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民哲”

“民科”、“民哲”往往容易把自己的“研究”,当成一种“宗教化”的东西来做。他们自称所发现、创造的理论,在表述时很少看到科学和哲学所讲究的那种理性,更像是一种信仰体系。而他们,在心理上“入戏”太深,很难走出来。

作者:本刊记者 石勇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6-03-15

  前段时间,因为美国科学家宣布探测到引力波的存在,“引力波”这个词火了,并且带动了一位“民科”(“民间科学家”)郭英森的火。他在5年前参加职场招聘类节目《非你莫属》引用“引力波”相关“理论”却被讽刺的情节,重新被人翻了出来,并号称“大家欠他一个道歉”,要尊重他的“梦想”。

  中国社会其实存在很多“民科”。这个庞杂的群体,可能更容易出天才或人民群众所说的“神经病”。但这个词还是暗含了贬义。在“科学研究”早已体制化、需要具备较高文凭作为科学体制“资格证”,并且需要复杂的技术设备的今天,“民科”似乎更多地代表一种“臆想”。另外,他们社会价值排序很低,也影响到了人们对他们“不配”研究科学这么高档的东西的看法。

  关于“民科”,媒体同行已经有了一些报道。我不打算在这里重复,而是想记录一下跟“民科”有很多共同特点的群体—民哲,传说中的“民间哲学家”。我认识几个这样的人,并且跟他们有过深入的交流。

  “民科”和“民哲”不仅在思维、心理上高度相似,就像是同一个心理物种,而且甚至可以相互转化,成为相同的社会物种。

  

  形形色色的“民哲”

  让我们先把目光拉回到18年前。1998年秋,我出现在一辆奔驰在湘黔线的火车上,很经典的绿皮火车。

  车上并不挤。在我的斜对面坐着几个讲重庆口音的人,有男人,也有女人。

  “你是研究哲学的噻……”在“哲学”二字的刺激下,我注意到了坐在我对面的人。说这句话的是一个约30岁左右年纪的妇女,从穿着打扮上看,可以判断是打工的农民工。她的脸上带着诡异的微笑,说不清是恭维还是讽刺。

  与她对谈的是一个年纪可能在26岁至30岁之间的男人,戴着一副眼镜。眼镜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外在形象包装,一种象征符号,往往会给人造成一些迷惑。其中,老百姓最容易产生的错觉是:以为凡戴眼镜者必是“有文化的人”,这样的人不可能是“农民工”。

  但经过仔细观察,我倾向于认为他确实是农民工。让我坚信我的判断没有错的是这一点:他的手非常粗糙,这是一双干粗活的手。

  我还特别注意到那个女人说了“哲学”二字后,他所涌现出来的表情。那是一种有如婴儿般陶醉的表情。它出现在一个成年人,特别是还有点沧桑之感的成年人脸上,显得并不自然。

  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一点点“哲学”了,但还是个“小白”,所以很想听听他哲学似的高谈阔论。但结果让我失望。我没有听到他就“哲学”说些什么,也没有听那个妇女就这个话题谈下去,他们转而聊到了一些当时我不感兴趣的打工琐事上。也许当我听到这句话时,这已是他们这个话题的终曲。当然更有可能,这句话只是他们整个聊天话题不经意的插曲。

  这次火车经历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过去,我一直感觉到“哲学”只是学院派人玩的东西,而没有想到它对于一个灰头土脸的人来说是如此的重要。

  但直到2002年,我在跟很多在学院和“民间”的朋友讨论“哲学”时,才意识到,我可能遇到了传说中的“民哲”。而也是在这一年,我在网上发现了很多“民间哲学家”。

  又十几年过去了,他们还在做“民哲”,他们的“研究成果”同样无法出版,同样对这个社会毫无影响;他们的命运同样没有什么改变;他们同样自认为比苏格拉底、休谟、老子、康德还牛,研究创造出了什么伟大的理论,可以完美地一举解决困扰人类多少年的问题。而除了他们,还有新的“民哲”不断地出现。

  这些“民哲”的身份可谓形形色色,有国企工人,有中小学教师,有自由职业者,有农民,有农民工,有公务员,有医生……从阶层上,基本上都是社会中下层甚至底层。

  他们是一种独特的存在。

  

  那一片哲学思考的沃土

  从人类的历史来讲,在一开始,大家其实都是“民科”。轴心时代的东西方最典型的是如此。即使是18世纪的拉瓦锡、19世纪的爱迪生、20世纪的莱特兄弟,也只是“民科”。

  但至少在二战后,现代科学就不是某个人冥思苦想,运用简陋的仪器设备进行单打独斗所能胜任的了,毕竟已不是在简单地鼓捣坛坛罐罐。这个在科学的萌发期所发生的现象遭到了现代性的终结。而现代性的加速导致了科学的体制化,它变成了一帮通过学术体制训练的人所从事的“专业”。

  “专业”的一个意思,就是暗示“外行”似乎并不具备从事这一研究探索的身份和能力上的“资格”。

  于是,没有在科学体制内而又自称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因为整体上社会价值排序低和知识水平低的原因,就很有可能被视为“民科”。科学体制内有身份地位的人当然对他们不屑,而人民群众也很可能认为他们“脑子进水了”。

  哲学呢?

  和科学一样,它同样代表了人类的一种理性,对世界和自身的好奇,因此从一开始,所有的哲学家其实都是“民哲”,苏格拉底是,柏拉图是,孔子也是,老子更是。即使是到了近代,学术体制已经成熟了,像笛卡尔、休谟等大哲学家,在身份上其实都还是“民哲”。休谟绞尽脑汁也没有弄到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职位,而得到了这个职位的那位,如果不是因为休谟,我们在历史上根本不会知道他的名字。

  和科学不一样,在今天做一个“民哲”,好像更自然和合理一些。因为,哲学本来就是人类的一种“爱智慧”活动,哲学就是生活,任何一个人都是可以干的,无论是在身份还是能力上,都不意味着一定要去学术体制才可以干、才有能力干。相反,学术体制的那一套“哲学”,很可能还远离了生活,变成了跟生活没太大关系的“学术”的知识生产,而那些“学术”只是“行内人”自己玩,跟人民群众无关。另外,要“研究”哲学是一件极简单的事情,不需要仪器设备,不需要去接受这个那个的知识训练,一个人凭自己的大脑就可以干了,就看这个大脑是不是有天赋,如果没有天赋,即使在学术体制里,也弄不出什么有创造性的东西。

  这就为“民哲”的存在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和沃土,至少“民哲”们会这样为自己的存在辩护。

  

  “民哲”为何是“民哲”

  但和“民科”一样,“民哲”这个词也暗含了贬义。他们的遭遇是一样的。

  原因之一,同样是社会价值排序很低,同样是没有进入学术体制。这个社会很势利,这一点我们都清楚。这个原因,坦白说不是“民科”、“民哲”的过错。

  但第二个原因,就跟他们的思维、知识水平有关了。这个原因就是:他们并不遵循或接受基本的学术规范。

  其实,“民哲”的对立面,并不是“学院派”,并不是身份上的对立,而是“学术规范”。“民哲”最被人诟病的地方,就是不按学术规范出牌,所以很多学院中人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双方根本就无法对话,导致了学院派中有本事的人,甚至也不屑于去听他们在说什么,更不用说那些没有创造力只是学术体制食客的人的反应了。从这个标准衡量,即使有些从事哲学思考的人,并不在学院里,也不会被人视为“民哲”。

  还有第三个原因,普遍存在于“民科”、“民哲”身上,一般人不太愿意说出,但这个原因相当相当重要,我要把它说出来。

  从“引力波”事件的郭英森先生身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们都有伟大的抱负,而且自信满满,宣称他们已经发现、创造出了非常了不得的真理体系,更不用说已经一举解决了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哲学问题,已经推翻了某个重大的科学理论、哲学理论,人类社会只要采用他们的理论,就会如何如何了。而在这样表达时,他们的语句毫无逻辑性,更像是一种心理语言。

  他们似乎还停留在前苏格拉底时期,似乎是泰勒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阿那克西曼德们的灵魂附体,充满了各种独断论。但这些属于“自然哲学”的东西,早已被苏格拉底终结,更不用说被后来的语言分析、逻辑分析、科学实证主义所终结了。

  郭英森曾经跑到北大、清华、中科院去“挑战”。在清华东门,他说自己遭到了警方的驱逐,在中科院理论物理所门口,他跟一名博士后辩论后,断定对方缺少“科学探索精神”。

  而北大的雷奕安出来“应战”了,最终发现是“我说的他不明白,他说的我也不理解”。

  但郭英森收获了“北大教授不过如此”、“其他大学可想而知”的结论。

  “民科”、“民哲”其实都需要这样的结论。

  2012年3月下旬,有28位“民哲”向著名哲学家赵汀阳、陈嘉映发出了邀请,专门在北京开了3天的会,邀请他们进行“对话”。赵汀阳、陈嘉映去对话了。会议在亲切友好的氛围中进行。但像这类“对话”,极少发生。能发生的原因是,赵老师、陈老师作为哲学牛人,都没有受到“学院派-民间哲学”二元区分的影响。

  事后回忆,雷奕安明显感觉到郭英森更多的是一种执着,一种追求,一种信仰类的东西。他们很大的问题是对别人做的东西不了解,听不进别人的话。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民科”、“民哲”往往容易把自己的“研究”,当成一种“宗教化”的东西来做。他们自称所发现、创造的理论,在表述时很少看到科学和哲学所讲究的那种理性,更像是一种信仰体系。而他们,在心理上“入戏”太深,很难走出来。

  如果我们还原一下他们的真实生活,就会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心理上不得不如此。

  

  他们的幸福和焦虑

  必须要向所有的“民科”、“民哲”表达一下敬意,在一个浅薄而鄙俗的时代,他们仍然在坚持形而上思考,这足以让人尊敬。

  但坚定也有两种:一为理性的固守,一为非理性的偏执。在心理上,它们完全不是一回事。

  没有理由说“民科”、“民哲”都是一些偏执狂。不过,我的确发现,一些“民哲”往往把自己的“哲学研究”弄成了一种信仰。而他们就是自己世界的教徒兼教主。在心理上,他们往往很难保持一种自然的心态,把哲学当成生活,而是用“哲学”来对抗自己在这个世界所感受到的排斥、伤害,“哲学”变成了对他们的一种庇护,一种心理上的药物。他们必须用“哲学”来给自己造魅,“哲学”厉害,才能支撑他们的生活。

  所以,从心理上,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已经发现或掌握了真理。他们绝不能承认自己并没有发现什么了不得的真理,甚至都没有从事这方面思考的能力的。这不仅无法阻止一个势利、俗气的社会对自己的打击,甚至会导致价值感和意义感的崩溃。

  我来抄一段“民哲”关于物质和精神的论述,看你是否能够理解:

  “我们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就是物质世界……内力是主动力,外力是约束力,外力也是它物的主动力。内力或者说主动力是第一性的,外力或者说约束力是第二性的。没有第一性的主动力就没有第二性的约束力。精神是约束和规范我们行为的内在约束力,是由外向内的,藏得再深也属于外力的范畴。”

  读下来有什么感觉?

  这些语言,或者是废话,或者,犯了很多语法和逻辑上的错误,比如,把“精神”看成“力”。而且,直观上,你是不是感觉很熟悉?哦,原来是中学时哲学课本的改编版。

  这段话是2014年说的,说这段话的作者是一位“民哲”。我认识他已经十多年了,而在我认识他之前,他已经进行了很多年的哲学思考。

  哲学尤其讲究天赋,天才是不受学历和各种条件限制的。但那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没有证明这一点。

  他初中毕业就去打工,干过很多工作,建筑工地、血汗工厂、送水、摆小摊摊卖东西、开过淘宝,等等。但生活一直没有太大改善。他和这个社会中很多人也不一样,很孤独,也不善于去处理各种关系。他还受到各种俗人的嘲笑和排斥。总之,一个嵌在社会底层中谋生的人,还要思考“哲学”,我们不用了解,都可以想象到他会遭遇些什么。

  对于他,我的感情相当复杂,一方面尊敬和佩服,另一方面,又感到有些悲哀。我感觉到他陷入到了一种自我强迫,一开始也许只是对哲学的世界感到好奇,于是喜欢思考,但慢慢地,生活和别人的打击,让他把“哲学”看成了一种获得价值感、抵御外界伤害的武器,再接着,认定自己已经发现、创造出了什么哲学的真理,关起门来自我陶醉,久而久之,他已经习惯于活在自我世界了。他已经失去了这样的能力:反思一下,这个“哲学”牢固吗?哲学所讲究的理性和怀疑,可以适用在自己的“水平”上面吗?

  在和他的交流,以及对他的“哲学”的考察中,我发现他没有读过什么书,也许最基本的哲学史(比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都没有看过,并不知道前人都在说些什么,就凭中学阶段的一些哲学与物理学的名词,来进行自己哲学大厦的建造。很多人早已发现,“真理只凭心臆想,原来民哲不读书”。

  一些人眼中,“民科”和“民哲”多多少少都有“偏执狂”、“臆想狂”的嫌疑。但如果去理解他们,在心理上他们真的不得不如此。他们最适合生活在前苏格拉底时期,但生活在了这个时代,所以,不得不把自己的“科学研究”、“哲学研究”当成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让他们充满了想要被社会承认的焦虑,但仍然是幸福的。

  只要幸福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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