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日期:2008-04-23
短短3个月内两赴日本,足可见李明博对东邻之重视。反过来,出席李就职典礼的外国政要中,数日本首相最为惹眼,他的庆贺使节团中,包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森喜朗和前外相麻生太郎等在内共计100多人;其余像韩国投资较多的如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和柬埔寨,固然也派出了一号实权人物,但明显系陪衬;而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只派了名义上的二号人物,美国由国务卿领衔,中国只派了国务委员,冷热亲疏由此可见一斑。
民间情感的升华
也许有两国体制上的相近和“韩流”等文化润滑剂的作用,日韩在历史、领土问题上的纠缠与摩擦,似乎不像中日间那样尖锐和难以控制,国民之间的人际交流也更加深入。
今年1月,在东京举行的北京奥运预选赛事“日韩手球对抗赛”上,韩国队技高一筹,日本男女两队均败北。但主场的日本观众为韩国选手的精湛技艺和精神所感动,一致为韩国队加油。比赛的实况在韩国转播时,虽然是“小球”比赛,却得到了像足球那样“大球”比赛一般的关注,男女赛收视率均超过了14%。电视画面上日本观众“费厄泼赖”的体育精神,受到了韩国民众的好评,被称为日韩共同举办世界杯足球赛以来“最高的瞬间”。
而在同一时期,在重庆奥体中心举办的中日男足对抗赛上,虽然日本拉拉队的周围配备了50名警员,可还是发生了日本队被“嘘”的遗憾情形。消息传到日本,其国内舆论把这两件事加以对比,甚至有资深足球教练坦言:“我知道中国足球为何强不了的秘密了。”
国民情感说起来抽象飘渺,但正是在一些不经意的场面(如国际体育赛事、特殊的刑事案件、冲击使馆事件)上自然流露出来和引致化学反应的。相对于那些大的外交纠纷乃至军事对峙,这些润物细无声的生活感受更可能改变一国民众对另一国的观感。这样的变化日积月累所形成的民意动能,是任何一个欲有外交建树的政府所不能忽视而须善加琢磨的。
这种发自日韩民间层面的交流,除了可淡化过去5年里两国官方间的不睦甚或过节外,还强化了两国的连带意识,乃至针对今年2月分别发生于冲绳和首尔的美军士兵对当地妇女施暴事件,两国几乎采取了完全相同的强硬步骤——拘捕嫌疑人,展开司法调查,并要求美方道歉。面对如此攻守同盟,美国岂敢怠慢?尤其对日本,除了驻日大使托马斯希弗和驻日美军总司令莱特的道歉应对外,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也急赴东京“灭火”,而国务卿赖斯在参加完李明博就职仪式后也亲往日本驰援。对华盛顿来说,如此高效、高规格的应对是破例的;而对日韩来说,用近似一个声音说话,将可给美国带来更大的触动。
日韩民间情感的升华,集中体现在两个人身上。日本方面是75岁的明仁天皇,他早在1980年代便有意造访韩国,2001年干脆承认了日本皇室中有朝鲜半岛的血统,以为“寻根之旅”做铺垫。可惜这番举动并未得到金大中、卢武铉两届左派政府的宽宥,明仁也从未有机会在战后踏足朝鲜半岛,2002年日韩合办世界杯期间也不例外。直到韩国去年底选出了一个出生在日本(大阪)的总统,明仁才觉着有了盼头。
李明博当选不久即称,将把日本作为其上任后首个要访问的国家,并称“个人不要求日本就殖民统治道歉”。
协力应对中国崛起
日韩选择在这个时期互送秋波,谋求结合,其实有大致相同的背景。
就韩国而言,前两届政权推行的对平壤“阳光政策”不仅未能换来朝核问题的解决,反而养痈遗患,成尾大不掉之势;而由于卢政府民粹主义政策“发酵”的结果,国内民生凋敝,与邻国的攻讦也不消停,国人对政治有很深的疲惫、厌倦感。相对应的,作为六方体制中最“孤独”的存在,日本需要伙伴,在绑架问题上,更需要倾听者和协力者;而由于小泉政府毒化中日关系,日本在亚洲处处受到掣肘,谋求入常等诉求胎死腹中,国民郁闷可想而知。这种共同的氛围使两国越走越近,不仅相互呵护,也有相互利用的必要。
如果说在国际政治层面,日韩都还受制于现有格局、难以互相奥援的话,那么在经贸层面,两国已到了“合则共赢,分则双输”的地步。这其中又有中国因素。
日韩两国,互为仅次于中、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对日本来说,虽然两国贸易在2001年后的5年间增长了68%,但苦于内需不振的韩国,首先瞄准的是中国(后者在2003年超过美国成为韩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日本在韩国经济中的存在感反而不如过去大,2007年韩国对日贸易逆差攀升到290亿美元就是明证。此外,韩国已与东盟和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FTA),李政权成立后,锐意推进对华FTA,这让日本感到有被周边自由贸易圈边缘化的危险。如何先于中国与韩国缔结更紧密经济关系,成为永田町的攻关课题。
而对韩国来说,虽然在贸易上愈发依赖中国,但对后者经济崛起的势头也感到恐惧。尤其是北京在六方体制内影响力举足轻重,首尔担心有一天朝鲜整个会被中国经济吸纳进去。而北方的廉价劳动力,其实是韩国经济重建必不可少的资源,深谙经营之道的李明博内心深处未尝没有在经济上先于北京吸纳平壤,打“阳光政策经济版”牌的算盘,因此对中国保持一定的警惕——唯其已在贸易上倚重,才不能过分依赖——所以,将目光转向了东京。
虽说有针对中国的意图,但日韩双方互为投手,各取所需,对两国及东亚的区域合作仍然有正面意义。尤其重开中断近4年的日韩EPA(经济合作协定)谈判,不仅会强化彼此的存在感,而且将加大整个区域人、财、物的流通,促进域内的良性循环。甚至有日本学者将其与构成欧洲和解基础的欧盟(EU)的雏形“欧洲煤钢共同体”相提并论,足见对其期望之殷。而日韩穿梭外交的恢复,则在六方体制之内,多了一条沟通管道,无论对美、日、韩,还是中、日、韩,或者这两个三角之间的协调,都不失为一个利好因素。
风险最小化的算计
韩国
访问日本则不同,首先可轻易恢复两国“一年举行两次高峰会”的协议;其次与韩美已达成FTA不同,韩日之间尚有重点经贸合作话题可以谈,特别是李明博锐意从海外招商引资的政策可与日方一拍即合;再次,李明博在竞选时向国民承诺的“梦幻的大开发”(即横断国土的大运河开发项目),也会引起日本商界的兴趣,对于处在“量的中国与质的日本”之间像三明治一样被中、日紧紧夹住的韩国来说,更是借此成为中日沟通桥梁的绝好机会。
日本如此重视李明博上任,除了双边关系上的水到渠成外,也与最近中日之间的一个偶发事件(“毒饺事件”)所引发的民众情绪大逆转有关。毒饺事件自1月底被媒体曝光以来,引起中日民间相互猜忌。受此影响,原本预定
中国骨子里原本就有以推进“中美日协调”来牵制“韩国对日美过度倾斜”的战略考量,韩国政府也了解这点,并时而防范,时而加以利用。此番因毒饺事件酿成的中日关系变数,对于“实利第一”的李明博保守政权来说,其实正凸显了韩国棋子的重要性,此刻推进日韩合作,利益不小,风险最低,且因所谓“未来志向”的属性,将来还可望增值,何乐不为?如此看来,日韩以经济合作为先导的关系修复,最终能发展到何种程度尚不可知,但对于以中日关系为首的东北亚国际关系来说,将铸成一个重要的筹码或平衡因子则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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