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坚定而犹疑的知识分子

黄灯的专业是文学批评、研究,但引起关注的是一些表现社会问题的随笔。

作者:本刊记者 李北方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6-05-24

  谁也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
  黄灯是一个勤奋的写作者,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持续有作品发表,早在2006年就在《天涯》杂志上发表过返乡笔记《故乡: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命运》,但这些文章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直到2016年春节期间,她写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以下简称《图景》)夹杂在一系列真真假假的“返乡报告”中走红了。在其他一些虚构的故事被揭穿后,  她的这篇文章得到持续的关注,央视《新闻调查》栏目邀请他们夫妇一道探访了她的婆家,做了一期节目。
黄灯目前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访学,我问她,你现在成名人了,走在学校里有没有被人认出来要签名啊?她说,没有没有,被人认出来多没意思。

  触碰到时代的伤痕
  黄灯这个名字我早有印象,若干年前我曾是《天涯》杂志的读者,她的文章大多发表在那本杂志。最初读到黄灯的文章时,文末注明的身份还是博士生,如今她的身份已经变成学者、教授。
  对这个名字印象深,一方面是因为文章写得好,另一方面是因为名字本身有点酷—“灯”字较少用于人名,容易让人联想到“海灯法师”那样的高人,我一直以为这是个笔名。真实的情况是,她生于正月十五,灯节,所以父母给她取名黄灯。不过从网上找她的文章有点不容易,她自己也抱怨说,搜索“黄灯”,出来的大都是跟交通事故和交通法规有关的网页。
  黄灯喜欢写,从2003年开始,她写了大量的思想随笔,加上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写作,总共超过百万字,但她的文字大部分静静地存在电脑硬盘里,拿出来发表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她对出版一直非常谨慎。“我对出版心存敬畏,第一次出书相当于身份亮相,我的专业是文学批评、研究,但引起关注的是一些表现社会问题的随笔,身份杂糅,一直拿不准以什么姿态亮相。”
  作为学者,黄灯迄今还没有出过书,她由此对广东高校职称考核机制心怀感激,因为职称评定时,论文跟专著的权重一样,现实中,发表论文的难度大于出版,这给了她继续审视、完善自己文字的空间。《图景》火了之后,有出版社找到她约稿,目前出版合同已签,她正在赶稿,不久的将来,黄灯的第一本书就会同读者见面。
  她跟丈夫通过文字结缘。2003年,在中山大学读博士的黄灯在《天涯》杂志上发表了《今夜我回到工厂》,那是她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写作外的作品,一篇回忆早年在国有企业经历的情真意切的散文。当时,她丈夫跟她在同一个系读书,算是她学弟,读到之后觉得有共鸣,就主动跟她联系。她丈夫是一个内向的人,即便两人是同学,也没敢直接去找她,而是先发邮件。至于“两颗年轻的心是如何走到一起的”,黄灯没有多说,她嫌这个问题太八卦。
  如果不是这样的因缘际会,黄灯不会嫁到湖北孝昌,不会有机会深入了解她在《图景》中所描写的那个家庭。这篇文章的产生和走红,更有偶然性。2015年下半年,《十月》杂志的一位编辑为“思想者说”栏目向黄灯约稿,于是她就写下了这篇文章发了过去,很快她就收到使用通知,确定在2016年第1期的《十月》上发表。她同时把该文提交给了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高明老师提出,想通过他们办的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发表该文。在《十月》杂志首发并取得《十月》的同意后,黄灯把文章和图片发给了高明。然后,文章就借新媒体之势火了。
  文章被广泛传播和讨论后,黄灯认真看了众多读者的跟帖讨论,她自己分析,文章走红的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赶上了春节期间,那是个“乡愁”泛滥的时点;其次,“凤凰男”是个热门的社会话题,但很多议论都是在控诉嫁给“凤凰男”的种种苦处和憋屈,她以“农村儿媳”的视角切入,比较新颖;再次,她的写法是纪实的、冷静的,真实地展示了一个普通农家的不容易,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会被触动、触痛。
  “这种杂糅的文体,因为负载了现实的难题,通过新媒体的传播,获得了犹如80年代伤痕文学的社会效应”,在应邀写作的一篇创作谈中,黄灯这样说。

  底层认同
  《图景》一文之所以获得如此广泛的认同,既跟文章记述的内容有关,也跟作者的态度有关。
  上海女孩到男朋友在江西乡下的家吃了一顿饭就决定分手的故事,虽然事后被证明是虚构的,但该女孩的“选择”其实得到了广泛的同情。跟这样的现实相比,黄灯这个农村儿媳是另类的,她因为家庭的拖累过得有点累(她还在使用一个陈旧的苹果4手机,通话音质很差),有时也有抱怨,但她没有控诉嫁给“凤凰男”的不幸,而是用温情的目光看着丈夫一家,真正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家人。这样的态度本身就是有力量的,能传递温暖。
  如果读者朋友有兴趣,可以找黄灯的其他文章看,你会发现,她不仅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婆家的人,她对底层也抱着悲悯的态度,她的心是和受苦的人贴在一起的。
  黄灯说,这一立场的形成跟家庭教育有关。黄灯的父亲是一位教师,她小的时候,母亲打理一个小杂货店,有一段时间,店里老是丢东西,就注意了一下,原来是一个小孩偷的。她母亲没有声张,跟她父亲说了,她父亲打听那个孩子的家境,发现他家里特别困难,于是送了一些钱过去。那个孩子再也没偷过东西,还考上了大学,跟黄灯的父亲成了同事,至今非常尊重她的父亲。如果把那个孩子偷东西的事情揭发了,他的人生轨迹可能是另一个样子。“父母内心有着对人的真正体恤和尊重,这件事对我触动特别大。”
  在《图景》中,黄灯顺带谈及她父母的家庭负担。在采访中,她谈到从小家里就不间断地有亲戚家孩子借住,来过的有五六个,其中一个常住了五六年,加上自家的四兄妹,这让她习惯了大家庭的生活。她母亲是个有些“江湖侠气”的人,喜欢人多热闹,从来不会烦,家里没几个人吃饭反而觉得不舒服。到了广州,她母亲也喜欢她把同学叫到家里,给大家做饭吃。跟母亲为大家庭的担当和付出相比,她说她做的差远了。
  四年的工厂生活对黄灯的影响也很大。1992年黄灯考上了后来并入湖南理工大学的岳阳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当地的纺织厂。头两年,她在厂部机关工作,算是管理人员,但两年后,国企改革开始了,领导找她谈话,要求她带头服从安排,因为她是党员,她被分流到车间当挡车工。当工人的两年里,活儿时有时无,最少时每月只发80元的生活费,形同下岗。1998年下半年,她一个同学开广告公司,看她在工厂没事做,就说你来我这帮忙做饭吧,每个月300块,于是她兼职干了几个月的厨师,边做饭边准备考研,住在一张靠近厕所的床上背单词,做政治考题。当年跟黄灯一起到纺织厂工作的有40多个大学生,下岗分流后大部分去了南方。她幸运地考上了研究生,于1999年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念硕士。
  回忆起当年下岗的日子,黄灯说,到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怕,她明白了改革是真刀真枪地干,真切地体会到了改革对底层意味着什么。下岗不光是生计问题,还是对人的尊严的打击,就在黄灯的身边,有一对中年知识分子夫妇,下岗后拉不下面子去做摆小摊一类的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郊区偷菜。菜农了解情况后,没有责怪他们,还给他们送来一些菜,结果夫妇俩羞愧难当,服毒自杀。还有更多令人心酸的故事,她将一部分写进了《今夜我回到工厂》。
  有了这段经历,再观察其后的社会变迁,黄灯有比一般人更强烈的痛感。她觉得,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疲于奔命,内心缺乏安定的东西”,让她带着生活的直感,本能地怀疑自由主义对资本的美化。资本裹胁市场,落实到老百姓的生活层面,她看到的是更多人陷入彻底的困境。在她看来,今天的社会比从前少了太多温情,她任教的学校不是985高校,也不是211高校,一些学生报考名校的研究生,哪怕分数再高也可能没有被录取的机会。她联想到武大的老校长刘道玉在1980年代推行的“插班生”制度,目的是给高考没考好的孩子多一次机会。两相对比,天差地别。“在改革中得利的有些人,已经翻脸”,这是她带有女性特有敏锐的总结。
  在《破碎的图景:时代巨轮下的卑微叙事》一文中,黄灯写道:“更多时候,如果要我说出对这个时代的真切感受,我只能承认总是被生命中那一次次懵懂的逃离惊出一身冷汗:1999年,如果没有顺利考研,大厂的日子到底是一个什么结局,谁也无法推断;2006年,博士毕业的第二年,因为无法忍受搬书搬家的折腾及对一个独立私人空间的极度渴望,在手头只有5000元存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大举借债买房,在接下来疯狂的房价飙升中,能否找到一个安居之所,令我一想起脊背就发冷。在个体和时代的抗争中,种种偶然和巨大的变故让人切实感受到时代对人的吞噬,这种来源于对生活无法掌控的赌徒心理,进一步加剧了我内心的犹疑,一种个体的无助感和不安感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弥漫到我的内心。”
  对卑微者的深刻同情,源于她作为一个稍微幸运的但又没有忘本的卑微者的经历,她说,“是生活教会的”。

  内心犹疑的知识分子
  《图景》一文在《十月》杂志首发的时候,题目叫做《回馈乡村,何以可能》。其实,这两个标题都有点名不副实,因为黄灯只讲述了婆家的情况,描绘的并非“乡村”的图景,也没有就如何“回馈乡村”展开具体的讨论。文章虽然使用了若干引文,但这基本上出于应付学术会议规范的需要(该文曾提交“第三届热风青年学术论坛”),否则,按黄灯其他文章的风格,引文是没必要使用的。
  为什么在写作上停留于白描,而没有进入制度层面的讨论,从而提出自己的“回馈乡村”的建议呢?黄灯说,这个问题很“阴险”,问到了她困惑的点上—浅层原因是对三农问题缺乏了解,深层原因是她感知到社会问题已经以一种疑难杂症的面相出现,任何单一的药方都显得无能为力。
  至于为何会形成目前的思想立场,黄灯曾提到学术体制和现实经历对她的双重影响。她回忆2003年写作时,在脑海中争相出场的都是大厂的经历,学院的生活仿佛在内心没有留下痕迹。她曾在文章中写道:“尽管学院经验改变了我的生存和命运,但这种改变的路径却同时将我的精神推入了虚空,让我内心几乎找不到安宁,并产生一种真实的生命被剥离的痛感。”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学院生活,让她难以认同,纠结愈来愈深。“我内心有特别坚定的东西,但现实的复杂,难以让我推导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到今天,我不会在乎以怎样的文体写作,只会在乎关注、思考的问题。”她把自己的写作定位为知识分子写作,在她看来,这更多的是一种批判的精神立场,“对不公平、不作为、不正义,我们应该有所表达,不能轻易被各种现实利益收买”。
  虽然已经年逾不惑,黄灯坦言,知道自己抗拒什么,至于主张什么,她还没有想清楚。致力于呈现问题,却不轻易提供解决的方案,“家事即国事,在一个事实上的大时代中,没有谁可以和时代的裂变逃脱干系,相对于陌生的经验,我更相信真实经验的力量”。她把自己写作的犹疑归咎于性格、性别和底层经历。“我不信任斩钉截铁的结论,生活的边界模糊不清,现实的复杂远远高于理论的简洁。相比知识对自我立场形成的影响,生活经验让我真正获得了理论和现实对接的能力。”
  这可能正是黄灯的可贵之处。黄纪苏先生在评论黄灯的作品时提到,大变革时代的特点是名与实的分裂,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把现实搞清楚,急于用既定的理论去套现实会出问题。
  不知道黄灯的第一本书会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我们无疑会看到更多对社会敏锐的观察,但也希望看到一个不再那么小心翼翼的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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