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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换届，大变动”

2006年是地方党委换届的关键年。早在2006年3月，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就透露，地方党委从2006年开始换届，预计2006年下半年完成14个省，2007年上半年完成剩下的17个省份。

2006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张庆黎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拉开了2006年省委书记调整的大幕；2006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卫留成取代汪啸风任海南省省委书记，至此，2006年省委书记调整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据统计，2006年全国共有19个省市区调整了党委一把手，是历年来幅度和力度较大的一次。截至2006年底，已经有14个省区均已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省级党委领导班子。这意味着十六届六中全会后启动的省级党委大换届，已经完成了预定任务。

除以上14个省的选举换届之外，中央还对甘肃省、吉林省、四川省、海南省、上海市5个省市的书记进行了调整，为2007年的换届选举布局。据统计，2006年全国共19个省、市、自治区调整了省/市/区委书记，调整幅度为61.3％；从来源看，12人连任，省级之间调任1人，省内晋升5人，中央调任1人；从途径看，从副书记晋升为书记的有2人；从省长/市长晋升为书记的有6人，从部长调任书记的有3人（见表一）。

与此同时，各省省长的调整也有条不紊地进行。据悉，2006年全国共11个省调整了省长，比率为35.5％，其中省级之间调任2人，省内晋升7人，中央调任2人。从晋升途径看，从副书记/副省长晋升的有7人，从省会城市市委书记晋升的有3人；从团中央调任1人，从国务院调任1人（见表二）。至此，截至到2006年12月，全国地方党政一把手调整总人数为30人。

“318”红线，“456”梯次格局

从表中分析可见，调整的19个省委书记的平均年龄为58.9岁，调整的11个省长平均年龄为55岁，调整的30个党政一把手平均年龄为56.9岁，达到了领导年龄优化，进一步年轻化的要求。在这一轮调整中，最瞩目的要数最年轻的湖南省代省长周强，生于1960年4月的周强，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按照惯例，共青团第一书记多在45岁左右调职地方或部委进行锻炼。周强的前任李克强在43岁的时候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省长，宋德福则在47岁的时候转任人事部长。如果算上2006年上任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春华(1963年4月生)与新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孙政才（1963年9月生，目前中国最年轻的正部级干部），他们3人一起成为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正部级高官，成为干部年轻化的一个缩影。年轻、有为、实干，彰显个人风格和魅力，成为外界对新任省级领导的普遍评价。

这次调整的省级领导中，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逐渐成为中坚，达到16人，比例为53.3％。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有13人，占43.3％。

据报道，从十六届六中全会后启动的省级党委大换届，一批年轻、务实的中共高层官员正相继成为中国各省市及中央机关领导人，甚至部分1960年代出生的也开始崭露头角。同时，“318”的提名年龄红线和“456”的三级梯次格局，成为十七大前省级党委班子换届的一大特色。如不久前接任共青团第一书记的胡春华43岁，加上51岁的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及56岁的江苏省省委书记李源潮，显示中共年轻一代领导者已初步走向政治舞台。所谓“318”红线，即党政“一把手”提名年龄不能超过63岁；纪委书记的提名年龄不能超过61岁；其他党委常委的提名年龄不能超过58岁。根据中央的任职年限规定，省级党政“一把手”为65岁，纪委书记为63岁，其他常委为60岁。省级党委在领导班子配备上呈现出“456”的三级梯次格局：“即40岁出头（1960年代出生）、50岁开外（1950年代出生）、60岁左右（1940年代出生）”年龄梯次，形成老中青三代领导干部合理搭配的班子格局。

党政专家表示，省级领导年轻化表明，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较完整的官员任免机制。官员队伍稳定地新老交替，组织结构日趋优化。在省级领导年轻化、高知识化趋势的带动下，亲民务实、高效服务的理念得到进一步确立。

“社会管理型官员增加”

从学历看，这次调整的党政一把手全部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其中本科为12人，硕士学历13人，博士5人。其中辽宁省省委书记李克强具有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吉林省省委书记王珉为南京航空学院机械制造专业博士；江苏省省委书记李源潮拥有中央党校法学博士学位；于幼军是中山大学哲学博士；袁纯清既是湖南大学管理学博士，又获有北京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证书。

据统计，新一轮调整的省级领导中，理工科专业有11人，占36.7％，其中一人具有博士学位；经济学管理学专业有11人，2人具有博士学位；文科专业有8人，2人为博士，占26.6％，文科和经济管理类约占2/3，这表明与以前的高级干部多为理工科出身不同，越来越多的文科和经济管理类干部逐步走向省部级岗位，用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刘启云的话说是“社会管理型官员增加”，这与一段时间以来，理工学科背景的官员比重较大相比，似有不同。刘启云教授表示，工程师——经济学者——法学学者(后两者可被统称为社会管理型学者)的代际变化，隐含着治国方略的调整。

刘教授认为，在计划经济年代，为适应“直接”管理经济的需要，社会管理型学者相对被边缘化；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适应“间接”管理经济的需要，社会管理型学者可以更多运用法律和政策的杠杆进行调控。中国在2005年已实现人均GDP1000美元，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由社会管理型学者进行社会事务管理，在整体上可增加社会的平衡和稳定因素，因为协调与组织能力，正是他们的所长，他们可以运用前沿的管理理论和知识处理日益复杂的社会建设事务。

此外，这批干部大多具备开阔的国际视野，熟谙国际规则，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能更好地带领地方政府参与国际竞争。此间有分析家指出，中国的地方党政一把手调整“年轻化高学历成为趋势”，“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都在进行当中，整个省级干部的年龄层，已经从40年代中后期出生者，慢慢步入50年代前期跟中期的部分。同时，担任省长跟省委书记当中，新干部学历提高，至少具有大学学历，更多是研究生学历。”

东西流动

东中西部干部交流力度加大正成为一种常态。原广州市市委书记林树森被任命为贵州省代省长引人注目，但由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调任中西部，林树森不是第一个。2006年先后上任的山西省省长于幼军、江西省代省长吴新雄、甘肃省代省长徐守盛等，都曾长期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工作。其中，于幼军曾任深圳市市长，吴新雄曾任江苏无锡市市长，徐守盛曾任江苏省委常委。如果再回到2001年，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孟建柱被调往江西主政，担任中部欠发达地区江西省省委书记，2006年12月，孟又连任；此外，吉林省省委书记王珉，则是从苏州市市委书记调任而来，他2005年出任吉林省省长，2006转任书记。

据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的观察，这条明线背后是高层意图。“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中央头疼的问题。”在叶笃初看来，在干部尤其是省级党政一把手的任免上，实现地区间的流动互通，目的在于缩小地区间在观念和意识上的差距，进而缩小经济发展差距。从孟建柱、于幼军到林树森，一定程度上都在后任地区复制或移植发达地区的经验，他们本身就是地区间沟通的桥梁。发达地区官员执政后发达地区的例子密集地进入公众视野，“这本身也反映了干部任用中的制度要素正在成熟。”叶笃初分析，“程序和信息都比以往公开透明。”

可见，从沿海发达地区到中西部、东北等后发达省份任党政一把手，已成为近几年中央对地方人事调整的一个重要思路。东部沿海省市领导的内地化，有利于缩小地区间在观念和意识上的差距，进而缩小经济发展差距，这是中央统筹城乡、区域间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正在成为一种常态。东部的领导自然而然地带来了发达地区的发展思维。

与过去任免官员多是“或升或贬”不大一样的是，现在，更多是横向交流，在多路向的交流过程中，实现领导班子的结构优化。此外，通过干部的东西流动，平面交流，和谐调整，有利于解决“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问题，减少人事变动的摩擦力，清除腐败与提升执政能力问题。

“上下互动”渐成趋势

综观2006年省级一把手调整，我们可以发现，此次地方高官调整的又一大特点是，中央与地方干部交流的趋势进一步加大。2006年，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周强被选为湖南省代省长；10月时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的韩长赋空降吉林，任代省长；12月，农业部部长杜青林调任四川省省委书记。3位由中央空降地方执掌省级党政大权的官员给2006年的干部交流划上了圆满的一笔。如果联系此前的几次调动，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央地方之间的上下互动逐渐成为干部交流的明线。之前身为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汪洋于2005年12月转任重庆市市委书记，事实上，在中共“十六大”后，出现了中央与地方较大范围的“互调”。包括戴相龙、张学忠、王岐山等中央部委干部先后调为地方党政一把手；原辽宁省省长薄熙来等则上调进京；卫留成则由中海油总裁任上出任海南省代省长，继而在2006年转任海南省省委书记。“中央部委领导和地方高官互调，有利于干部优缺点的互补。毕竟部委高官只是主管某一领域，而地方一把手就要抓全盘工作，这种锻炼还是很必要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系教授毛寿龙如是说。可以预见，“东西交流，上下互动”将成为未来干部交流的一个主要方向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