,由于0.044<0.05,可认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各组方差有显著性差异,所以本例考虑方差不齐时的检验。在方差不齐时,检验的双侧显著性大于0.10,认为在0.10的水平下农村和城市对重金属中毒症状的识别没有显著性差异。
  (2)对重金属危害认知
    重金属危害识别分数最低为0分,最高为6分,平均分为2.86分,完全没有认识到危害的公众最少,占0.878%,但完全认识到危害也只占12.92%。这就解释了案例和访谈中村民和村干部对周围水源污染的重视和举报上访的意识。同时,也证明出现众多铅污染事件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人们没有意识到铅污染的危害。
从F统计量的sig值0.003<0.05,否认了方差相等的假设,所以应参考第二行的t值检验结果。第二行的t值检验的sig值0.816>0.10,认为在0.10的显著性水平下农村和城市对重金属危害的识别没有显著性差异。
(3)重金属排放信息获取难易程度
     为了解目前信息公布渠道下公众对重金属排放信息获取难易程度,调查者在问卷中询问被调查者是否知道如何查询2010年全国铅排放数据。结果显示不知道的占57.93%,18.08的人不关心,只有23.99%的人知道如何查询铅排放量。虽然环保局在网站上公布了每年工业废水中铅排放量,但是按照目前的公开方式,人们很难获取到相关的信息。因此宣传、教育方式有待改进。
    (4)环保信息获取渠道
     调查者对来自城市和农村的被调查者获取重金属污染信息的渠道做了统计,统计结果从整体来看,被调查者从电视广播获取信息的人最多,其次是网络。
农村和城市在信息获取渠道上有明显差异:49.5%城市居民曾通过网络获取过有关重金属污染的信息,而只有36.4%农村居民从网络获取过相关信息,环保信息很多通过网络发放,来自农村的居民因缺少上网的条件,很难获取信息。
33.8%的城市居民从学校获取过重金属污染信息,相比农村的只有27.3%。22.2%的城市居民从报纸杂志获取过重金属污染信息,相比农村为15.4%。造成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农村村民总体受教育水平较低。所以为了使更多的人获取重金属污染防治相关信息,有关部门在公布信息时可以考虑公布渠道因人而异。
(5)重金属污染维权法律认识
     为了解被调查者对环境侵权案件中举证责任的认识,我们在问卷中假设了一个案例。57.82%以为原告需要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人们把环境诉讼中受害者的举证责任的要求想得过高,不利于受害者积极通过诉讼来维权。虽然环境侵权的被害者通过诉讼解决重金属污染问题时,可以寻求律师等代理人的帮助。但根据另一份调查,在环境诉讼中46.7%的原告不会聘请律师 ,因此对原告举证责任的认识不足将使原告维权产生障碍。同时多数人认为原告需要承担三个要件的全部举证责任会使得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不愿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
当赋予举证责任认识正确的值为1,错误为2时,这题来自农村的被调查者均分1.73,而城市为1.81,且从F统计量的sig值小于0.05,否认方差相等的假设,所以应参考第二行的t值检验结果。方差不相等时sig为0.001<0.05,农村和城市有显著差异,且农村的被调查者对原告举证责任的认识正确率较高。这可能是城市居民把原告的举证责任想得过于复杂,将降低他们诉讼维权的积极性。
(6)公众对自身权利的认识
     调查者假设了一种情形以测试被调查者对自身权利的认知程度。结果显示有38.5%的人没有认识到自己检举和控告工厂污染的权利。
这题的正确率为39%,其中城市均分为37%,农村为45%。Levene 检验中,由于统计量的sig值为0.00,可认为各组方差有显著性差异。在方差不齐时,检验的双侧显著性0.03<0.05,认为在0.05的水平下农村和城市对检举和控告的权利的认识上有显著性差异,城市的被调查者于农村相比更多地认识到了检举和控告的权利。有34.9%的农村被调查者认为只有自己身体有了损害才能检举工厂排污的事实,另有9.2%的农村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完全没有检举和控告的权利。这与许多铅污染事件中村民生病后才采取维权行动的规律相吻合。
(7)事前对污染工厂的反应
     当被问到居住区建造有铅污染的工厂,是否会在建成之前提出反对意见时,50%的人由于各种原因选择不会。在这一点上农村和城市没有显著性差异。
在选择不会提出反对意见的被调查者中,原因为自己不可能提前知道周边建厂计划的最多,其次是认为自己的反对意见不会起作用。由此可见,多数人因为沟通渠道不通畅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
(8)首次维权方式
     44.5%的被调查者首选去环保部门反映作为首次维权方式,18.7%的人首选与污染工厂双方协商解决。
城市居民中首选去环保部门反映的占所有城市被调查者的47.8%,而农村居民的相应比例为36.8%。首选向村干部或者居委会干部反映的农村居民则占所有农村被调查者的15.0%,而城市相应数据为9%。另外选择不处理或搬离的农村居民有9.5%,远大于城市的2.0%。
可见,被调查者维权时都较为信任环保部门。且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加依赖基层干部。结合之前调查数据——近两成的被调查者在第一次维权失败后不再维权,环保部门和农村基层干部对重金属污染事件的处理结果影响重大。
从事不同职业的被调查者在第一次维权方式的选择上也有不同,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相关人员和无业人员相比其他职业的被调查者更乐于通过基层干部维权。这三类人受重金属污染后选择的维权方式较为狭窄,故为这些受害者拓宽维权渠道对农村重金属污染防治至关重要。
(9)收益影响
     当被调查者被问到如果自己或家属能从有重金属污染的工厂获益时,他们是否考虑维权时会更慎重,来自农村和城市的答案有显著差异。52%的农村被调查者只有确保维权不影响自己或家属的收入时才会维权。而53.7%城市人认为这种利益不影响他们的维权决定。原因是农村的工厂往往是当地经济支柱,对村民的收入影响较大,而城市的工厂较多,工人选择余地大。
此外,当控制户籍变量后,家庭人均月收入的sig值为0.00,因此认为家庭人均月收入对此题答案选择也有显著性影响。当赋予只有确保维权不影响自己或家属收入才会维权的值为1,不会影响维权决定的值为2时,家庭人均月收入与收益和参与度影响的相关系数为0.139,成正相关,即家庭人均月收入越高时,人们在维权时顾虑越小。
(10)共同维权与参与度关系
     当被问到遭受同一工厂重金属污染的受害者提出维权是否会影响自身维权决定时,选择“我会立即和受害者联系一起维权”的被调查者最多,占46.8%。人们倾向于和其他受害者一起维权,因为现实中受害者往往没有独自承担证明污染事件与损害事实之间因果关系的能力,他们对单独维权的效果没有信心,倾向于和他人共同维权以向污染企业施压,获得社会和政府更高的重视。我们认为要充分调动受害者单独维权的积极性就必须消除这个法律障碍,而在环境诉讼中引入公益诉讼制度是较为可行的方法。
    (11)公众对环保与经济的权衡以及对环保局态度
    针对一些重金属污染事件中,环保部门对一些经济支柱企业执法力度不够的现象,调查人员假设了相似情形以调查公众的态度:假设环保部门曾经要求某工厂整改,但该工厂认为自己对当地经济贡献大而不执行,对此环保部门无能力为,您有何看法?
调查显示只有17.71%的城市被调查者和18.2%的农村被调查者支持这种不处罚、不整改的决定,但支持整改的被调查者在对环保部门的态度上出现了分歧,34.51%的城市被调查者认为这种处理结果不能怪环保部门,47.79%的则认为这是环保部门的失职;农村被调查者则相反,同情环保部门的占比例更大,约43.93%,而认为环保部门失职的只占37.87%。
村民对环境执法不力的宽容是污染事件多发生于农村的一个原因,而另一原因则是农村发展较城市慢,工厂引进难,引进后更易受到当地的特殊照顾。上述数据说明我们既要增加环境部门的执法力度,也要健全监督体系,以社会监督弥补当前环境执法的缺口。
(12)环境保护防治管理方式
     关于重金属防治的管理方式,59.74%的被调查者愿意通过基层组织或自己组成的团队直接参与管理,40.26%的不愿意直接参加管理,而是愿意对主管机关和工厂进行监督。
     (13)公众对标准的态度
     发生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重金属污染事件中,个别企业重金属排放数据都处于合法范围,甚至成为了行业楷模。但多年以后周围居民群体性地出现了血铅超标。对于这一情况,占46.76%的城市被调查者和38.0%的农村被调查者认为污染物排放限制标准太低,应该提高标准。认为现有标准符合中国现实的城市居民占28.69%,农村占27.14%。差距最大的是在认为工厂一定有未被发现的违法行为的人数上,农村占34.86%,远大于城市的24.55%。
农村被调查者比起城市被调查者更相信现有规定,认为有了规定再出现问题应该就是有人没有守法,而城市居民更易认为是标准出了问题。总体来说,公众对于这种现象多持否定态度,所以制度设计时应科学制定标准,严格预防,尽可能消除公众对法律的不信任。
(四)案例与问卷数据原因分析总结
1. 污染企业缺乏对利益相关者的综合考量
根据调查,造成污染的各个工厂、企业和当前大多数企业一样仍抱持股东利益至上的观念,缺乏对利益相关者的综合考量。
1984年,弗里曼提出“利益相关者”一词并明确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些主体的利益。
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的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交易伙伴,也包括政府部门、本地居民、本地社区、媒体、环保主义等的压力集团,甚至包括自然环境、人类后代等受到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客体。
然而,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的受害者,即当地农民或居民并未成为污染企业考量范围内的利益相关者。在利润最大化运作模式中,周边居民的诉求根本不可能影响企业的战略决定。只有当周边居民的权益被视为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企业才可能在运营中考虑他们的诉求。
2. 受害居民欠缺议价能力
我们调查了浙、渝、沪三地的农村,发现各地村民或居民在意识到污染企业可能存在的污染损害时,他们能做的只是三三两两去找企业“谈判”,最多也就是喊上村干部或社区干部一起。而往往这样的“谈判”以企业拖延问题结束,以至于污染愈演愈烈。
受害者和企业沟通谈判时往往处于弱势一方,他们在和污染企业谈判时缺乏议价能力。首先,村民欠缺专业知识,这不仅仅包括对企业生产线的了解,基本的环保知识,也包括他们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和谈判技巧。其次,污染企业所在地往往得到的媒体关注度很低,一般性事件无法让企业感受到媒体的压力。最后,如之前所说,受害者往往受邻里关系、干部关系和工厂所获利益的影响。
3. 环境监管供求失衡
假设法律的供给者(立法者)与法律的需求者(经济个体)都满足理性经济人的条件(一定约束条件下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则按此假设,立法者总是会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立法方案,产生法律的供给,而经济个体则存在着根据自身利益通过选择违法和守法来购买法律的愿望,产生对法律的需求。
事实上在我国仍然存在着环境监管法供求严重失衡的问题,这种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是供求结构失衡,这是导致环境问题严重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具体表现在:
第一,环境立法内容存在缺陷。
第二,一些领域存在立法空白,环保法律体系还不完整。
第三,在立法程序上,基层调研不够、过分关注部门利益使得法律的供给不能适应社会各方对法律的需求。
在我国,环境立法的资源主要掌握在政府行政部门手里,社会参与不够。在这种模式下,在法律起草和审议中往往主要是在平衡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平衡后的立法也就主要反映了行政部门和一部分大企业的意见,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却没有很好地体现。
为了解决环境保护中行政环节的弊端,有学者主张主要需从以建立环境风险事故应急制度、建立环境风险信息公开制度、建立环境风险检测与预警预报制度、建立环境风险源和环境风险隐患调查制度、建立环境风险防范评价制度、建立环境风险问责制度六个方面完善政府的职责。
但政府职能是有限的,所以在进行土地环境的监督管理过程中有必要加强公众参与,尤其是增强广大公民的公众参与意识和土壤保护意识。例如:落实公众的知情权,各级环保部门及时公布土壤的具体情况,然后可以扩大民众的监督权,形成一种制约机制,以防止政府的不作为和环境执法的不公正。
4. 环境资源的外部性
权利、保护环境资源的行为本身具有正的外部性,为自身受到的环境权利侵害而寻求救济的行为必然带来环境状况的好转,而其带来的收益不具有排他性,社会中其他即使不承担负担的人也能免费享受良好的环境,而预防环境问题的人更是一旦采取作为,即使无任何其他社会负担的追加也会产生社会收益。从“理性人”假设成本收益的角度,没有人会投入更多资源去从事带有社会正外部性的行为。
正如案例中所言的重庆双龙村千田坳箕山煤矿厂的污染情况一般,重金属在农村的污染大多是通过水污染和土壤污染这两个污染途径传播的。而限制水污染的一个比较有效且见效较快的策略便是加强公众参与。
为解决环境资源外部性,美国提出了NPDES许可证制度,赋予环保部门专业问题的权利,增加环保部门的制约,例如,开放公众参与当地环保部门许可证发放的决定,定期举行听证会。同时,加大上级环保部门与下级环保部门之间的监督制约关系,尤其是下级环保部门的监督作用可以大力开发出来。
我们也应该通过健全环境管理制度和救济制度,是环境资源内部化,使得企业自觉参与环境问题的防治。
防治与救济对策
从本报告聚焦的农村重金属污染到整个农村环境问题,在不断深入的调查研究中,我们发现除了《土壤环境保护法》缺位,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以及各项配套政策的并无大的空白。事实上,几乎课题组调研的所有案例都显示,农村重金属污染问题凸显的环境症结并非法律规范的缺失,而在于无法保障在环境管理层面最基本的公众参与。
无论是现行三级化的农村环境管理体制,还是围绕村民(代表)会议和村委会的基层民主决策体系;无论是环境问题的群众监督、媒体监督,还是近年来备受热议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这些针对污染防治与救济的对策的核心内容都是围绕确立公众参与的策略。
然而,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现有的很多法律法规、制度政策在落实到基层,特别是具体落实到个案时,往往处于休眠状态。所以,怎样有效地激活现有的规定,畅通公众最大化参与环境防治与救济的渠道,这才是我国农村环境面临的最大困境。
(一)权利保障体系与现有问题:环境法律与制度
1.  关于重金属污染防治现有环境法律体系


2012年下半年全国人大颁布了的《环境保护法修正案》,并向社会征求意见,可见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我国《环境保护法》也在不断地完善。
重金属污染主要集中在土壤、水和大气。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已经有了针对大气和水污染的环境保护单行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重金属污染在农村地区严重影响农田,而对于土壤环境保护法的空白,2013年1月18日 国家环保局下发了《2013年全国自然生态和农村环境保护工作要点》,其中第十七点为“加强土壤环境保护法规制度建设”明确提出“开展土壤环境保护立法调研,组织起草土壤环境保护法草案;研究起草农用地土壤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办法;推动发布污染土壤环境管理办法;指导地方继续开展土壤环境监管试点工作。”可以说,我国建立覆盖水、土壤和大气的专门性环境立法为期不远,届时,重金属污染在水、土壤、大气中都会得到法律规制。
同时,我国从污染的预防到污染发生后的治理再到污染后的追责,建立了一系列环境法律制度,主要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排污登记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等等。我们认为制度层面上而言,我国除了在环境保护中NGO如何具体参与,环境司法专门化这两个领域还处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之外,环境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
《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这两部法律构建了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编制机关应当认真考虑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的意见,并应当在报送审查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中附具对意见采纳或者不采纳的说明。”这意味着环评书应当征求各方意见,包括公众,特别是有可能受环境影响的公众。而2008年修订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进一步具体明确了每种类型项目应达到的环保等级,分别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
   上述是目前我国涉及重金属污染防治的相关环境法律制度,虽然环境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但是这些制度本身以及其与其他相关制度的衔接有待完善,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法律制度的功效,使公众参与实现最大化。

2.调查所发现的现存法律制度的不足
首先,在三省份的农村调研中,调查发现无论是西部农村还是东部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村中公示工作均不到位。大部分村庄的公示方式是在村中告示栏前贴一张通知,这种公示方式的效果非常小。这也造成很多村民不知晓村民代表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无法通过这个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了村民代表推选的方法。村民代表应当代表推选户或村民小组的意见。而在我们调研的发生重金属污染的地方,村民几乎都表示他们不知道哪些人是村民代表,也不知道村民代表是谁选的,所以不承认村民代表的签字代表了自己的意见。而这个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信息不公开。
其次,根据甘窑镇案可以看出,环评报告调研得到的居民态度有时不能客观反映居民的整体意见。环评报告只体现了同意开展项目建设的部分居民的意见,而持有相反意见的居民往往故意被忽略,因为不能获知环评报告开展调研;即使居民获知调研,然而反对意见亦往往难以被环评报告所采纳。项目建设前环评报告未能客观反映居民的整体意见最终会使得持反对意见的居民在项目建成后通过信访等方式向有关部门进行维权,这容易导致诉讼和群众性事件的发生,也不利于污染的提取防治。
最后,我们比较了我国法律与国外法律对重金属污染的处罚力度,发现我国的处罚力度偏小。重金属污染不同于一般性的环境污染,其影响更恶劣、持久,故在处罚力度上法律应当有特别规定。
(二)污染预防:民主决策与环评制度有机结合
在调研的三地重金属污染案例中,其中多数村民事前并不知晓污染工厂的建造。但同时发现村委会组织召开了村民代表会议,并且召集程序、会议流程及与会人数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这就意味着尽管有法律规制,但是村民的意见诉求并未到达基层民主决策的顶端——无论是村民会议还是村民代表会议。要发挥现有法律及制度的作用,从而使公众意见及诉求成为民主决策的一部分,调查组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把环境问题纳入农村基层民主决策范畴。
调研中发现环境影响评价书中针对公众意见的随机调查经常不够真实客观。如在嘉善黎明村的案例中,环评书中公众意见与村民自发调查的意见大相径庭。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环评就应该实事求是征求可能受影响公众的意见。实践中,环评也可以挑选特定的调查对象,从而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此处环评的主体范畴以及环评市场是否应该完全放开交由独立的第三方从事不在本报告研究范围,调查小组仅希望通过结合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增强环评所反映的公众意见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而此类措施十分简单,无论是哪个主体来制作环评书,当涉及公众意见这部分内容时,都应该参照对比村民(代表)会议针对重金属污染影响的表决结果。这是最简单且行之有效的预防环境污染途径,同时也是能较大程度避免环评有时不能代表多数公众态度的有效措施。

(三)全面监督:细化职责与联合监督
1. 行政职能:细化乡镇府于环境方面的职责
调研中我们发现,很多重金属污染遍布在农村基层。而我国当前环保机构设置为三级化,最低的环保局设置在县一级,而县级环保机构对辖区内各个乡村的环境监管并不到位。我们认为能对村一级环境进行有效监管的是乡镇府,因此应当细化乡政府在环境方面的行政职能,即辅助环保部门对辖区下的各个村落进行重金属污染的监管。在《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中有规定乡镇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责,但是《宪法》、《地方组织法》等都未明确乡镇政府环境保护的具体职责。根据调查我们发现农村居民更倾向于就近举报重金属污染问题,因此,详细规定环境法律制度或者相关组织法能够细化乡镇府环境方面的行政职能,同时强调乡政府对辖区环境问题的监督管理。这样村民的诉求将更好被落实,从而促进了村民的参与感,金属污染的发现、防预也能取得更好效果。
2. 中期评价:卫生部门与环保部门联合监督
重金属污染往往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若把这个长期的过程按照工厂的活动来分,可以把工厂入驻农村之前的阶段分为“初期”,进驻之后引发重金属污染之前视为“中期”,发生重金属污染事件之后为“末期”。环境影响评价机制是针对初期未准入的工厂进行评估检测,能在预防阶段起到良好的防止潜在重金属污染的作用。但在工厂进驻后,进行环境的中期评价也是防止污染的办法。
首先,在当地的工厂中选定可能涉及重金属污染的工厂作为评价对象;其次,通过估测该厂重金属的污染途径和形式来确定可能会受到重金属污染影响的居民范围;最后,由当地环保局和卫生部门联合实施中期评价制度,分别针对工厂的重金属排放量和居民的身体健康进行检测和抽查。中期评价的周期以工厂的规模为基准,因为小规模的工厂能引发的污染量和污染范畴相对较小,可以3年为周期进行中期检查。而大规模的工厂,则以2年为期更佳。
(四)“救人于危”:第三方参与诉讼与专业化治理
1.鼓励第三方参与环境公益诉讼
我国《民事诉讼法》要求原告有“直接利害关系”,从而限制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针对社会团体环境民事起诉权的法律规定及其缺陷方面,民诉法进行了修改,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虽然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正式确认了公益诉讼存在的价值,但对于原告的“直接利害关系”仍未作出具体而准确的规定。调查问卷显示,村民往往怠于维权或是获得经济利益后不愿维权,我们认为国家可以鼓励社会团体,特别是环保NGO参与到环境公益诉讼中,这是弥补重金属污染的个体维权缺陷方法。
2.加强污染治理的专业化程度
治理重金属污染需要专业技术,这与一般的污染治理区别很大。我国环境法中强调“谁污染,谁治理”,而现实中造成污染的企业并没有能力彻底治理大规模的重金属污染,此时可以将污染治理问题外包给专业的第三方组织。另外根据我们对重金属污染事件的统计以及与环境学专家的讨论,我们发现很多重金属污染事件难以确定具体污染源工厂。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还需把重点放在消除对环境的影响上,国际上已有专业化污染治理的模式,即由政府和企业分别支付一定费用设立基金,在暂时无法找到污染源企业时先利用基金聘请专业化的环保公司消除污染。同时国家可以制定重金属污染治理的标准,规范污染治理行业,以此达到真正有效的环境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