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生态移民对藏族游牧村落生产结构的影响——以四川红原县瓦切乡为例调研报告(节选)

“定居”瓦切:一个多民族村庄共同体的社会变迁

团队成员:陈静、李斯洋、刘欢、张文宇、周伯源
指导老师:黄博

一、 背景介绍
       四川省红原县瓦切乡是川西北高原上的一个藏族游牧村落。这里平均海拔在3545米以上,年平均气温1。1摄氏度,极端最低气温-36摄氏度,极端最高气温25摄氏度。1959年在麦洼乡桑里部落建立瓦切乡;1973年成立瓦切乡人民公社,辖5个大队;1984年改为乡建制,所辖大队改为村;截止2012年底,全镇共1800户,6708人。
       用“族群边界”理论来审视瓦切的文化位置我们会发现,这个川西小镇正处于汉、藏、回边界,如果以瓦切镇为圆心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向北、西、东三个方向延伸分别是回族文化区、藏族文化去和汉族文化区。因此,在三种族群、文化交汇点上的瓦切镇表现出了明显的族季互动与文化交融。这种文化格局与地理格局相互重叠,穿镇而过的S209省道和S301省道依地形而建,与穿红原县城而过的S302形成三叉路的大致格局。考察这三条公路的形成历史便会发现,它们均是依据历史上形成的既有道路而建,由此可见此地文化交融之久。
二、 方法介绍
       本次调研主要采用实地研究的方法。本小组成员在调查期间居住在瓦切乡,调查期间大部分时间、作息与调查对象的生活重合,通过进入白马泽镇藏艺工坊和学生交流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感受、体察、从细节寻找牧民定居对其生活的影响。
(1)在对笔记、录像、图片等资料的处理上,采用定性分析与理论分析相互结合的方式。
(2)为什么不采用问卷方式和定量分析法:首先,语言障碍。瓦切村民汉语水平地,大部分人无法达到汉语无障碍阅读水平。其次,此研究旨在通过追溯瓦切乡过去20年历史来剖析制度性牧民定居工程对其生活的影响,需要深入了解,充分体察一件事情的多种可能性,这一过程将过多涉及人物的心理与感觉,调查问卷并不能反映出没发生的事实,定量分析亦不易反映出潜藏于人们心里的模糊性和潜藏的多种可能性。
三、调查对象的选择
(1)报道人:由于客观情况的限制,本调查有5名报道人,均为当地藏族中学生。年龄在16到18岁之间。这五名报道人的特点是:对外界新鲜事物接触较多,汉语水平高,参与适应能力强,这些特点便于小组成员以同龄人的身份进行交流。
     访谈对象:本次调查访谈对象主要为瓦切乡当地村民,民族成分涵盖汉、回、藏、羌四个民族,工作包括牧民、饭店老板、打工工人、喇嘛、闲居老人、学生等。
(2)访谈问题的涉及及其科学性:
     区域研究理论是在历史学研究内容从宏观向微观转向过程中逐渐发展出来的,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综合了历史学的文本分析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将研究领域至于行政区划之上,以文化作为划分区域的标准,抛弃外在的硬性区划界限。区域研究注重探讨同一文化趋于内部的“小传统”,即基层社会的文化面相,并通过对“小传统”的讨论来发现其与“大传统”即精英文化之间的互动、重合关系。
     本文将运用“超社会体系”(supra-societal systems)这一概念工具对瓦切镇进行分析。 “跨体系社会”,主要是为了强调物质文化、地理、经济、宗教、仪式、象征、法权和伦理表述的多样性共存于一个社会体之中,从而为观察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提供新的视野。
四、本研究涉及理论问题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瓦切这个地方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大的历史波澜,生活习惯也未因牧民定居工程而有大的变更,但深入之后我们发现,在社会结构层面瓦切仍经历着一些变化。诚然,这些变化是在这个多民族村庄共同体中缓慢进行的,但是我们很难用一种解释框架将这些变化全部容纳近来,为避免削足适履之嫌,我们决定将这些问题归类,然后选择不同的概念工具对其进行实证性剖析,以期最大限度的缩小理论与集体案例之间的不适应。
    本次调研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牧民定居工程中乡镇公共设施建设对原有村落形态的重塑,以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广场、公共厕所等公共空间对村民生活习惯和意识层面的潜移默化影响,同时关注村庄内部功能区分布的严格化以及政府单位搬迁所表达的中央在场的政治意涵;第二,瓦切镇村庄范围内的族群流动与族群关系。30年来,随着穿庄而过的公路不断修缮,村庄的通达性逐渐加强;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瓦切镇地区牧畜产业与外界的客观联系得到加强,这使得其与以甘肃河州为代表的回族文化区和以成都为代表的汉文化区的经济联系逐渐加强,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后藏区宗教信仰自由的逐步开放,村民的宗教生活日益丰富,因而以拉萨为代表的藏族文化区的向心力发挥出了巨大的能量,瓦切村民重大宗教活动西向发展趋势明显;第三,最近10年周边县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对瓦切影响明显,而牧民定居工程的实施则可视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集中表现和高峰期。必须承认,政府主导的牧民工程在其所见范围之内最大限度保证了藏族生活习俗免受干扰,但同时应该注意到,伴随着定居工程而来的现代化设施、现代化观念的出现也是客观存在的。由此我们看到,现代化进程伴随的世俗性与瓦切原有的宗教性之间正在发生矛盾运动,而随着世俗元素在瓦切镇这个价值体系内的弥散,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分歧在所难免,而这是包括瓦切在内的大部分藏族村庄都面对的共同迷思。
(一)、时代履迹:时间框架内瓦切镇空间分析
1、外部:交通干线与村庄外廓
      瓦切镇毗邻省道209与省道301,村庄的南端和西端分别以上述两条省道为界,村庄主体全部在两条省道交汇所形成的的三角形地带以内,村庄外部形态也被省道形塑,呈较为规则的三角形形态。
然而根据村庄内部建筑的新旧程度与分布状况来分析,这样一种情况并非由来已久。
首先需要考察公路的状况。而根据团队成员的实地勘察,瓦切镇的主要政府服务机构相对集中于镇子的北半段,沿209省道分布,这些部门包括粮油收购部门、镇卫生所、邮局、原乡小学、派出所等等。作为基层社会的常设机构,上述镇政府部门应是伴随着基层自治组织的出现而出现的。形成的居住轮廓程团块状沿单线交通干线分布(图一为早期瓦切聚落分布2011年)

         其次,从现在瓦切镇内部房屋分布格局、新旧程度、公共设施分布来分析。经过逐街实地勘查,本组成员发现瓦切房屋分布格局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规律性。
         第一,整个镇被卓穹西路和602镇道分割为东西两半,又被央周北路和一条尚未命名贯穿东部的公路分为南北两半,总体来看,整个镇子呈现出“田”字形。如前所述,镇子的早期历史在西北部逐渐发展,主要的机构和商业部门均分布在西北部,而南部半边几乎没有任何公共机构和店铺。从房屋的排列和新旧来看,西北部房屋分布密集、排列参差不整齐、房屋多为较低矮的砖瓦房。由此不难推断出,这一区域的房屋和街道发展较早,因此缺乏较为系统的规划,多为村民自行修建,随意性较强。而在南半部,房屋多为一排排整齐的“援建房”,这种整齐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房屋的大小、屋前空地面积较为相似,第二,房屋颜色一致,明显为统一施工所致。第三,房屋排列整齐,每一排建筑侧边均有按村庄编号的垃圾站和公共厕所各一个。
         南北格局的这种差异一方面表现为时间上的线性特征,即这一现象的出现时在近10年内逐步出现的,根据当地人的回忆,南部的新房多为2009年至2012年所建。根据四川省政府发布的牧民定居工程公告,上述三年正是这一工程集中启动时期,因此南部的这种聚落形态又是政府行为的一种隐喻,这种整齐划一和公共配套设施的出现实质为政府意志的表现,而其内涵或可推测为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第二,从东西两个区域对比来看,东半边房屋分布、道路修建较为散乱,完善程度较低,且少数东部镇道尚未命名。由此可以推断出,东西两边差异较为明显,西部发展较早,较有规划,而东部地区发展相对较慢,规划性不及西部。
         本团队经分析认为,东西之间这一差异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西部这一区域和20省道与301省道的交汇口毗连,往来交通便利,是将来发展的方向;而东部地区一方面在村庄早期历史上便没有较强的发展趋向,另一方面在两条省道修建完备之后又不具备交通优势,所以这一地区相较而言规划性较弱。同时由于东部的这一特点,这一区域修建了多所养牛“暖棚”和公共草场,供小规模饲养使用。(图二为瓦切东北部聚落分布图2011年)

2、村庄与周边公共设施的分布、关系及其演变
       瓦切镇周边的公共设施主要分为以下几类:公共牧场、宗教场所、旅馆与饭店、旅游景点。从分布状况来看,旅馆与饭店的分布深受交通干线影响并有着较为长时段的历史,并且通过研究发现,这一分布状况与汉族的分布状况大致重合,说明在瓦切镇,汉、藏两大族群在居住与社会分工上有着较为明确的区隔与界限。
(1)、公共牧场
    公共牧场的出现是瓦切镇生产方式缓慢发展的结果,有着漫长的背景:
瓦切镇传统上为游牧村落,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前一直保持较为原初的生活状态,整个村落实际为数个集体放牧联盟,在具体的放牧作息上保持着传统;80年代开始的合作组以后,该地牧民生活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在生产方式上实行几个家户联合生产,对于亲属关系和生活作息并无影响;本世纪初,瓦切镇开始实行家庭牧场,每个家庭独自放牧,自负盈亏,这以政策使得该地牧民生活开始有明显好转。具体来看,瓦切一村公共牧场位于镇东北部,紧邻一村;瓦切二村的牧场位于镇西端,毗邻塔林;三村公共牧场位于瓦切镇北部,毗邻江美塘村;四村公共牧场位于镇南部,301省道以南。
(2)、宗教场所
     瓦切镇藏族居民为藏传佛教宁玛派信徒,但一直以来瓦切镇并没有独立的寺院以供村民进行宗教活动,而是瓦切镇和阿木乡共同使用一座庙,这一寺庙据瓦切镇15公里。这种格局使得瓦切乡不能较为频繁的举办大型宗教活动,同样由于缺乏象征性的寺庙瓦切镇的喇嘛相较而言亦少。瓦切镇最大的宗教场所为位于聚落西端209省道沿线的塔林。
(3)、饭店与旅馆
      瓦切镇的饭店和旅馆集中分布在两个区域:209省道南北两个入口。如前所述,北端入口为瓦切早期发展区域,有着较为深厚的发展基础,更重要的是在当地形成了集体认识:北端出口地区是“镇上”,是中心,代表着各种商店和政府部门。而南端入口则是在村庄向南规划发展以后才逐步发展起来,并且在南端店主的意识里,自己所在的地方并不是“镇上”,“上边”才是镇上,“上边”指的就是村北端一片区域。
      根据一位在这里生活了20年的汉族居民的讲述,南端的饭店、旅馆基本都是汉族人开的,因为汉族没有草场,没有牦牛,也不能适应游牧生活,且随着209省道人流量的增加消费需求增大,所以开饭店是汉族人的主要选择。而这也反映出,在瓦切镇,汉民族在居住空间和职业选择上有着明显的集中倾向。
(4)、旅游景点
       在红原县发展规划中,瓦切镇的发展方向之一便是旅游业。根据调查,瓦切镇目前主要的旅游景点有两处,一处为209省道沿途的塔林,另一处为瓦切镇向东3公里处的日干乔沼泽红色旅游景点。建设中的旅游景点包括镇东部的精品旅游景观道等。上述两处景观为发展较早,但细致勘察后本团队认为,上述两处景点旅游承载力尚弱。塔林虽发展时间较久,基础设施尚不完备、卫生条件差;日干乔沼泽作为红色旅游景点实质并无过多亮点。且这两处景点旅游项目少,不能构成单独旅游内容。通过对上述两处游客的访谈本团队发现,来此游客多为“路过”性质,而其真正旅游目的地则是瓦切镇北面的唐克乡,这种心态在在瓦切旅游群体中并不鲜见。综合瓦切镇现有旅游资源和游客状况分析,该镇目前旅游业并未能形成独特性和集群效应。
3、村庄内不同功能区的分布与演变
      瓦切镇聚落内部空间结构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缓慢形成的。而其转变的趋向则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和制度背景,所以通过分析聚落形态的变化我们可以略窥川西北地区游牧社会的一些改变。政治机构从边缘向中心转移是最为突出的表征。
      瓦切镇早期历史中,聚落形态几乎属于自由发展状态,在自身的发展过程当中,政府部门和店铺之间相互影响,使得聚落北部成为当时的“镇上”,即中心。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商业区和行政区是杂处的,居民区在二者之间散落,没有相对完整、明晰的分区。
      根据本团队调查,目前瓦切镇聚落内部功能分区已经开始发生转变。原来商业区与行政区杂处的西北部区域已经转变为商业区,行政区从该地转移到目前瓦切镇的中心区域——团结广场。
      行政区域的这一转变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是近年来一系列冲突事件之后民族政策紧收的一种表现。将行政区与商业区分离并安置于镇中心,并将此中心塑造成一个集政治与娱乐生活于一体的公共空间,使得政府在该地的地位明显上升。空间位置的改变实则蕴含政治地位的强化。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可以被视为“中央”或“国家”的象征,而地方政府由“边缘”区域迁移到“中心”区域则可被视为一种隐喻行为,即“国家”的意涵被强化,加强中央“在场”的政治功能是这一转变的实质结果。

(二)、族群互动:跨体系社会视角下的瓦切乡镇
1、族群定义和跨体系社会
      关于瓦切空间结构的分析,我们认识到瓦切乡镇发展的主要脉络,并且认识到这一地理空间范围内生活区和商业区相互分离的特点。同时,这一分离特征也表现在族群互动之中,以汉族为主的外来族群占据了商业区域的主体,而生活区囊括了绝大多数本地草地藏族。那么,这种外来人群和本土居民之间的区分是如何形成,表现为如何特征,如何阐释他们之间微妙的互动。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将要展示讨论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将瓦切的外来人群和本土藏族定义为不同的族群,以便下一步能更好用于阐述 。当然定义的族群概念并非一成不变,语境、环境与自我认同等因素的改变,族群的划分也会因此不同。
      访谈和调查中我们得知,瓦切居民中有藏、汉、回、羌四个民族。我们考虑宗教、文化、语言等诸多因素,将本地草地藏族划分为以族群,该族群占据瓦切的主体;另外把来自外地的汉、羌、嘉绒藏族(来自小金、金川县等地,主要是来此地经商),回族划分一个族群;在这一划分划分之下,将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再次划分一个亚族群,因为他们的地域、文化和宗教都与四川的汉羌民族多有不同。
       这样一看,瓦切这个以藏族,藏传佛教文化为主体,传统浓厚的的小镇,并非如我们想象一般一元,它是一个特定情形下的民族、文化多元的小镇。中原文化,伊斯兰文化皆在这里留下深深浅浅的痕迹,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社会体系必然在这里存在互动,这种互动表现在宏观上,既是一个特定区域内存在不同的社会体系的社会,一个超社会体系。
        超社会体系概念最早在中国的提出,源自二零零九年五月在成都召开的“跨社会体系——历史与社会科学叙述中的区域、民族与文明”研讨会上。王铭铭借用马歇尔•莫斯的“超社会体系”,其定义为:“超社会体系”实际上就是由“几个社会共同的社会现象”所组成的文明概念。 汪晖在对这一概念的回应中,首次使用了“跨体系社会”这个概念,汪晖认为“跨体系社会”是指“包含着不同文明、宗教、族群和其他体系的人类共同体,或者说,是指包含着不同文明、族群、宗教、语言和其他体系的社会网络。它可以是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区域或一个国家”从汪晖对“跨体系社会”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概念不同于从“民族体”角度出发对社会所作的解释,也没有将社会置于单一文明的范围内,而是更加强调一种各体系相互渗透并构成社会网络的特征。它把主体意义上的民族体、宗教体置于区域范围内,表现出独特的混杂性、流动性和整合性。在“跨体系社会”下,区域这个概念获得其特殊性,成为跨族群、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的交汇。
        作为一个崭新的理论,跨体系社会会存在质疑,毕竟我们将瓦切居民按照文化体系划分难免主观,忽略了他们个体上存在的差异和偶然因素,也难以很好阐释个体上存在的文化因素,例如不同体系之间的通婚,体系中个体间的相互融合等。但囿于时间和知识的匮乏,在本文中适用跨体系社会理论来诠释不同文明体系的交流,讲述瓦切乡镇的故事。
2、两个族群、两种互动
       在跨体系社会理论基础上,我们对瓦切的两大族群进行细致地观察和概括,表现这两大族群形成的过程、特征,以及他们在互动过程中的变化、关系等。
       作为主体的藏族人,他们形成了一个固有强大的藏文化体系,并且利用文化传统和人口数量优势,使整个瓦切镇氤氲着与青藏草原其他城镇一样浓厚的藏文化社会氛围。这些作为主体族群的藏族人,历史上大多来自瓦切周围的部落,又在解放后经历了部村落集中定居、牧场散居游牧、城镇化集中定居阶段。虽然近半个世纪经历各种社会变革,但是人群主体一直得以延续,并且由于环境与交通的不便,与外界交流甚少,直到最近十几年随着公路交通状况的改善得以改观。因此,瓦切的本地的藏文化依然是主体。这个主体性这种表现呈现在许多方面:在宗教上,瓦切藏传佛教传统信仰力量的强大,宗教场所的新建和维护令人仰止,本地宗教首领的崇高,让人不得不佩服宗教领袖的威信;语言上,当地藏族人说本地草原安多话,通用藏族文字;在经济上,瓦切上级的红原县力图把旅游业打造为支柱产业,但是瓦切镇的牧业仍然举足轻重,从古到今虽然牧业经营方式经历了天翻地覆之变革,但传统牧业依然保留。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藏文化体系在瓦切这个区域中的支配作用,维持着社会运转,并且在某种程度破坏后能迅速修复,代代传承。这种藏文化社会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本地藏族的信仰精神方面,就物质层面而言,也是如此。首先,这里的藏族人口占据了绝大多数,从事瓦切的传统支柱产业——牧业。无独有偶,在瓦切乡镇的空间结构上,藏族社会体系也在表现出其主体地位,牧民定居的生活区占据了瓦切镇的大部分面积,而且聚落深入到乡镇内部那些道路不便通达的地方,这与外地族群仅分布在交通沿线和商业道路是不同的,后者看上去占据了乡镇结构的黄金地段,但是无论从面积还是分布来看,他们依然是边缘。所以,无论从精神还是物质层面而言,藏文化体系拥有毋庸置疑的主体性。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外来群体的到来,并且对当地产生深刻影响。我们可以把外来群体划分为两个阶段,大概以九十年代左右为分界线,之前外来族群的到来更多是行政或军事上职责,概括而言为两类群体,一是军人,如红军后裔、军人等;第二类是公务人员,援藏干部。这一时期到来之人数量较少,并且相比现在来说,他们对于藏区的影响以及文化交流碰撞,也不及今日深刻广泛。九十年代以降,人口流动规模加大,速度愈快,藏区流动人口也不断增多,表现在瓦切亦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把九十年代之后划分为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外来族群不仅包括了前期的军人、公务员群体,更多的是商人、工人以及今天的游客。倘若我们按照停留时间将外来群体进行分类,则可以划分为三类人群:长期居住在瓦切的外来人,他们的身份多是公务员、商人餐馆牧家乐经营者等,第二类是短期居住瓦切的外来人,例如建筑工人等,第三类是临时停留瓦切的外来族群,比如旅游者、佛教徒等。其中后两类因为与本地人接触短暂,社交范围小,此后文中不涉及探讨。我们这里描述的外来族群,更多是指长期居住在瓦切的人群,他们是瓦切的文化生态的改变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以汉族为主体,包括羌、回、嘉绒藏族等民族在内的外来群体在瓦切镇表现更多的是边缘性。外部族群不仅在这里人数少,分布零散,而且没有土地,也不能从事当地藏族人的牧业,多以选择商业餐饮和交通运输业为生计。因此与前者相比,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瓦切这个小区域当中的边缘族群。有时这种边缘性特征不仅表现为一种客观存在,也表现在这些边缘族群的自我认同之中。
       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外来人群都表现出一种类似的逃离心态,一户回族杂货店商户也曾说“将来挣够了钱,就回(临夏)去,在那边盖房子,”由此可见他们不认同自己是瓦切人,是外来者。
更胜一层的边缘感,是来自这一群体对于制度和他们生活方式的被迫改变,外族群体中感知到他们自己的不平等和边缘性特征。
        综上所述,如果以跨体系社会的视角去审视瓦切这个小社会,将其设想成一个完美且无对外交往活动的小乡镇,这个小村落中的藏族本地族群无疑占据了主体地位,外来族群处于边缘。不过,倘若上述条件不成立,事实上瓦切也并非孤立,因为瓦切本身就存在便捷的对外交通,两条省道在这里形成一个三岔路口,商业和信息在这里形成一个小的交汇点。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小体系下的族群地位若是放在整个大藏区的背景下,是可以转换的。边缘性的外来族群,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是一个示范作用的主体,外来族群成了主要参与者,是草原藏区信息商业交流的介质,他们将牧民的牛、羊、酥油等商品售卖出去,同时又为牧民带来新鲜事物,瓦切乡镇的肉牛、毛皮以及商业批发零售生意,大部分依然掌握在外来族群手中。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外来族群在藏区的另外一层作用是,在一个小环境而言,他们代表了世俗与现代化的力量,他们在这个区域中的一举一动,无疑都是现代与世俗文化在瓦切这个传统地区的一次“文化展演”:他们的言行、举止、生活方式,即使没有与当地人发生深刻交流,也无疑是一个展示的舞台。外来族群改变了瓦切人的物质生活方式,并且正在冲击这里的传统价值观。
       饮食上的变化作为文化迁移的一个显性环节,我们可以看出当地人在不同文明存在的小社会里的的改变。事实上是,当地人不仅学会了点餐,也学会了炒菜做饭,喜爱川菜,也钟情于包子油条,当他们的餐桌上不再仅仅是酥油、糌粑、奶渣,琳琅满目的内地饮食饕餮他们的味蕾之时,外来族群的展演和示范效应,显现无遗。
       综上所述的这些特点,我们发现,瓦切本地族群的主体性与外来族群的边缘性并非绝对,并且这两大族群也不是光荣孤立。跨体系社会的视角让我们将瓦切的族群划分,以区域理论看待瓦切的种种现象,同时瓦切也是一个超体系社会,两大族群之间的互动,它的背后有不同文化体系的交融,是一个藏族草原牧业文化区和中原文化区相互交融的范例。
      族群互动是一种交换,并且交换过程中存在两个截然相反的表现,一是冲突,二是融合。田野期间收集到的某些材料,都毫无意外的表现了族群互动的两种形式。
      跨社会体系下的族群互动必然会带来矛盾冲突,不管这种矛盾是真实发生过,还是存在于人的主观印象之中,都无一例外将族群分割,疏远。并且这些表征背后隐藏着两种思维习惯和价值体系,一种是外来族群世俗性、现代性的,一种是本地族群宗教性、传统性的。当孩子们接受不了汉族人吃鱼的时候,他们的价值观念被教育成一个宗教的,一元的,而世界并非多元的观念,他们习惯了用藏文化去衡量世界,判断是非;另一方面,当汉族人抱怨本地族群的不卫生肮脏时,他们不能理解佛教价值中心灵的清洁远比身体清洁重要的观念。我想这一切的冲突根源,并非不同体系社会下文化价值的不同,而是不同体系社会的“文化越界”——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文化去衡量他人的价值,判断是非。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这种族群互动过程中交流的方面,在调研之中我们也发现本土与外来族群相互包容合作的事例,最典型则是当地大型牧家乐的汉藏合办模式。
红原县地处若尔盖草原的核心地带,又是四川省“大九寨”旅游环线的必经路段。“牧家乐”旅游项目,已成为红原县一项利民富民的重要发展项目。调研期间我们在省道沿线看到许多牧民兴办的牧家乐设施,他们规模或大或小,离城镇或远或近,外表看起来也是颇有特色。事实上,若不是今年雅安地震以及随后的都汶高速中断的缘故,今年应该有许多自驾客过来。
     此外,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一直在了解当地不同民族间的通婚 情况。虽然没有采访到真正的通婚家庭,但在询问中,我们了解到当地确实有一些汉藏通婚的家庭。
受访人A
“这边汉族和藏族结婚的,有,少,单位上认识的,路口有两家,岁数大了,男的岁数大了。”
     虽然在受访人的语境里,这种通婚现象表述成一种“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行为,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族群互动的形式,依然说明了某种程度上族群的融合与交流。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看待族群交往时,不能忽视性别差异。男性身份上的游离度远远高于女性,这是因为男性掌握的社会资源大大超过女性,外出的机会多于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也高于女性。男性更容易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一个家庭内就存在着“时髦”的男性和“守旧”的女性之鲜明对比。 男性在文化调试的过程中表现出更大的适应性。在瓦切,当地外来族群家庭或多或少地呈现出这种特点。例如,男性做公务员,收购肉品,皮毛,而女性则大多开餐馆,商店或是在家休养。汉文化中传统核心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特点,造成了瓦切的汉族男性更多从事了与本地族群更多交往的行业,并且有些汉族男性会说藏语,能喝酥油茶,和藏族朋友打成一片;女性成员截然相反,他们多数随夫而来,对于周边藏族人的生活方式往往不能理解适应,并且和本地族群的女性,亦是交往甚少。
3、汉族的夏天、藏族的冬天
      在描述完本地族群和外来族群的特征,以及用一些典型事例描述瓦切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表象的冲突与交流后。下面我们将要呈现的,是不同族群之间的时间流动,以及这种流动中给瓦切带来的影响。
      我们最初的疑问在于,为什么这些房子没有人住,这些房子的建设是不是和内地一样只是装饰门面和政绩的面子工程。在持续采访中我们的猜测得以否定,这些房屋的建设是牧民自己部分出钱,房屋的产权也归于自己。也不是他们住不习惯,居住条件的改善依然是牧民们希望看到的,但是为什么瓦切沦为一座空城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引用一段录音材料来作答。
采访人D 藏族女孩
问:这里原来一年的时间里牧民是怎么放牧的?
答:春天的时候大概是三四月份,那边他们自己用木头建了房子,夏牧场他们都是帐篷,一年迁三四次,春天的时候迁一次,夏天的时候在八九月份的时候在迁到冬牧场,但不住木头房子,搭帐篷,十月份的时候再从木头房子迁到帐篷里。

      女孩的回答或许过于笼统简单,但是却揭示了游牧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游牧民族的流动性,而不像农耕民族一般可以定居生息的民族。自古至今,游牧经营方式让他们不得不随草而居,迁牛羊而徙。即使在实行草场承包的今日,当地人依然会把自己的牧场划分为冬牧场和夏牧场,依据不同的季节放牧,也随着一年节气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居住场所。
      在这里用我们理解的方式,还原当地一个典型牧民家庭一年的迁移与生活:春天的时候是最忙碌的季节,不仅要把牛羊赶往夏牧场的方向,并且这个季节要剪羊毛,外面也会有收购酥油和牛奶的商人进来,于是牧民随着牛羊居住帐篷;夏天时牛羊赶到了夏牧场去,夏牧场往往在远方或者海拔高的地方,牧民就在那里带帐篷,度过草原短暂的夏季;秋天到时,草原草色枯黄,牧民便会把牧群往冬牧场赶;到了冬天草原寒冷,牧群都到了冬牧场,冬牧场所处的地方自然条件较好,并且离瓦切镇都比较近,因此大多数牧民都会回到镇子上居住、过年,直至来年春天离开,只有少部分离镇子比较远的牧民,会在冬牧场搭房过冬。
我们达到瓦切,正是七八月的草原夏季,所以,当我们了解牧民的生活规律后,这里新居的高空置率的问题迎刃而解,这里的房子不是没人住,而是夏天没人住,即使是住人,多数也是老人、孩童以及一部分不在放牧的藏族人。
       由此我们可以概括瓦切本地藏族族群的年际迁移现象,夏天离开瓦切,冬天返回瓦切。牧民们的这一种迁移就像本地的冬候鸟,选择在瓦切过冬,是因为瓦切比起夏牧场冬季的条件来说,确实优越。
      后续的采访中也发现,本地的外来族群几乎没有选择在这里过冬的。冬季离开瓦切的原因大致有三方面:一是瓦切的夏季虽然凉爽,但是草原冬季极寒,气象资料表明红原县冬季的极端低温可达零下三十度,外来族群来自低海拔和相对温暖的区域,他们明显不适应这样的极寒;第二,春节和家庭因素,瓦切的外来族群往往不是举家迁移落户,即便他们在这里获得户口,也尽力安排自己的子女去内地上学,并且会在四川成都、都江堰等地买房养老;第三,交通条件的改善,在这里居住时间较长的汉族人,亲历了这个时期交通的变化,从红原县城的到成都的时间,从原来的三天到现在一天不到,由于缩短了回到内地的时间,据说原来冬季路途遥远,一些汉族家庭选择两三年回一次家,而现在基本上能做到每年回家过年。
       这些外来族群的迁徙规律类似于夏候鸟,冬天离开瓦切,而夏天到来之前归来。
       我们看到这个镇子很奇妙的规律,外来族群和本地族群在瓦切相处的时空,很巧合的错开了。夏季外来族群涌入而本地族群离开,冬季外来族群离开,而本地族群大批涌入。他们不会在同一时间离开进入。
这种微妙的平衡,得益于外来族群和本地人的生活方式之不同,确切而言,是草原上传统的游牧经济和现代商业经济在这里相互交织的产物,是两种文明体系在这里共存的结果。游牧业把瓦切乡镇视为一个冬季牧场,是一个族群休养生息之所,对他们而言,无论是夏季滞留在瓦切或者冬季离开瓦切去其他地方过年,牲畜则会面临较多的风险。而牲畜作为游牧文化中依附的载体,不仅代表了地方知识,也意味着一种文化和社会习俗,离开牧群意味着离开当地的社会体系,必然会承担太多风险。而现代商业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不仅涵盖了金钱,甚至也包含了情感安全健康等因素的综合考量,汉文化体系中的忠孝观念,也迫使这些外来族群将冬季回家视为一种社会道德和习俗标准去看待。
       总而言之,这种现象可以概括为:汉族的夏天,藏族的冬天。瓦切族群之间的迁徙现象的发生,源自两种社会体系下自我规范的结果,经济和道德因素在这种互动中扮演着重要演角色,并且这样的行为使得这里的人口数量达到相对的平衡,还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族群互动中因为资源竞争所引起的冲撞,缓和了本地矛盾。
4、三岔路口 三种文明
       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把瓦切划分为两个或三个族群,并将瓦切作为一个小区域、小社会,分析他们各个族群间的互动方式及其影响。但是这些讨论仅仅局限于瓦切这样一个狭小的区域之下,是一个相对微观的体系。那么宏观层面来说,我们不如将瓦切放置在一个相对开阔的文明视野之下,于是如何理解瓦切这些现象背后隐含的意义,亦需要曾从一个角度思考。
从微观到宏观,不妨从瓦切的交通说起。
就红原县来说,瓦切可以算是一个交通枢纽,这里的两条省道通向三个方向,而现今瓦切镇的三岔路口,既是两条省道S209、S301的交汇点。在三岔路口,可以等待去往这三个方向的班车。向东的方向可以抵达松潘县城,向南的方向途径红原理县汶川直至都江堰成都,向北的方向可以抵达若尔盖,再往北便沿着国道213继续向北,途径甘南、临夏直至兰州。即使今天看来,瓦切的交通通达性还算便利。在调研中,我们得知,瓦切的交通位置先前更为重要,现今的国道213线并非今日茂县松潘一线,而是理县红原一线。无论如何,瓦切在阿坝来说,是一个交通极为便利的乡镇。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无论是进入还是离开瓦切,无论是本地族群还是外来族群,这些人他们都只能来自这三个方向。倘若我们将这三个方向抽象化,那么这三个方向可以演化为向东,向西和向北。这三个方向所带来的人群流动和背后意义,将是我们以下详细讨论的重点。
东向:瓦切——汶川——都江堰——成都
我们将东向交通概括为这一方向,并且选取这样四个地方作为节点,皆是有意义的。从地图上这个方向为东南,但是如果我们将其概括为阿坝州或者整个四川藏区,那么这个东向交通是无疑的。这四个节点,也分别具有不同意义,汶川作为阿坝门户,是羌族区域,意味着离开藏区;都江堰是横断山区进入巴蜀平原的门户,从这里意味着进入汉族地区;而成都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西南地区的文化经济中心,是一个典型的世俗和现代体系下特大城市,而且四川藏区的人群对于现代化的深刻感知,同样也只能在成都感触最深也是最便利。
在历史上,虽然具体线路可能因时间更迭而不同,但是藏族文明向东发展的趋势,使得这样一个东向交流的线路从未间断过。在吐蕃时期,吐蕃向外扩张所发动的一系列战争,绝大多数是在与东面的唐朝之间进行的。吐蕃王朝向外扩张的结果,主要导致了其版图的东向扩展。并且在吐蕃周边的所有国家或政权中,以吐蕃同东面唐朝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最为密切从。吐蕃王朝灭亡到十三世纪,吐蕃的文明也仍然持续地采取了东向发展的轨迹圈。此外,这一时期吐蕃地区与中原汉地之间所兴起的大规模茶马贸易,也日渐成为联结中原与藏区的重要经济纽带,从而加速了吐蕃文明的东向发展。 所以说,东向的交流,是藏族至关重要的交流方向,中原的文明,内地的物资届时通过这一方向进入藏区。
现在来说,从瓦切到成都的道路一路畅通,所以无论是外部族群还是本土族群,对于成都都不陌生,很大一部分都去过成都,而四川的汉族及部分羌族人,大多是乘坐成都发往红原的班车来到瓦切。因此在东向的交通线上,汉藏皆是交流的主要人群。
我们不难发现东向交流的特点是交流主体包括了汉藏羌等民族,交流的目的是世俗性的,现代性的。同时这种交流或许给藏族年轻人带来更多感触,他们在成都浮光掠影的参观中,感受着与瓦切完全迥异的氛围,并对这种世俗物质的文明产生某种好感,疏离他们现有的文明体系。
西向:瓦切——马尔康——色达——拉萨
这一条线路可是抽象为一条西行线路,当然也可以具象理解为G317。而这几个节点的选择,也是我们在调研过程中不断获知的重要节点。我们在这里阐释这几个节点选择的过程,就可说明这一方向交流的特点、参与主体。
马尔康往西的色达,拥有色达五明学院,是康区的一个重要宗教中心。我们发现当地藏族人的部分会前往色达朝拜,说明色达对瓦切藏族来说,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宗教圣地。更近一层次的是,瓦切藏族虽实行天葬,但当地并没有实施天葬的场所,他们将实行天葬的地点,多选定在色达的天葬台。藏传佛教中对于生死轮回超脱等观念异常重要,死亡时灵魂的超度对于一个藏族家庭意义甚大。因此我们看到,色达掌管了他们的死亡和超度,具有极为重要地位。
我们将拉萨作为西向交流的终点,原因毋庸置疑,拉萨在藏文化体系中的绝对地位。由于政策限制的因素,现在四川的藏族人去往拉萨有诸多不便利因素,但是仍有个别藏族人去往拉萨朝拜。例如有人告诉我们: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就火葬在这里,把骨灰撒到拉萨去。这些说明他们眼中的拉萨的崇高地位。
以上的举例,我们可以概括出这一方向交流的两个特点,首先是交流的主体是藏文化体系中的藏族人,对藏传佛教的信仰驱使他们按照宗教信仰的礼仪往西行走。从瓦切向西的道路,越是接近藏文化的核心腹地,藏传佛教的信仰也越强盛。其次,无论是朝圣还是天葬,这一方向的交流,明显带有宗教性和传统型,这与东向交流的世俗性和现代性区别明显。
北向:瓦切——若尔盖——临夏——兰州
相比东西方向的交流相比,北向交流无论从规模还是层次来看,明显低于前两者,但是特意将此方向提出,源于这条方向的独特性。这一方向的交流,多半是甘肃临夏回族的南下通道。
临夏是甘肃的一个回族自治州,介于兰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之间,古称河州。在历史上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作为回商,广泛参与了青藏高原茶马古道的贸易,并且在八十年代后,固有的经商传统和当地的贫穷状况,一部分回族人重新回到藏区的贸易体系之中,他们作为青藏高原贸易体系重建的先行者,充当了藏文化体系和汉族文化体系经济交易的桥梁。
在历史上,虽然有回族藏区经商且融入本地文化的良好范例,回藏 的出现便是重要例证。但是,我们发现,在红原和若尔盖两个县范围内,穆斯林商贸体系日渐式微。一户瓦切经营摩托车修理和杂货经营的回族家庭向我们反映,十年前瓦切总共有十户来自临夏的回族家庭,而现在减少到六户。无独有偶,在后来造访的另一座城镇,若尔盖县的唐克镇,当地的临夏回族也在承认现在的穆斯林是没有以前多了。这不由让我们心生怀疑,在藏区贸易体系不断开放、贸易层次不断加深的今日,临夏穆斯林在阿坝藏区的贸易体系的参与度减小,地位降低。
我们在这里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从文化,政治和经济三个层面去剖析。
5、边缘地区的文化区隔与联系
上一节我们由瓦切的三岔路口谈起,将三条省道的交汇抽象成三个方向人群的互动,这这一部分,我们不妨将这三个方向的人群进一步抽象,寻找更为深刻的内涵。
在这里我们回顾一下瓦切的地理位置,这里离成都仅需一天的车程,离兰州也是大概一天的车程,而这里离拉萨,距离尚远。在我们的视野中,这里是典型的藏族草原地带,是我们认知世界范围的一块边地。但就另一方面来论,瓦切,或者放大到阿坝和甘孜为主的四川藏区,在藏族文化的核心地带视野下,依然是一块边地。于是某种语境中,瓦切成为一个边地,对中原还是对西藏,皆是如此。
瓦切的东向交流,交流的族群可以是外来汉族,也可以是本地藏族,在这种互动中,我们看到汉族人从成都、四川盆地甚至全国大江南北赶到这里,并且这条东向通道是汉族人进入瓦切,阿坝的唯一通道。倘若我们在一方向抽象,青藏高原在整个中国版图的西部,那么汉族和其他族群进入藏区,无疑必须都要从东面过来。而我们将因文化和地理环境造就的地理单元与文化体系互为呼应,那么可以认为藏族宗教的传统的社会体系位于中原世俗相对现代化的社会体系之西,反之中原汉族的社会体系位于藏族社会体系之东,瓦切处于他们的交接地带。
此外,在以临夏为代表的西北地区,伊斯兰信徒的众多,他们所遵守的古兰经教义和穆斯林的道德规范,无论和藏区还是中原对比,都是不同的。西北地区的穆斯林族群,构建了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文化区域和社会体系。于是我们概括出一张结构图,来说明这三个社会体系的位置关系。不过要明确的是,这样一个结构并非绝对固定,他们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互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将瓦切这样的地方进行抽象,概括:瓦切是藏文化社会体系边缘的一个乡镇,不过它离汉族社会体系、伊斯兰社会体系的地理距离较近,与藏传佛教社会体系的核心区域较远。这样的视角下,瓦切所代表的区域,就是一个藏文化体系的边缘地带,同时也是其他文化体系的边缘。
我们从跨社会体系的视角出发,概括出了瓦切所隐含的边缘性特征,而这种边缘性特征无疑隐含了另外一层意思,边远地方是不同文化体系交流互动密集的地域之一,边缘性的特点使其他社会体系的族群相对容易进入,于是社会体系和文化价值的碰撞和包容,在这样的地区更为典型。在微观层面而言,就是社会体系下所涵盖的族群,在瓦切这样的边缘地区,进行频繁而深刻的互动,这种互动关系具象到具体事例,便是我们前面所述的各种事件和不同族群之间的相互认知。
(三)、结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和平衡
工业化全球扩散是各民族传统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在工业化进程中,传统文化遗存与观念都会遭到或多或少的冲击,这些冲击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有些是主动习得的,有些是被动适应的。在瓦切镇,本团队队员在走访过程中深刻感受到这一过程的巨大力量,虽然无形,但却无处不在;离开瓦切,我们陷入巨大的迷思:作为藏族为主体的传统游牧村落,作为一个多民族共居的制度性共同体,瓦切镇这一区域内的文化价值观念、物质资源分配是如何实现目前的和谐的呢?我们所见的不和谐面相又是如何被包容进这一冗杂的价值体系之内的呢?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显性和隐性两个角度来看。必须承认,现代性的后果在瓦切有着明显的体现,体现之一即为制度的建立与强化。制度是人类的发明,是遏制暴力的工具,但本质上亦是暴力的符号体现。在上文中本组谈到瓦切镇的政府由北部边缘迁往中心,其实伴随政府这一空间变化同时发生的还有农村信用体系、医疗体系、教育体系的完善,此外还包括瓦切村民兵组织的成立、镇与县之间关系的加强等。这些变化共同显示出,瓦切镇的制度性已有明显加强。
牧民定居工程可以被视为瓦切镇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高速时期。从2009年至2012年的三年里,大量的建筑工程上马,大量的汉族劳工来到瓦切,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带来的工业产品,一方面促进了人口流动。
我们很难评价工业产品的出现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过通过整齐排列在马路边的垃圾桶和公共厕所,已经残破的路灯,鲜有被使用的太阳能热水器,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个川西北的汉藏边缘小镇正在经历一场现代革命。当地人对工业产品缺乏“科学”的认识,而其经验中又缺乏对“科学”的体悟,所以这些显性的物质在实际上只起到了刺激的作用,在意识和价值体系层面,并未能和藏族传统价值观念有机融合。
人口流动性大是瓦切的一大特征。从其文化格局来看,这里的人口流动存在较为明显的文化张力。但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文化张力仅仅是过程的一个部分,不再是文化范畴内的过程本身。观念的变化、价值体系的调试表现出了比几十年前更强的包容性,而在长久的人口流动和伴随的文化实践中已然逐步实现了文化并接,这种并接正是在工业化的客观物质需求下同步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