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妇女日常生活调查

宋家庄的留守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着双重角色。。

作者:朱善杰 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6-04-25

  最近10多年来,在我的家乡山东,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当中主要以男性为主,一些已经结婚生子的男性,就把妻子、孩子留在了家中,而这些妻子,就是被称为农村留守妇女的人。
  被如此命名的人,不仅出现在我的家乡,而且出现在其他千千万万个村庄,她们几乎遍布所有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而且数量非常庞大,2011年的统计数据就显示为5000万人,几年过去了,虽未有相关统计数据透露,但从趋势上肯定是增加的,哪怕速度可能已放缓。
  我多次到山东省南部的宋家庄,调查留守妇女的日常生活状况,因为在我的家乡,这个村庄的留守妇女,比较有代表性。
  

  “大蒜之乡”的打工潮
  该村坐落在山区南部的平原地带,共500多口人,一条二三十米宽的大河贴着农田蜿蜒流过,农业灌溉条件相当便利,村民一直以来就以种植粮食和蔬菜等作物为主,属于著名的“大蒜之乡”,是传统农耕文明的典型。
  大蒜的种植是一年一季。每年的10月初种上,到次年的5月初收获。在收获前夕的4月,农民会在大蒜植株的间隙里种上玉米,到7月就可掰了。如此一来,从每年的10月中旬到次年的4月中旬,有半年的时间,是这里的农闲时节。
  从1998年开始,该村出现了年轻人进城打工的现象,但当时数量很少,只有三两个。到了2000年,有很多年轻人加入到了打工者的队伍,该村出现了第一次“打工潮”。
  由于该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特点,村民进城打工就出现了两种类型:一种是打短工,一种是打长工。前者是指人们在每年的秋冬之季,在种完大蒜以后,利用半年左右的农闲时间,去胶东半岛打工。这段时间,正是渔民集中收割成熟的扇贝和种植新扇贝的季节,短时间内需要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宋家庄的农业生产周期正好与胶东半岛的渔业生产周期错开,就出现了村民到海边打短工的现象。而一部分打短工的人,在熟悉了外面的情况后,不愿继续在家种地,就长期在外打工了。
  伴随着这种状况,宋家庄的留守妇女出现了两种类型:一种是短期留守,另一种是长期留守。前者是指每年留守半年左右,后者是指留守一年及以上。
  

  为照顾孩子留下来
  赵海棠今年30岁。最近两三年,随着孩子们都已上小学或幼儿园了。秋天,她的丈夫忙完农活,就去烟台打半年的工,她则留在家里,照顾3个孩子,给他们做饭、洗衣服,并接送最小的孩子上幼儿园。两个大孩子在邻村的同一所小学就读,每天一起往返小学,不需她接送。
  她只上过3年小学,不能辅导孩子们的家庭作业,同时也不懂得如何教育孩子。她只是在口头上不时地叮嘱孩子们要好好上学,不能像自己一样没文化。实际上,她不大关心也不太懂孩子具体的学习情况。孩子们分数考得多了,她不会格外高兴;考得少了,有时就会挨打。
  她觉得日常生活中最大的困难是孩子生病时,没有帮手,送生病的孩子去医院,家里就没人照顾其他孩子。她爸妈常年在青岛捡垃圾、收废品,公公婆婆去外地帮她出嫁的女儿。如有一个孩子病了,她就忙不过来了,只能尽量带去邻村的诊所,能不去医院就不去。即使迫不得已要去,也是骑着摩托车带着生病的孩子来回跑,没条件住院。偶尔有个孩子病得严重,医生硬性要求住院,就要把其他孩子托付给邻居。这时候,承担的压力和责任说不出的大,也感觉孤独无助。
  她之所以要让丈夫外出打工,主要是考虑到3个孩子中有两个是儿子,将来孩子娶媳妇、盖房子和送彩礼,要花费巨额的钱。而只靠种地,她觉得就是累死在地里,能养活3个孩子就不错了,而供着孩子读大学或在村里娶两个儿媳妇,想都不敢想。夫妻俩很想一起外出打工,一直不回来,拼上几年,多挣点钱再回来,觉得外面的钱好挣。但孩子留在家里没人照顾,带出去又养不起,听说在城市里也很难入学。临时就只能这样了,过一天算一天。
  潘晓芹的情况比赵海棠的要好一些。她今年25岁,有一个6岁的儿子和3岁的女儿。她的丈夫与赵海棠的丈夫是一个爷爷的堂兄弟,哥俩关系特别好,每年都是一起去胶东半岛打工,在那里收割扇贝并接着培育新的扇贝苗子,一去就是半年,春节也不回来:一是工作忙,二是也想省点路费。
  当谈起日常生活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时,晓芹不是欲言又止,就是吞吞吐吐。后来,才艰难地说出了自己的难言之隐。原来,她丈夫长得帅,还好色,每年在外打工的半年,都会趁休班的时候,外出寻花问柳。这些情况,起初她并不知道,后来村里同去的人中,有一个一次不小心说漏了嘴,被她听到了。为此,她气得死去活来,但丈夫怎么也不承认,告诉他是伙伴们开玩笑的,她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最后只能作罢。但是,这事在她心里留下了很大的阴影。
  在丈夫外出打工的半年,她每天都煎熬着,后来就变得有些疑神疑鬼了,每天要打十几次电话“查岗”,但割扇贝和养扇贝的工作是不分昼夜的。有时丈夫是夜里上班,白天睡觉,为了睡得好一点,就关机了,这是她最抓狂的时刻,心神不宁。等丈夫开机后,就仔细盘问,还要打海棠的丈夫的手机来求证。这事已让她心力交瘁。
  但是,她丈夫有腿疾,不能干重活。出去打工,虽也很累,可是比种地的活,要轻一些。另外,种地得来的收入太少了。权衡利弊后,她强忍内心深处的痛苦和不安,甚至舍弃尊严,无奈地向现实生活低头,她说,“即使丈夫在外真的‘花心’,也要支持他外出打工”。能看出来,她做了一个女人最艰难的选择、最痛苦的承担和最大的牺牲。
  以上两位为代表的短期留守妇女,虽然所面对的照顾小孩、维持生产生活的重任以及对家庭未来的焦虑,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她们在现实中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为了未来生活得更好,就硬扛着目前的困难吧。
  比起那些长期留守的妇女,她们又显得有些幸运。虽然在丈夫外出打工时,他们要面临分居,甚至不能在春节时团聚,但是她们所付出的代价,比起长期留守妇女,要小一些。她们还算有个盼头,盼半年,丈夫也就回家了,至少半年内也不会再走了。而长期留守妇女的丈夫,半年回来一次的是少数,大多数是一年才回来一次,有的回来后没几天就又走了。
  

  很忙、很累、很苦
  小海的爸爸生于1982年,小学文化程度,2005年时23岁,还没有对象,跟着村里的人一起到上海打工,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酒店当保安。后来,认识了一个在一起打工的同龄女孩,就是孙佳艳,也是山东人,但在另一个县长大。两人结婚后生下了小海,生活开支骤然增加,以致无法负担,也没人帮照顾孩子。于是,丈夫把母子一起送回了宋家庄。一下子,她的生活舒服了很多,吃的用的都不用愁,还有婆婆帮忙照顾孩子,住的是四合院瓦房,再也不用像在上海那样住铁皮屋子了。两年后,她又生了一个孩子,而小海已上幼儿园了。
  小海的爸爸在农忙时间也不回老家,每年只在春节时回一次。因为与丈夫长期聚少离多,自己又年轻,所以佳艳与同村的男青年打交道比较多,也许多少流露出了在旁人看来是一些非分的想法吧,为此公婆对她看得很紧,连半个小时的单独时间都不留给她。由于村子不大,又都是熟人,还和公婆住在一起,她也就没有什么空间和机会去进一步发展那些说不清的男女关系了。
  佳艳性格开朗直率,有啥说啥。穿得很时髦,与村里一般的妇女明显不一样,一看就知道在城市里生活过,她也一直向往城市生活,盼望有机会再进城打工,不甘心就这样在这个村子过一辈子。
  李薇薇有一个10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丈夫为本村人,高中毕业后去了上海,在修建地铁的工地上打工,一年最多回家两次,每次也就三五天,都是利用国家法定节假日。她从来没去过上海,与丈夫都是电话联系。她的公婆都已去世,自己父母又忙,她没有帮手,只种了一亩多田,其他的地都给了自己的弟弟。她每天主要的工作就是照看两个孩子,比起别的留守妇女,劳动量很小。她没上过学,不认识字,教育孩子成了她最大的困难。
  她不断重复的一个字就是“熬”。丈夫非常想念她和孩子,常常在电话里想得哭,她也非常想丈夫,就跟着丈夫一起哭,比丈夫哭得更痛彻心扉。她常常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度日如年,连梦里都盼望有个尽头。她说,盼望丈夫能尽快拿到高级技工的资格证书,赚到更多的钱,今后还有可能单位会帮丈夫办理落户手续,那样他们就能举家迁往上海,再也不要忍受这非人的两地分居之苦了。说到这些,她眼睛突然一亮。
  宋星芸有3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02年一起到上海打工,在上海生活了10年,第3个孩子就生于上海。他们之所以在上海打工那么长时间,就是为了躲避家乡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来是想生个男孩的,但没能遂愿,年龄又大了,不能再生了。另外,大女儿要读高中了,只能回家读书并参加高考。于是,在2012年春天,她带着3个孩子回到了老家,丈夫则继续在上海蔬菜市场打工。星芸的妈妈已去世,爸爸常年有病,没有自理能力,她除了照顾3个孩子外,还要照顾自己的父亲。
  她从一个进城打工者,变为了一个农村留守妇女。现在,她一个人种了六七亩地,每天都是凌晨四五点就起床,忙到后半夜才能睡。农忙的时候,丈夫会回家帮忙。她40岁出头,但看上去,却有50岁的样子:满脸皱纹,头发已斑白,手上都是粗糙的老茧。她在生活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活,长期超负荷地劳动,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机会休息一段时间,“即使能睡个天明觉也好啊!”
  总体上来说,在宋家庄,虽然无论是短期留守妇女还是长期留守妇女,都要承担起照顾孩子和发展生产的任务,有的还要赡养老人,在此过程中,都会因丈夫的不在家而遇到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困难,而其中对未来影响最大的困难是孩子的教育问题。
  同时,她们很忙、很累、很苦,也充满孤独、无奈和无助。然而,长期留守妇女由于丈夫长期在外的原因,比短期留守妇女要承受更多、更大程度上的心理与情感上的痛苦与煎熬,有的婚姻还充满着不同程度的危机。
  这种煎熬和危机,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一种负面和消极的影响,使她们的内心常常被一种“闷”、“熬”、“慌”和“绝望”等的情绪所笼罩。对此该怎么办?现实中,她们无一例外地都选择了继续“忍”,但似乎又总是看不到尽头。

  她们是谁
  宋家庄的留守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着双重角色。首先,她们是女人,承担起了生孩子、养孩子、照顾老人的责任。其次,她们更像男人,在丈夫外出打工的情况下,挑起了在正常家庭结构中本来是由男人担当的重任。
  正是她们发挥出了这种双重功能,才维持了该村生产与生活在整体上的运转。这不仅体现在,由于她们的支撑而让其丈夫给该村带来的“打工经济”收入占据了全村居民总收入的1/4;而且体现在,由于她们照顾老人和孩子而保证了村庄社会功能在整体上的不极度失调。
  对城市来说,她们被看作“剩余物”,看似“矿渣”,没有什么价值。然而,如果没有她们的坚韧,也就没有她们的丈夫在城市里安心打工并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所以她们是城市建设的支持者,在城市化“接力赛”中传递着非常重要的“一棒”。
  虽然,她们只是当代中国千千万万个留守妇女中微不足道的代表。但不难想象,城市的未来离不开农民工;农民工的未来离不开他们的家庭。所以,社会有责任,给留守妇女一个更好的未来。

  (文中村庄和人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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