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及其未来—萨米尔·阿明、汪晖、温铁军、亚历山大·布格林之间的一场对话

编者按: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西方金融危机引发种种问题,中国和世界的精英都在思考,到底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才是好的,中国应该寻找什么样的道路。

  近二十年来,关于如何认识中国当前社会状况,如何分析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特点及其面临的挑战,国际和国内学术思想界有持续的研讨和辩论。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国改革的持续推进,这些讨论也在发生变化和拓展。

  此前,萨米尔·阿明、汪晖、温铁军、刘健芝、戴锦华等学者的论述、合作与对话,构成了相关讨论的重要部分。今年10月中旬,由刘健芝、戴锦华组织和主持,阿明、汪晖、温铁军与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亚历山大·布格林教授,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新的讨论。我们特意把讨论内容编发出来,以飨读者。在讨论中,四位学者先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然后进行了一些更深入地探讨。

  当然,这一场讨论并不代表本刊立场,我们只希望能把尽可能多的严肃讨论呈现给读者。我们也欢迎持不同观点者联系我们,为读者提供更多的视角和更广阔的视野。本期刊发的是下篇。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6-01-06

  中国是一个处于漫长过渡期的国家

   温铁军:我不是政治领域的专家,只研究经济问题。我将为你们提供例子,由你们来作分析。

  当我们讨论这一轮经济危机时,大部分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德国等都陷入了危机。人们把中国作为例子,说中国仍然保持着7%的经济增速,看起来这是全球唯一一个还保持着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国家。

  而今天中国同样面临着诸多内外挑战。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危机的挑战,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是跟随其他发达国家做同样的事情,还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它采取了不同的路径?中国确实做了一些与发达国家不同的事情。

  中国有着类似其他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剩的问题。1998年,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出口需求减少,生产过剩的问题成为中国当时的主要挑战。

  中国如何处置过剩的工业产能?如果中国追随发达国家的脚步,那么这会成为大麻烦。当你讨论方向问题时,要意识到我们有巨大的工业产能需要转移,转移到哪儿?

  当欧洲面临同样的困境时,二战爆发了。而中国首先采用区域再平衡的策略来转移产能。向经济不发达地区投资的总量达到1.2万亿元,将其用于西部大开发。

  中国采取的第二个策略是把另外1.2万亿元投向农村建设,使99%的农村都能通水通电通路,用上电话甚至互联网。如果说中国只是一个市场社会,那么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能获得回报吗?不可能。

  如果做一个比较研究,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国家能像中国对农村进行如此大规模投资。中国农民受益于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有一半的投资投向了当地医院和学校,为当地农民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有9亿农民,98%的农业人口能够被这一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这在其他任何国家,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都不可能做到。

  这一农村医疗体系是建立在村集体的基础上的。国家付80%,村集体只付20%,这样就几乎覆盖了整个农村人口。而今天,连城市的社会保障体制也试图向农村学习如何覆盖全部的城市人口。

  第二点同样重要,中国可以改变经济规则。当你遭遇危机,甚至欧洲也依然遵守着现有的经济规则,但中国试着改变它。2013年美国结束量化宽松政策,几乎所有“金砖国家”都陷入了危机,只有中国逃脱了。因为我们依然保留着金融主权。

  美国可以通过印钞票来增加货币泡沫,而中国政府做了类似的事情。对此我不打算评论,但这就是你用自己的泡沫来对抗别人的泡沫。这是世界上唯一能做到这件事的国家。

  阿明:我不仅同意你,我也从你那里学到很多,在我的文章里也用了很多你所提供的数据资料。在我看来,中国是一个处于漫长过渡期的国家,有着多种可能性。

  对于中国的未来,有些人设想中国可以维持经济发展,但同时朝向一种更为平等的模式,不是GDP,而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他们设想,人类将进入一个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世界的中心将从大西洋转向东亚,而中国则将是新的世界强国。

  这恐怕也是一些普通中国人的愿望。我们有漫长的历史,我们曾经长时间居于领先位置,为什么我们不能重温旧梦呢?

  但在我看来,如果中国想通过资本主义方式发展而达至成功,那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与我们喜不喜欢这条道路没关系。在我看来,它之所以是不可能的,是因为全球体系既存的资本统治力量将不允许中国走向领导位置。

  

  市场不是猫,而是老虎,必须非常小心

  亚历山大·布格林:我同意萨米尔所说的。但我想强调的是,如果中国丧失了它的某些社会主义要素,它很可能面临增长率下降甚至是危机。这就是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

  中国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不寻常结合。中国确实保留了一些社会主义的要素,但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中国现在是我们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榜样。这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尤其是对不发达国家来说。

  思考在这个过程中保留了哪些性质的社会关系,我认为这很重要。

  在经济领域,除了市场,还有国家的介入,强有力的工业政策,对高新技术的支持,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税收政策,等等。有些国家也还存在这样的模式,比如在斯堪的纳维亚。

  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对基础设施、高新技术、教育、医疗的社会投资。这是相当大的成就。如果这一路径被放弃了,你们的经济发展会遭遇挫折。这是某些领域国有资产的作用。

  问题在于国有资产常常不止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好处,也给官僚和大资本带来好处。我认为在许多方面,中国的国有资产仍然服务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的共同利益。

  人们拥有的真正的社会资产(是否属于国家无关紧要,它可以属于农业集体、市政、NGO、或者互联网、文化、教育中的每个人每样事物)越多,社会主义的要素越多。衡量的尺度是资产的社会性本质,而不是它的形式。

  有时候,发展的过程需要经历曲折,要使用一些非社会主义的手段。当列宁提到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他说是的,这并非我们的理想。我们需要学会如何建立市场,需要使用它,但市场是危险的。

  市场不是猫,而是老虎,市场不是中性的工具,而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体系,所以必须非常小心。可以认为中国经济的建设不能离开资本,如果能够掌控工具,把老虎关在笼子里,那没问题。但如果老虎跑出笼子,就是另一种情形了。

  资本本身可以成为统治性的力量,背叛和破坏某些维持增长的要素。私有资本的目的不是中国的发展,而是更彻底的跨国合作和市场开放。

   阿明:可以区分两种发展模式。

  第一种,中国保持年平均增长率,但与此相伴的是不平等的区分。少数人享用快得多的收入增长,而多数人得到慢一些的增长,但仍然是正增长。

  这种并非平民化、却减少了贫困的模式,我并不接受,但似乎对许多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不平等增长模式,因为没有人失去什么。

  第二种模式,增长的大部分好处被少数人占有,而多数人面临增长停滞甚至负增长,这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等自1975年以来的模式。这也一直是不发达国家的模式,自19世纪以来就是如此。这是一种没有正当性,不可接受的模式,也是不发达国家始终动荡的原因。

  汪晖: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就针对那些地方的国家行为而言,我认为有两个进程在同时发生。

  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对贫困地区的巨额投资。虽然存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其中积极的方面是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例如为贫困农民建设基本住宅,在南疆,80%的农民搬进了由政府出资建设的新房。

  另一方面也是社会主义遗产,即沿海发达地区对边疆的对口支援建设。沿海城市发展模式移植到新疆,虽然面临着一些问题,但许多贫困农民仍然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还有,很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有了“十三五”规划,这种五年计划模式在市场化改革中依然被延续下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一体制将会继续。没有这一体制的保证,你很难想象中央政府仍能保留针对老少边穷地区的实质性政策。

  (本文由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袁先欣、林彦翻译整理,未经发言者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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