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沧桑是洒脱—老“港漂”口述史之三:石济民教授访谈

编者按:香港是一片特殊的土地,内地动荡的期间,有很多大陆知识分子离乡别井,来到这里重头打拼,这些奋斗史本身就构成了一部另类的中国现代史。从这期起,我们陆续刊发蔡玄晖博士的一系列访谈文章,用来自北大、清华、复旦等著名学府的老“港漂”口述历史,看他们眼中的峥嵘岁月。

作者:蔡玄晖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师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6-03-03

  对于死亡,大部分人都是带着恐惧的,所以古人炼丹求长生不老,今人养生求长命百岁。可是,石济民教授和他的朋友岑先生,两位八旬老人,说起这事,却相视一笑。岑先生说他该做的事都做得差不多了,随时可以离开;石教授说我现在最主要的是收藏品捐赠慈善基金这事了,希望能再多活3年,把框架弄起来。我接上话说他们二老鹤发童颜,日子还长着呢。老人却轻描淡写地说死亡很正常,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走。老人的淡定洒脱,反倒显得我的恭维庸俗市侩。

  石教授年近八旬,状似六旬。他衬衫毛衣,典型的学院派打扮,温文尔雅。如果不是后来听他描述过往,断不会想到眼前之人竟然经历过那么多苦难。石教授家境富裕,父亲是民国时期银行高管。1946年举家定居香港,本是可以躲过后来的种种运动,无奈年轻人总是理想先行,满腔热血。16岁离家北上追寻理想,3年后却被打成“右派”,受尽批斗,右耳失聪,饥病交加。

  然而,我听他描述如何抓青蛙如何捕蛇,如何偷偷将古钱币和金银币逐个逐个丢弃,如何躺在手术台上看着自己的肠子被捧出来又被塞回去。本是苦涩的经历,却仿佛在讲故事般,荒诞之处两人不由得哈哈大笑。

  

  受访地点:香港九龙又一城

  受访时间:2016年1月15日

  

  “共产党解放全中国,我们兴高采烈”

  蔡玄晖:石教授你好,很荣幸采访到你。先请你谈谈你的身世吧。

  石济民:我1937年11月出生于上海,祖籍苏州,母亲是福建惠安人。淞沪会战爆发后,我们住在法租界。当时很多难民涌入租界,传染病流行。我得过伤寒、天花等等,一直到4岁才会走路。我父亲是交通银行高管,政治嗅觉比较灵敏。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夕,父亲果断举家迁移,经香港辗转往韶关定居。两广地区的很多县城的交通银行都是我父亲一手开办的,他是切切实实的开荒牛。1945年初韶关也沦陷了,我们被迫又撤退到粤东。1945年8月抗战胜利,普天同庆,我们也大放鞭炮庆祝。我们一家都很爱国,淞沪会战期间,父亲亲自运送衣服粮食支援四行仓库里的八百壮士,家里的钱也大部分购买救国公债。这些公债后来都变成废纸了。

  蔡玄晖:战争结束后,您们回上海了吗?

  石济民:没有。我们回到广州。可是很快内战又即将爆发。我们恨日本人,也讨厌国民党的贪污腐败。1945年底父亲要求调到香港工作。我的哥哥姐姐不愿意跟随,认为香港教育不够好,他们留在大陆继续升学。共产党解放全中国,我们兴高采烈,一心希望国家从此安定富强。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哥哥正在岭南大学物理系读一年级,第一批报名参加志愿军,受训成为飞行员。因为成分不好,没有资格上前线,只是充当教官。我年纪还小,只能跟着父母,在香港培正中学接受教育。我非常仰慕哥哥,1953年我快16岁,读高二,梦想着也同哥哥一样,成为一名爱国军人。我不敢让父母知道,自己又没钱,怎么办?我收藏有很多邮票,一半是因为我父亲在银行工作,我得以收集到各国邮票,一半是别人听说我集邮而送我邮票。我偷偷将这些邮票变卖了作为傍身钱,只身前往广州。上了火车后,我才托人告诉父母。可是到了广州第二天,停战协定就签订了。

  

  “3年吃了3000多条蛇”

  蔡玄晖:这一段经历很戏剧化的。

  石济民:是的,我的经历有一点戏剧化。我不愿回香港去面对父母,所以留在广州读书。当时去广州准备插班入读高三的港澳生有40多人,高三的名额却只有一个。我幸运地获得了这唯一的一个学位。1954年我考入中山大学数学系。1957年政府号召知识分子大鸣大放,我当时是学生会干部,受到中南局书记陶铸的接见和鼓励,对很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反右运动一来,我的言论被上纲上线后就完全符合当时判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理所当然被打成右派分子,处分是留校察看。同学们都不敢跟我说话。1958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江西大学教书。

  蔡玄晖:在江西吃了不少苦吧?

  石济民:我很多事情都是名列前茅,读书考试、被扣帽子、挨批斗都是。连摘帽子也是第一批。我的右耳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坏了,失去听力。1969年末被押送下乡插队劳动,农民负责监督,不许他们跟我有经济上的接触,连向农民购买蔬菜都不可以。没有菜下饭,怎么办?抓青蛙吃!青蛙吃完了,吃蛇。3年中我至少吃了3000多条蛇。有时候抓不到蛇,就吃田螺吃乌龟。还吃被毒药毒死的野兽。下农村带的《农村医生手册》给了我很多参考。

  蔡玄晖:简直就是荒野求生嘛!

  石济民:荒野求生,哈哈哈。生病时也很惨。有一次我阑尾穿孔,做手术时麻醉药没起作用,我就眼睁睁地看着医生把我的肚子切开,把肠子拿出来,护士拿纱布清洗肠子上面的脓血。后来手术也没做好,伤口感染,幸亏我姐姐和姐夫都是医生,把我接到福建去医治了一个多月。现在我肚子上还有很大一块疤痕呢。其实农民工人都很好,很朴实。最可怕的是知识分子斗知识分子。当时连唱歌都不敢唱呀,压抑得很,只可以看红书。

  

  “那时最大的感受就是穷,但自由”

  蔡玄晖:可是现在完全看不出你曾经历过这么多苦难。你现在看起来就好像只有60岁左右。

  石济民:能回来香港生活就很不容易了,开始的几年还经常做噩梦呢。我太太是越南归侨,结婚之后基本就是两地分居。她在广西,我在江西。1973年她以归国华侨身份先到香港。1974年我也申请出来,可是不敢以夫妻团聚为名。我母亲在香港,身体不好,我是以照顾母亲的名义递交申请的。我上大学时父亲去世,连最后一眼都没见上,这是我人生最遗憾的事情之一。我父亲虽然是银行高管,但他很廉洁,他过世后我们家就失去经济支柱,非常穷困。所以我刚到香港时也只能租一个楼梯底下的很小的房间。那时最大的感受就是穷,但自由。

  蔡玄晖:在香港生活也不容易,都是怎么过来的?

  石济民:在香港找工作还算顺利,我在香港读的中学嘛。先是在商业机构当会计,1975年我负笈英伦求学,获硕士学位。1976年底开始在理工学院教书。数学专业英语我是没问题的,生活英语就差一些。当时香港理工学院还不重视研究,同事大多是刚从外国回来的年轻人,忙于谈恋爱结婚成家,精力有限,比较少做研究。我们这些大陆出来的年纪比较大,已经成家,一进理工,有空就埋头读书做科研发表论文。有些同事还曾经笑话我们“做研究有什么用”。1980年代理工升格为大学,我因为有成果顺利转入大学体系,逐步升为副教授,一直做到1998年才退休。退休后我又在城市大学兼职教书。学生一年比一年难教,我坚持了10年才彻底停止教学。

  

  “不愿去国外做二等公民”

  蔡玄晖:你在大陆吃了那么多苦,香港回归前,有没有想过移民?

  石济民:那时候香港有很多人移民。我是没想过,虽然我的弟弟妹妹都在外国。我不愿去国外做二等公民,而且年纪也大了,所以选择留在香港。我们这一代从小受的是国耻教育,不愿做亡国奴,日夜盼望祖国强大。国家收回香港,虽然有点儿担忧,但更多的是自豪。总体说还是很理想主义的一代,相信祖国会变好。1979年前后我参加了中山大学海外校友联谊会,改革开放后,就跟随校友回母校参加校庆。那之后就一直有参加校友会的事情。

  蔡玄晖:退休后你也没闲着呀,还是男中音独唱演员。

  石济民:1996年后按规定我就不能再招研究生了,时间一下子多出很多。我就跟朋友跑去参加合唱团学唱歌,慢慢地就尝试独唱。可是在合唱团里独唱机会很少,不解劲儿。2002年我联合一些唱歌发烧友成立以独唱为主的“友谊音乐沙龙”,2010年改名为“香港声乐艺术沙龙”,经常请香港最好的声乐老师来给我们上课。我们的龙友多是年轻的音乐发烧友,有些还通过了专业考试。每年我们在香港大会堂举办一次周年音乐会,还会举办几次小型的音乐会。我们也会到附近的广州深圳珠海中山等地交流。今年的周年音乐会我也报名了,不知道能不能选上。我选唱的是一首意大利歌剧选曲,正在努力练习。

  蔡玄晖:校友会、唱歌,也够忙的了。你还在筹备成立一个收藏品捐赠基金,对吗?

  石济民:今年我将卸任校友会会长一职,专心做另一件事――收藏品捐赠慈善基金。一般来说,许多人都有一些心爱的收藏品。人老了,去世后,藏品往往被家人草率处理,枉费一生心血;同时又有很多收藏家四处淘宝,被迫以虚高价格收集心头所好;再同时,又有很多人需要帮助,包括遇到天灾人祸,缺医少药,老无所依,幼年失学等等。所以我希望能够组织一个慈善机构,将这三者的利益结合起来,帮助人们把收藏品变卖,所得的金钱捐赠给慈善机构。我自己也曾经附庸风雅地收藏了一些东西,也希望自己死后,东西能够回馈社会。可是现在的拍卖机构,鱼龙混杂。未来的日子,我会专心致志促成收藏品捐赠慈善基金的成立,也希望拍卖界可以端正不正之风。

  蔡玄晖:最后,你对年轻人有什么寄望?

  石济民:我教了近50年的书,接触了很多年轻人,尤其是最后几年,重新接触内地的年轻人。他们都非常优秀,一般班里的前五名多半会被内地学生囊括。可是,另一方面,他们有个别人会让我联想到钱理群先生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对年轻人有3点忠告吧:一,做人要有理想,要为人类、同胞谋福利,积极弘扬中华文化;二,做人要有底线,要坚持不做亏心事,多做好事,虽然好事难为,也要坚持;三,做事做学问先要有兴趣,后要有恒心。

  

  

  

  受访者简介:

  石济民,现为中山大学海外校友联谊会会长,1937年生于上海法租界,父亲是银行家。1954年考入中山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到江西大学教书。1974年离开大陆定居香港。1975年赴英国留学,获取硕士学位,回港任教于理工学院数学系。1998年起自香港理工大学退休。

  

  

  

  受访者简介:

  林德汉,医生,1931年生于广东揭阳乔林乡一小康家庭,家风甚严。父母远在印尼谋生,林德汉14岁起就担负起理家重担。1951年,林德汉考入位处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1979年携带家人离开大陆前往香港定居。因为学历不获承认,所以先开中医诊所行医,1987年考取非英联邦医生执照,才正式挂牌西医。至今仍每日到诊所上班,诊治病人4万多人,深获香港医学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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