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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多月时间，两次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国家寄希望于通过提高价格促进粮食生产的意愿溢于言表。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也表示，“2008年可能是经济工作最困难的一年”，因为要“两防”：防止经济由增长过快转向过热，防止结构性物价上涨转向明显通货膨胀，并且今年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更高，环境更加复杂。2008年乃至今后5年，抑制通货膨胀都是政府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一年多来，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农产品价格的持续快速上涨给物价上涨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一些人甚至认为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因。此时，暂且不论农产品价格上涨是通货膨胀的原因还是表征，对于恩格尔系数还比较高、食品消费支出占CPI统计33%权重的中国而言，农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显然在客观上推高了CPI。既然要抑制通货膨胀、防止物价上涨过快，农产品价格包括粮食价格自然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之列。

　　但是一般人会有这样的疑问，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不又和抑制粮价上涨、防止通货膨胀相矛盾吗？面对上述疑问，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近日就进一步提高最低收购价政策答记者问时表示，粮食最低收购价不是市场的实际收购价，只有当市场粮价低于最低收购价时，最低收购价才会启动，正常情况下粮食收购价格仍由市场形成。市场粮价最终取决于供求关系，中国粮食连续4年丰收，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充裕，粮食供求关系总体上基本平衡。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有利于增加供给，进而有利于稳定市场粮价和价格总水平。

　　 最低收购价有没有吸引力

　　减缓粮食价格上涨速度，简单来说有两种办法。一个是增加市场供给，另外一个就是减少需求。粮食属于生活之必需，需求具有刚性，国内需求显然难以压制，因此政府可以调节的只有外部需求，也就是说抑制粮食的出口。减少出口的同时实际上也增加了国内供给。国家从2007年底取消粮食的出口退税，到2008年初进一步征收5%～25%不等的出口关税，就是着眼于需求方面的体现。那么国家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则是从供给入手来治理粮价过快上涨问题，政府通过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意图向农民发出今年种粮是有利可图的信号。

　　笔者理解，如果政府今年不在春耕备播前发出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的信号，基于比较效益的考虑，更多的农民就有可能选择外出务工，或者减少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增加其他经济作物比如棉花、油料作物的播种面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均会减少今年的粮食总供给。在粮食生产成本上升、总体供需偏紧的情况下，如果粮食出现减产，将有可能诱发粮价在下半年大幅上涨。从历次粮价波动来看，当年粮食的较大幅度减产往往是导火索，比如2003年底的粮价大幅上涨，其直接诱因就是当年粮食减产幅度较大。因此在春耕前提高最低收购价，相当于是未雨绸缪，夯实粮食增产的基础。实际上这也是对经济学“蛛网模型”的一种修正，“蛛网模型”中农产品价格年度间的大幅波动的关键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农民往往只会根据当前的价格安排来年的生产计划。现在政府在粮食还未生产出来就预先向农民做出价格承诺，对于促进农民扩大生产显然是有利的。因此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静态看是不利于抑制粮价上涨，但是如果用动态、比较的观点来看，其反而有利于抑制未来粮价过度上涨的风险。

　　政府通过提高最低收购价格来保障供给，从而抑制通胀的目标能否达到，关键还在于最低收购价有没有吸引力，能否真正起到稳定生产的作用。这也是短期内政府连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的考量之所在。因为如果最低收购价偏低，是难以起到应有的激励作用的。那么目前的最低收购价水平到底如何？

　　我们以稻谷的最低收购价为例。2008年每50公斤早籼稻、中晚籼稻、粳稻最低收购价分别提高到77元、79元、82元，每个品种均同比提高7元/百斤。我们知道，作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产物，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是从2004年开始实行的，取代了此前一直实行的粮食保护价政策。2004年早籼稻、中晚籼稻、粳稻最低收购价分别为70元、72元、75元，这样的价格水平一直维持到2007年，4年间没有任何变化。2004年初由于粮价大幅上涨，全年稻谷市场价格处于高位，明显高出当年制定的最低收购价，因此2004年的稻谷最低收购价并未真正启动。2005、2006年粮食价格出现回调，最低收购价政策相继启动。2005年按最低收购价收购稻谷1190万吨，2006年收购数量明显减少，为864万吨。沉寂两年后，2007年粮价再次出现快速上涨势头，粮价总体水平接近、一些品种甚至超过2004年水平，由于最低收购价没有及时调整，2007年稻谷最低收购价再次备而未用。

　　2008年的稻谷最低收购价在维持了4年之久的价格基础上，整体提高了约10%的幅度。然而即使如此，这样的价格在目前的情况下也难有吸引力。因为无论是去年的稻谷上市期的收购价格还是当前的价格，均要高出3月28日政府公布的稻谷最低收购价。由于农资价格上涨过速，目前尿素价格比同期上涨了70%，复合肥上涨了40%，农药上涨了50%，在当前价格下，不少农民已经觉得种粮收益严重下滑，种粮积极性受到打击。农地租金的变动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前两年进城务工农民的农地成为抢手货，租金一路看涨。而今年据笔者的调查，农民对土地的热情大为下降，农地租金也随之下降较大。全国人大代表、沈阳农业大学教授陈温福在今年两会期间接受访谈时也表示，“去年辽宁水稻主产区——盘锦三角洲地区新开发水田每亩租金为300元，但今年猛降到70元还无人问津。东北粮食主产区已出现‘谷贱伤农’苗头。”

　　 防止务工收入增长过快？

　　早稻播种面积的连年下降也能说明问题。近两年来虽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但早稻播种面积仍连续两年出现下滑。据新华社3月13日的报道，农业部对近期部分地区种粮意向调查显示，今年早稻面积仍呈下滑趋势。笔者早在去年10月份就预测早稻播种面积下滑将成为一种趋势，农业部的调查初步印证了这种判断。早稻播种面积的下滑根本原因在于粮食价格偏低，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相差太大，务工人数的持续增长造成农村劳动力紧缺。而双季稻（早稻和晚稻）由于季节紧、劳动力需求大，受到劳动力紧缺的冲击也最为明显，双改单（只种单季中晚稻，不种早稻）的趋势愈来愈明显。

　　政府显然也看到了种粮比较效益过低的现实，作为一种缩小比较效益差距的措施，今年提出要防止务工收入增长过快。这招致了一些社会人士的批评。批评者指出，中国GDP20多年来平均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农民工工资20年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这么多年来，农民进城务工已经够艰难的了，甚至需要总理出面讨要欠薪。近年由于“民工荒”的出现，农民工工资才相对有了较快的增长，但绝对水平仍然低下。压低农民工工资无论如何是没有道理的，并且也与城市化发展的大方向不符。笔者认为抛开道德批判不谈，农民工工资基本上是由市场决定的，政府的调控不一定能够奏效。近年农民工工资上涨主要是劳动力紧缺导致的必然结果，而非工厂老板良心发现，主动提高工资。因此既然务工收入长期增长的趋势不可避免，那么为了缩小务工与务工收入之间的差距，政府还得从更快地提高务农收入着手。如果不能更大幅度地提高最低收购价（袁隆平曾提出稻谷收购价100元/百斤都不算贵，但是若国家最低收购价更大幅度地提高的话，又会在客观上推高粮价，与抑制通胀相悖），提高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应是一个办法。3月27日召开的全国农业和粮食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家决定在今年预算安排“三农”投入5625亿元、比上年增加1307亿元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再增加252.5亿元投入，主要直接补贴给农民，采取10项重要措施，支持农业和粮食生产。但是这些补贴措施分摊到8亿多农民身上，激励效果仍然有限。

　　因此，笔者认为此次政府在春耕备播前进一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虽然有其正面积极意义（前几年的最低收购价的具体水平都是在粮食生产已经进行之后出台，个别年份甚至在粮食接近收获期才确定），但是其绝对价格仍然偏低，在农资价格大幅上涨、种粮比较效益仍然低下的情况下，难以起到对种粮农民实质性的激励意义。今年的粮食增产仍然面临较为严峻的考验。如果今年新增的粮食供给下滑（实际上中国粮食生产已经经历了历史罕见的连续4年增产，进一步增产的难度愈来愈大），在整体物价上涨形势难以得到根本性扭转的情况下，下半年粮价快速上涨局面将难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