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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人士”让我们回到经济实情

“权威人士”数次在党报上对中国经济的解读,都可以看作是一次对中国当下经济发展的“正本清源”。它指出问题关键所在,更重要的是,让各方面回到中国的经济现实。

作者:本刊记者 谭保罗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6-05-27

  5月9日,《人民日报》一篇对“权威人士”的专访引得财经界纷纷刷频。在这篇题为《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的文章中,“权威人士”直指中国经济领域的关键之处,语言风格更被网友称为“通俗”、“霸气”,还“接地气”,以至于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
  从文章来看,这位“权威人士”对中国当前经济形势的把握,非常准确,对未来经济形态的判断,也极具前瞻性,是一篇深谙中国国情,为广大投资者、企业家、政府官员以及普通国民的“解惑”之作。
  更重要的是,“权威人士”尽管相当“权威”,体现了很强的政府意志,但其观点充分体现了一种“市场导向”,即让市场在要素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还对近期中国经济的一些权力主导的提振之策进行了“反思”,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信号。

  政策反思
  “权威人士”对近期一些经济策略的反思,甚至有些“不客气”,这不寻常。
  中国经济真正的下行,可以说是从2014年开始的,这一年,我国GDP同比增长7.4%,这个增速是1990年以来的新低。在金融海啸之前的2007年,这一数字是14.2%。也就是说,7年的时间,中国GDP增速几乎滑落为原来的一半。
  2015年,中国的GDP增速终于“破七”,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承认,中国经济同比增速为6.9%。GDP仅仅是一个人为统计的数据,它并不能代表正在发生的危机。但在现实的经济领域,一些“特殊行业”的消极信号则影响着国人的信心。
  一线城市房价直线上升,二三线城市楼市去库存缓慢,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困扰着一些地方和行业。同时,银行坏账攀升,利润下降,一些海外投资者纷纷清空中国的银行股。股市更换了最高监管长官,托市政策纷纷出台,甚至明确推迟了注册制的施行,但上证综指却依然在3000点左右徘徊。
  显然,作为“经济发动机”的房地产出了问题。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它是地方政府赖以生存的“财源”,也是银行资产负债的主要配置行业。同时,它还是其他行业,比如钢铁、水泥等行业的“产能消化器”。
  这个行业出问题,整个经济会震动。因此,近期一些提振经济的策略,本质上就是如何重振房地产,去除二三线城市的库存,从而带动其他产业的复苏。这个依靠房地产提振经济的“中国式逻辑”,从上世纪90年代末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一直屡试不爽,被一些官员奉若神明。但现在,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前段时间,中国财经领域发生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足以折射当前财经官员的“生态”、“心态”,以及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今年2月,央行行长周小川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相关记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了一句:“个人住房加杠杆逻辑是对的。”
  随后,各种关于中国央行行长认为“加杠杆是对的”报道纷至沓来,认为这是新一轮货币“大放水”的明确信号。在一些报道中,可以明显看到公众对财经官员的质疑,货币当局的最高负责人怎么能如此轻率地说“加杠杆是对的”呢?
  其后,两位央行副行长对周小川的话专门进行了解释。央行副行长易纲说,货币政策稳健的取向没有改变。另一位副行长潘功胜则更直截了当地说,当时,周小川的回答是“你提问的逻辑是对的”,并没有说“房地产加杠杆是对的”。
  不过,周小川当时的回答并不是只有这句话。周小川当时还阐述了两个关键点:其一,个人住房贷款在中国银行系统总贷款的比重偏低,有的国家占40%~50%,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所以有很大发展机会。其二,中国个人房贷的首付比例原来是30%,现在降低是有空间的。今后,可能会考虑给银行更多自主权,让他们来制定首付比、利率。
  显然,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货币当局负责人在公开场合阐述这两个关键点,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中国到底要不要加杠杆,到底加多少,加到什么程度? 这是所有人民币使用者的担忧。
  “权威人士”对“加杠杆”问题给出了明确回答,其用语坚定、通俗,完全站在了普通中国人认知方式,以及利益立场的角度考虑问题。“树不能长到天上,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负增长,甚至让老百姓储蓄泡汤,那就要命了。”
  “权威人士”还形象地指出,中国不能也没必要用加杠杆的办法硬推经济增长。“最危险的,是不切实际地追求‘两全其美’,盼着甘蔗两头甜,不敢果断做抉择。比如,一些国家曾长期实施刺激政策,积累了很大泡沫,结果在政策选择上,要么维持银根宽松任由物价飞涨,要么收紧银根使泡沫破裂。”
  “权威人士”的话已经很明确。有解读认为,“权威人士”对加杠杆的论断,是指出了中国未来经济复苏的“方法论”。不过,结合当前的经济形势、微观金融生态和投资者心理,“权威人士”对加杠杆的解读,意义更多在于稳定投资者的预期,重塑国民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因为,信心在现在比什么都重要。

  信心之战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当前的金融形势,那么必然是“肉烂在锅里”。
  一方面,中国对资本外流采取了严格管制,老百姓多数的钱只能留在国内配置资产。另一方面,随着国内经济下行,国内资产(未上市公司股权、股票、银行存款和房产等)的价值有着明显的贬值趋势。因此,资金必须要找到一种最可靠的资产进行配置,企业股权、股票越来越缺乏吸引力,而负利率又让银行存款每天都在贬值。那么,唯有一线城市的物业才能成为资金集聚之地。
  于是,一个“反调控”的经济现象出现了。中央希望二三线城市去库存,但结果是部分一线城市的房价高到离谱,二三线却去库存缓慢。要知道,这种“反调控”的现象在以前很少出现。
  可能有人要说,以前中央不断调控楼市,房价却不断上涨,这不也是“反调控”吗?这完全是两回事。以前的楼市调控,很大程度只是某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唱双簧”,调控楼市最有用的信贷、税收手段一直“温温吞吞”,投鼠忌器。
  但这一次不一样,政府在首付比例、信贷利率等方面大幅度放宽了二三线城市的买房要求,但依然效果不佳,而一线城市尽管拿出了调控楼市各种手段,但楼市依然从容地完成了新一轮“阶梯式上涨”,并且把房价锁定在了一个新的价位,看起来非常稳固。
  “反调控”问题不光影响了国民对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信心,更严重的问题是,一线城市的房价暴涨,将危及中国实体经济的根本。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中国最好的实体企业都集中于中国房价最高的地带,北上广深,还有它们周围的卫星城市。资金不断“对调控说不”,蜂拥到这些城市和周围地区,将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挤压效应。
  在深圳楼市结束新一轮狂飙之后,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接受新华社采访时,非常含蓄地指出,“深圳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载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任正非的话说出了中国企业家的心声。华为这样的公司,目前尚未明确进入地产业,但其他实体巨头早已在地产行业风生水起。比如,中国绝大多数家电企业旗下都有一家以自己名称“打头”的地产公司。
  除了企业进入房地产逐利之外,个人投资者进入楼市进行资产保值的热情并没有改变。可以说,中国国民早已陷入了一种对货币“大放水”的习惯性恐惧之中,一线城市的房价高涨,购房者在卖房者临时加价数十万的情况下,依然果断下单。如果不是出于恐惧,一个工薪族断然不会如此“慷慨”。
  因此,可以说,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信心问题。“权威人士”的这篇访谈中,多次提到“信心”二字。提振信心不是光靠口号,它必须通过两个关键来具体化,其中之一是,破除国民对加杠杆、货币大放水的恐惧。另一个,则是对企业家的保护。
  “权威人士”提到,现在最关键的是通过保护产权、知识产权,使企业家既有“恒产”又有“恒心”。要建立“亲”和“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把企业家当作自己人,让他们充分体会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在一些具体政策执行上,不要盲目翻旧账,使创业者有安全感。
  之前,在政府的各类官方文件中,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关于保护企业家积极性的“官话”,但像“权威人士”这样用最简单、最通俗的语言,直指企业家最关注的问题—产权保护和政商关系,极为少见。“权威人士”还指出,企业家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供给体系适应能力的主导力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须发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包括面广量大的民营企业家。
  除了欧美遇到危机,外部需求下降的外部原因之外,中国实体经济的下行,最重要的内部根源之一是企业家信心不足,不愿意投资,而是愿意把钱拿到房地产市场逐利。这背后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对货币“大放水”的恐惧,二是对产权保护的担忧。在这个意义上讲,“权威人士”可以说是看到了实体经济真正的病根,对症下药,而提振信心是第一步。

  现实主义
  纵观这篇“权威人士”的访谈,回归现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一个主导思想。
  最简单的问题是,中国要放弃对经济增长、增速恢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中国经济减速之后,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将面临一个“U型”或者“V型”曲线。经济在触底之后,将很快反弹,重新进入快速增长通道。
  但“权威人士”提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是一个“L形”。换言之,何时增速恢复并没有明确预期。”权威人士”表示,“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今后几年,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的格局难以出现根本改变,经济增长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一旦回升就会持续上行并接连实现几年高增长。”
  另外,必须引起足够重视的是,“权威人士”提到了“经济分化”的问题。所谓“经济分化”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行业、企业的分化,即经济发展会让中国涌现很多具有竞争力的行业、企业,而另一些行业则不具备竞争力,将被彻底淘汰和产能缩减。另一类分化是地区分化,一些地区经济结构健康,产业强大,抗下行能力强,而另一些地区则完全是投资拉动,抗下行能力弱。
  第一类分化几乎是任何经济体都存在的现象,但第二个分化则极具中国特色。改革开放后,中国一直通过“地方竞争”推动经济发展,不同地区因自然禀赋、治理能力的不同,迅速拉开了经济的差距。在中央层面,则不断通过转移支付、地区产业扶持等手段进行“调配”,从而维护地区平衡。
  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种“调配”是合适的,但过度“调控”和“均贫富”,客观上也对资源在全国范围的自由流动起到了阻碍作用。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不断深化,越来越对要素资源的全国性流动提出了高要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要开始重新考虑如何重构自己的“区域平衡”政策了。
  在经济转型的关键节点,“权威人士”毫不回避,明确指出了经济分化以及地区分化的问题。“权威人士”表示,“在新常态下,我们最需要优化资源配置,培育新动力、形成新结构,这意味着分化越快越好。无论是地区、行业还是企业,总有一部分在‘二八定律’的分化中得到“八”的好处,脱颖而出,前景光明。”
  有统计显示,从2015年开始,《人民日报》每次刊发“权威人士”相关文章之后,都会出现股市下跌。比如,这次“权威人士”的专访刊出后,上海综合指数又下跌2.8%。这种“联系”和“推论”,显得有些牵强。因为,中国股市在2015年年中的大股灾后,一直都处在密集的小幅度“上升、下跌”波动之中。
  但换个角度看,“权威人士”的观点显然比中国股市更和实体经济具有“相关性”,而且远比后者更能体现实体经济真正的困惑和问题。“权威人士”数次在党报上对中国经济的解读,都可以看作是一次对中国当下经济发展的“正本清源”。其指出问题关键所在,更重要的是,让各方面回到中国的经济现实。
  当真正有分量的、客观的“经济解读”打破了那些不切实际的预期,承载着不切实际预期的A股,显然会做出应有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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