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城镇化”? ——基于浙江富阳的城镇化调研(调研报告节选)

“人的城镇化”? ——基于浙江富阳的城镇化调研(调研报告节选)

团队成员:周思齐、张一心、徐一晨、赖文恺、薛孟维
指导老师:刘伟老师

1 研究背景
  “人的城镇化”,即“稳步推进城镇化,必须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维护农民权益、严格保护耕地的基础上进行。”本次调研的实际出发点,与其说是一次针对“人的城镇化”的展开的一种测量,不如说是一种以一种有别于政府本位的考察角度,进行的基于城镇化中实际个体的一个新的“人的城镇化”的视角的尝试。先从对于以往与城镇化中农民的个体认识相关的部分观点的梳理和关于满意度的调查梳理开始,结合本次在浙江富阳调研中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满意度进行分析,得出基于既往认识和本次观察的结论,以期获得一些新的对于城镇化进程中个体的感受和矛盾的认识。
1.1 既往研究中关于农民的认识的梳理
本部分关于既往研究中关于农民的个体认识的梳理,基于当前的土地制度和实际的城镇化建设,分为城郊农民和普通农民两个部分。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依照《宪法》第十条,是“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尽管同样是属于集体或者国家所有,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区别在于,后者享有宅基地和土地的使用权,前者没有。这就意味着,一旦城镇扩张,城镇周边的农民的土地,将会不可避免的失去原有的土地,失去务农机会,得到失地补偿。而其城镇化建设的特点主要是“遁入”原有的城镇之中,接受原有城镇的规划。而普通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则并不会如此迅速的被城镇扩张吞噬,其城镇化的特点也相对缓慢,在当前的城镇建设潮流之下,一般会有特殊的定位和规划。
1.1.1 城郊农民:弱势的失地农民与新兴的土地食利阶层
在当前的土地制度下,当下关于城郊农民的认识出现了相当有趣的分裂。在城镇化的进程之中,城郊农民将失去拥有使用权的土地和宅基地,获得部分的失地补偿,在中国,土地的补偿制度依照《土地管理法》第 47 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相对于国外土地市场开发,土地交易主要是农民和市场主体之间的直接博弈,中国的土地补偿和征用则存在国家作为中介。这样的情形之下,在一种认识中,城郊农民被认为是被不公平对待的受害者,国家获得了原有的应属于城郊农民的在土地用途转换中产生的巨额财富,城郊失地农民被塑造成为,失去务农的机会,,获得少的可怜的失地补偿,基本生活都难以得到保障的弱势群体。其个体感受也是极其悲愤和不满的。而另一种声音,则随着土地补偿价格的攀高,各地征地抗争的白热化而来。中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通过国家在土地改变用途进入市场流转的控制,一方面,将进入市场拍卖土地的高额差价作为城市扩张后政府主导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通过保证工业用地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低地价来保持工业发展的优势区位条件和城市建设的低代价,这种方式实现了全民共享土地利润的模式,而失地农民利用道德上的弱势来博取社会同情,从而在土地征用的过程中获得更高的补偿,而这种补偿实际上是属于城市发展中的全民共享的利益。这一类得到高补偿的城郊农民,在贺雪峰教授的著作之中,被成为“新兴的土地食利阶层”①,坐地要价的食利阶层享受着一夜暴富的巨大满足感,而其不平衡的来源则来自于过早签订协议的人对于深谙抗争策略的获利者的嫉妒,还有对村干部在征地过程中获利的各种猜测带来的不满。 然而,这两种针对于城郊农民的认识,都是从“经济人”的考虑来揣测其心理,认为生活在城市郊区的农民们的唯一目的就是争取物质补偿的最大化,只是两者对于其是否获得了应得的补偿存在差异。但实际上无论上城郊农民还是普通农民,也都具备“社会人”的性质,在经济上争取利益的同时,城镇化带来的其社会生活的变化也深深的影响着其心理变化。
1.1.2 普通农民:城镇建设中的角色转换
目前来说,在远离城郊的地方进行的小城镇建设,主要是收到特殊政策支持的,被审批为试点的村落展开的,通常以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为推进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产业发展的要求要求农民角色的转换,由一心一意务农,到要接受各种发展的新观点和新模式,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甚至也经历着不比城郊农民少的社会生活的变化。这种针对传统农村社会方式的冲击同样带来了农民心理的发展和变化,同样值得关注。
1.2 既往研究中关于农民调查满意度的研究梳理
归纳起来看,近年来,城镇化理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主要分布在两个方面:城镇化一般理论的研究与城镇化相关问题的研究。前者主要涵盖城镇化的概念特征、起源发展、速度质量、发展道路和机制规律等五个方面的内容。而关于城镇化的相关问题的研究,则主要包括城镇化分别与人口流动、非农化、现代化、经济全球化的互动关系、内在联系和规律。
总的来看,目前研究者与中国城镇化这一宏大的社会进程的互动和观察是很有限的。研究的层面过于宏观,大多是关于城镇化意义、城镇化实现道路、城镇化实现动力、城镇化实现对策等的宏大论述,缺少系统深入的理性观察和探讨。研究角度更多地来自于决策层的考量,研究的题目趋同于决策者关心的议题。大量的研究试图所做的工作无非是论证领导正确性。少数学者的构建的衡量城镇化的指标体系也可以窥见城镇化的研究现状。当前关于城镇化质量指标的涵盖范围基本一致,主要包括人口结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社会发展等四个方面的内容。这些指标体系存在一个共同缺憾,即忽略了城镇化化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当然,也有学者陆续注意到了城镇化过程中农民满意度问题。 韦吉飞、刘义兵、王建华(《城乡统筹下“村改社区”村民意愿、满意度及期望———基于成渝两市郊村民的微观调查分析》)于 2010 年 4—10 月对重庆市、成都市关于“村改社区”进行采访调研,主要涵盖对基层组织(村委会)工作的、人居环境建设、社会管理、公共服务、非政府组织(如各种经济组织)发展的评建。通过调研,他们认为在“村改社区”建设中,政府所提供的服务及配套支持体系等,与村民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在城乡统筹下,农村与城乡的一体化发展仍存在不少制度性障碍,需相关部门加快推进改革,下大力气清除,以适应新阶段城乡新格局变革的需要;曹伟(《城乡统筹发展下区域土地精明利用模式研究》)测量了城乡发展的现状差距及农民城乡统筹发展的意愿等问题,涵盖了农户对于现状满意状况:包括农户对当前生活(收入、住房、生活设施)、生产(种田、农业生产方式)、福利(教育、卫生、保险、养老)的满意程度,以及其城乡统筹意愿:涵盖城乡差距、农地整治(土地规模化经营、土地经营方式、土地政策)、村镇改造(统一居住、居住方式、土地补偿方式)、要素配置(土地流转、劳动力迁移)等方面的意愿情况。结论认为文化水平、人均年收入对农地整治意愿的影响是正向的,种田意愿对农地整治意愿的影响是逆向的;文化水平、家庭生活设施满意度、人均年收入对村镇改造意愿的影响也是正向的。 这两个调查首先有了关注农民意愿的首创性,其次得出的结论也非常值得探究和参考。而且,本次访谈中调研队伍在个案中得到的认识,也得到了两位学者调研结果的支持。
2 调研过程
2.1 调研地介绍
本次调研所选地为浙江省富阳市的新登镇、大源镇和城东村(县城郊)三个地点,其中重点调研新登镇的情况。新登,位于富阳市与桐庐县、临安市交界处,距杭州市区60公里、富阳市区25公里。
2005年底浙江开始试点“中心镇培育工程”,选择了包括调研地在内的141个镇,通过放权强镇方式使中心镇的经济实力和福射带动能力不断壮大之后,2007年4月,浙江省又出台了加快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的《意见》,扶持范围扩大到200个左右的中心镇,通过政府推动,政策扶持、体制创新、市场运作,力争使中心镇成为具有福射和带动能力的小城市,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意见》开宗明义地写道:“中心镇是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重要节点,是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载体,是就近转移农村人口的重要平台”。通过这份文件,财政、土地、行政执法、投资项目核准等10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给了141个中心强镇。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把加快推进城镇化作为统筹城乡发展,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的新的战略举措,并强调要努力形成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10月,浙江省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快中心镇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15年将全省200个中心镇培育成为经济繁荣、生态文明、功能完备、宜居宜业、集聚能力强、体制机制活、带动效应好、管理水平高的小城市。同时,为了支持包括调研地在内的21个极为重要的中心镇的发展,在整合利用财政资金的基础上,一次性安排中心镇培育资金10亿元、欠发达地区扶持资金10亿元(后来成为一个短期的支持省级中心镇的计划得以继续);在组织领导上,允许中心镇党政主要领导实行职级高配,例如:温州部分镇委书记可进其所在县(市)委常委,镇长明确为副县长级。同时,杭州市委市政府也发布了《关于推进市县联动壮大郊区经济加快五县(市)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要求以构筑网络化大都市为主抓手,扎实推进“以城带乡、以东带西”,大力推进“一化七经济”,着力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为构建城乡区域发展一体化格局打下坚实基础。文件要求,坚持以新型城市化为主导,做大做强杭州市区、县(市)城、中心镇,实现“强城带乡、强工补农”。确立经营农村理念,以村庄整治、农居优化、土地整理为切入点,在五县(市)积极探索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城镇社会保障、以农村宅基地和农民住房置换城镇产权住房、以集体资产所有权置换股份合作社股权“三个置换”,大力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居住向社区集中、农业向规模经营集中“三个集中”,努力实现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方式、优化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优化城乡区域统筹发展方式“三个优化”,推进城乡区域发展一体化。 其中,我们所调研的地点,城关村和秉贤村主导以集体资产所有权置换股份合作社股权,湘溪以农村宅基地和农民住房置换城镇产权住房,大源镇正在探索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城镇社会保障(Q:城镇化过程中,社会保障这些,医保啊,农保啊——A2:社会保障这样的,你村里征用了土地,征用了土地之后,按照土地多少给你,只有有耕地的给你社会保障,农用保险,不是说你都可以征用,都给你买保险。因为你们土地还是原样的啊,没有动。编号:  G20130730DY01)。以集体资产所有权置换股份合作社股权的秉贤村为例,本村股份合作社董事会讨论出一套章程来处理当前的股权分配问题:以81年分田到户开始,09年3月31号晚上12点为限,本村户口可以分到合作社股份,合作社股份分为两种人口股和农林股,人口股是此时间段只要在户口曾在本村的人都有,包括期间出生、迁入、迁出、嫁出、嫁进、死亡、服役等,农林股则按在此期间在本村年份分配。量化过程非常繁琐,主要是将本村资产量化,去除债务再进行分配。例如,如有服兵役或服刑,则减去其不在村中的年数分股;征收土地那年之后进入本村的居民,不入股份;征收土地之后分配工作的失地工人,不入股份;还有几户人家不愿交出土地,不签协议,不入股份;这些在几个城郊村都有实施。 近年来,随着政策的支持,新登镇的城镇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虽然当今的城镇化建设倡导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但实际推进过程中有许多事与愿违的地方。我们选取新登镇为重点调研地点,就是为了实地调研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的满意度,通过比较政策与实际效果反映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揭露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通过一些成功的案例汲取其中的经验与教训,以期站在“人”的角度,对新型城镇化的实施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2.2 调研基本情况介绍
本次调研一共进行了七天,分别在三个镇上开展,新登镇作为重点调研地点去到秉贤村、松溪村和湘溪村,三个村分别的特点是:秉贤村在镇周边,是镇上发展扩张以后于2008年左右通过拆村进社的方式完成了由村变社区的过程,原有住房仍被保留,新的农居点在审批过程中。本队采访了当地村干部即并社之后股份制公司的负责人、在股份制公司工作的村民和普通村民。松溪亦在新登镇周边,但是稍远,是通过建高层(公寓式楼房)的方式完成村民的住房改造,五期工程一共有两期入住,我们采访了村干部,并对搬入高层的和没有搬入高层的村民进行了采访和调查。以上两个村属于城郊地区。湘溪村则远离镇上,通过发展生态农业促进经济发展,我们采访了村干部和搬入住房改造区(亦是公寓式)的居民。其余,还去了在县城周边的城东村,但是这个地方早已成为县城的一部分,进行了是与拆村并社稍有不同的拆村进社,将原有村民分开分划到原先存在的几个社区,还去了经济情况稍差的大源镇 ,镇上城镇建设刚刚起步,但是与其他镇的规划并无区别。两地都分别与官员进行了访谈。调研过程中,针对官员都进行的是访谈,而采访普通村民时候则使用了问卷,结合访谈问题的形式,由于问卷的设计不够切合实际,调研开始时进行了三次修改,统一了问卷的形式。 本次调研共整理录音25人,发放和收到问卷30份,有效问卷24份,利用SPSS 19.0 进行了数据处理和分析。
3 调研结果
3.1 调研发现
我们将调查对象对新登城镇化发展的13个具体方面的满意度的评价加以赋值,1=非常满意,2=满意,3=一般,4=不满意,5=非常不满意。根据SPSS统计结果,调查对象对各个方面满意度的评价的平均值如下表所列,均值越大表示越满意,均值越大表示越不满意。根据以往研究结果和经验,我们对各个具体方面进行适当加权,最后求得总均值,这个值代表调查群体对新登城镇化的整体满意度与认同。
从调查问卷的数值的总体结果来看,调查群体对于新登镇整体的城镇化建设满意度是偏低的。而单项的测量标准之中,对于最低工资和就业机会满意的程度最低,数值最高(3.05)。其次是,个人和家庭的收入情况。而对于社会治安的满意度最高(1.6818),其次是本地文体设施娱乐建设(2.05)。
从整体上看,正如前文对于新登作为重点调研地的描述所示,新登镇作为小城镇建设的试点,其资金投入和政府的支持力度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极具优势的,而调研群体满意度偏低的事实却恰恰与官方的期待相去甚远。这一点与我们与官员采访和村民采访过程中获得的体验相似。以访谈过程中有关本村的医疗保障问题的讨论为例,在采访过程中,一位接受采访的村干部对于本村的医疗保障表达的相当自豪的情感。“这个福利政策提上去了老百姓他现在有一点毛病他就去看了。村里面可以报的,就是一个感冒他就去了,他也跑到那里去住院去了。再拿到这里(报销)。就是说现在这一块我们是放开了,就是说你有病你就去看,国家的政策也好了,大家队里面腰包里面都有钱了,你只要活得长就好了嘛”(编号:G20130725BX02),但是同是本村的村民却对医疗保障政策仍然有不满,“报(销)的很少的,很多病都是不能报销的” (编号:C20130725BX06)。 满意度期待与实际满意度的偏差,以及调查群体本身满意度偏低的事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
3.2 原因分析
我们承认,农民对于以上各项指标的满意度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有部分因素与现行城镇化政策本身并不相关,例如,农民个体经历的不同,不同代际农民的期望的差别,还有当地城乡差距的影响。但是,我们认为,农民对于城镇化满意度偏低这个事实,可以从我们的采访和了解中找出一些与城镇化政策本身密切相关的影响因子,而这些影响因子,恰恰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呈现的,有关于“人的城镇化”的一个描绘。 在政府积极干预市场的大背景之下,现行的城镇化,主要是政府主导的一个在规划地区投入和配置资源的过程,而如何投入和配置资源则是考验政府是否能够较好的处理好城镇化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并且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达成理想中的结果,而城镇化的理想结果应当是“被城镇化”的居民感到满意,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满意度中发现的问题,自然也应当与城镇化中资源配置的合理性联系起来。我们认为,基于调研观察,现行的城镇化政策并没有制定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资源配置的方案,无论是在资源自上而下分配和公平性上还是在不同领域分配的合理性上都存在问题,而这正是影响农民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3.2.1 资源配置的不公平
任何政策的设计和实施的考量,都应当置于整体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过程的大背景之下,因为任何政策的实施的实际运作过程和产出,都受到了当地的政治生态的影响。许多设计精良的政策,如果置于不同的政策环境之下,都会有不同的效果。当前,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就不得不考虑到中国现实政治过程的中政策实行的隐性的成本和规则,例如,决策中枢的指令到达目标群的偏差,各级地方政府的博弈规则等等。具体到城镇化资源分配的过程中,当前的城镇化的资源配置依旧是 依附当前的官僚体制进行分配,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的财权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因此为了地方政府的运作和生存,跑项目和拉投资成为地方创收的重要途径。而城镇化展开范围之广,投入之大,成为各级地方政府争相争取的“香饽饽”。如何能够争取到城镇化试点,取得城镇化试点的村镇又如何取得更多的项目资金,资金下到村镇中又应当如何分配,这些问题考验着各级行政领导的智慧和良知,也考验着具体村镇中居民(村民)的对于政策背后的博弈规则的理解和运用。
贺雪峰教授在其著作中毫不留情的批评了当前——也是正在我们调研地进行的——农村宅基地复垦的问题:他认为,当前中国的耕地数量对于中国粮食市场的供给来说,是足够的,但是,由于地方财政的短缺,也由于地方政府少数领导对于政绩的要求,地方需要更多的商业用地指标来创造更多的收入,城镇化,特别是对于农村的宅基地复垦和迁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不过是一个过渡的手段,是一个取得更多地方财政的方式。受到这样的观点影响,在调研中,我们也感受到了这样的一种疑问,既然我们不需要更多的耕地,那么复垦的好处,加快推进所谓“新型城镇化”的好处又是什么呢?特别是与失地的中老年农民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深深感受到了他们的无力和焦虑:。 Q:那您现在还想不想(种田)?A:什么想不想啊,没有地了啊现在,我们种了一世地啊。我倒是想种田,种菜,这么贵的菜啊。” (编号:C20130728SX01)“Q:您现在还愿意种地么?A:在家里没有事情做的呀,在单位里也没有人要,我们这么大年纪了,但是还是可以做一点事情的呀,如果有田就好了。” (编号:C20130727SX01)我们又应该回答的问题是,这种无力和焦虑,这种由失去土地,离开家宅带来的痛苦是否是必要而且必须的?我们的调研时间短暂,与村民接触的时间,以及实际调研时能够接触到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我们暂时无法从数据上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必须承认的是,这种痛苦,并没有计入城镇化的成本之内,也没有收到应有的重视。
3.2.2 资源配置不合理
在城镇化的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农民主体所主要受益的政府补偿集中在住房补偿上,即使是城郊居民,也主要是获得了一大笔的经济补偿或者几套商品房。但是,大批的补偿对于习惯节俭积累过日子的居民来说,不能说就是一件好事,采访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了这样的事情:Q2:条件有很大的变化吗?A:总的来说肯定变好的。当然差的也有。像我们勤劳的人,赚一点是一点。像有的年轻人赌博输掉了没房子住的也有的。Q:是的,我们也听说了。有的年轻人房子拆掉赔了100多万,都赌博输掉了。A:哎,有的。他们也住在小区里。(Q:他们的钱从哪里来?)总有的,赌博的这里借一点哪里借一点。(编号:C20130726SX03)在采访之前的耳闻得到了证实,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体验,但是我们却很容易理解这种现象的发生:对于很多村民来说,拆迁征地成为城镇居民带来的巨额补偿款无异于一夜暴富,由此产生的享受和消费的冲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笔款项与一夜暴富却有着本质差别,这是一笔买断了农民之前生计与住宅的钱财,从此之后,依靠务农生存的农民要重新寻找糊口的工作,也要重新寻找或者打造合适的住处,而即使是不依赖务农生存的由农村转城市户口的工人或者个体户,也要重新使用新的身份,特别是当这一身份已经不再包括田地作为后备资源。因此,这就使得村民们不在享有土地对于生计保障之后,需要更多的在生活保障上的帮助。而且,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得到了经济补偿,居民们并不感到融入了城市居民的生活,适应了城市居民的身份,也并不感到对当前的时候满意。特别典型的是对于生活的担忧无法化解,“Q:您觉得现在这边物价贵不贵,东西贵不贵啊
A:贵,贵死人了。Q:这边经济发展您觉得好不好,有没有前途?A:都是欠债的,有什么前途啊。Q:基本上有没有工作啊A:我们大学生都在家里面,都找不到工作。Q:家里收入满不满意呀?A:这么多人,这么点点钱,吃不饱的呀(笑)“(编号: C20130728SX01  )根据我们的采访,我们了解到,目前在农村城镇化的过程中,出于显而易见的市场化等原因,已经不再负责农民生计的安排,多数失去土地的农民选择了外出打工或者成为个体户进行经营;部分早期的城镇化村落,例如BX在84年左右大批土地被征用是,是有工作安排的,但是这些原有一些集体工厂的工作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被逐渐淘汰,农民依然没有得到满意的安置:“农民变居民是有一定的安置的,但是由于国有企业在当时有限Q3:那他们没有地了那怎么办呀?A:老百姓呀,征用掉了就是说你买个户口变居民呀,居民的话当时—-Q:居民他有什么补贴么,地都没有了当时A:变居民了当时是有工作的呀,工作的话都是效益很差,所以说我们这些农民变居民我们是吃亏的不得了的,城镇的村里面的老百姓都吃亏的。土地给政府拿去了,征用去了,大部分都没有工作,有工作的都是一些企业呀,我们这里一些××厂,进去了没有多少时间就下岗回家了。补了一点点钱也没多少钱,国家不会管你的”(编号:G20130725BX02)而且,如前所示,所填问卷对于工作机会的满意度最低。(均值最高,3.05)具体来说,中国是一个家庭氛围极其浓厚的社会,可以说,父母对于现有生活的满意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子女的发展机会,而青年就业的整体大环境并不乐观,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问题也在调研地得到了体现;也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少数曾经得到工作安排的少数中年人多数因为安排单位效益不好很快破产而对于就业非常不满,这一部分的就业情况也反映了中青年的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就业困难的处境。(他们当前的主要谋生手段是成为个体经营户,经营小本生意。)而且,又由于社会的更迭多变,对于生活保障的需求(特别体现在稳定的工作上面)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幸福感。
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城市居民生活令人羡慕的一点在于,更有保障更有尊严的生活。这一点,在前文梳理的曹伟的研究调查中也有体现。(被调查对象中有65.67%的人认为农村与城市之间最大的差距在于社会福利之间的差距,其次认为是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占到总样本数的20.90%。)虽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城市居民的这一优势被明显的削弱了,但是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却依然维系着这一优势,城市居民在教育、医疗、工作稳定度方面依然优于农村居民。根据采访中的体验和经历,要让新加入的城市居民更多的感受到城镇的优越性。
我们认为,要城镇化中的居民们享受到有保障有发展前景的生活,首先改变经济补偿的方式,一次性付清当然是国家财力的彰显,但是“一夜暴富”的幻象后患无穷,成立一个长远的按月提取的基金或者预留土地入股分红是更为稳妥的方式。(当然,首先要保证他们的住房的安置)这也是直言上书的李昌平在新书中提出的一个建议。否则,即使获得了更高的补偿款(当然,这也不一定是好事),政策的实际成效却依然是令人担忧的。其次,生计的保障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工作上,要支持村集体事业的发展为中老年农民提供就业机会,或者增加新的就业培训,在社会保障上,要增加更多的投入使新加入的居民与城市居民享受相同的社会保障待遇。
3•3结论
通过本次调研,我们认为,现行城镇化,存在着很明显的资源分配不公平和不合理的问题,这可能是中国目前公共资源分配现状的一个折射,也可能只是这个被广泛关注的热点领域中的一个小问题。但是无论是什么,农村城镇化目前所呈现出的景象,尽管千差万别,但仍旧存在一些普遍的问题,有些是依附与目前的体制所存在,有些是可以做出政策上的改进的。这是我们得出的最终结论。当然,调研的时间和深度确实大大限制了我们的认知,由于经验和精力的限制,我们在调研过程中也犯下了很多错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收获良多,也将继续关注正在进行中的农村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