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海的崇明人:一份文化生态的调查

崇明岛在当代中国,有着绝对的独特性。

作者: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朱善杰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6-06-27

  目前,崇明岛是上海唯一的县。这些年来,我多次去过那儿,但都不是去做社会调查。这一次,在同事的策划下,我们十来个人,分成三个小组,来到三山村,做入户调查。
  该村位于崇明岛中部。全村有700多户人家,1600余人,分布在10个村民小组。近年来,该村被列为县级生态旅游村,市级村庄改造试点村。
  东面一条大河,把该村与另一个村划开。村里沟渠密布,穿梭在稻田、果园和水产养殖场之间。旅游业处于发展初期,全村有6家农家乐,其中有一家是有营业执照的。
  我所在的调查小组,一行5人,先来到一户姓舍的人家。家中有两个人:一个是老人,53岁,看上去有60多的样子,其妻正在市里照顾5岁的孙女;另一个是更老的人,85岁,是他的母亲。
  

  开出租,开出租
  我同事关心的是村里的故事,而我的兴趣则是村里在上海市区开出租车的人的情况。因为,2002年刚到上海,我就听人说,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大多都是崇明人,比例超过80%。令我惊奇的是,在上海,一种主流的说法是:崇明/崇明人和上海/上海人。这样,给我这个初来乍到的人的认知就是:崇明和上海是两个地方,崇明人和上海人是两种人。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自己被误导了。但从那时起,我就对在上海开出租车的崇明人很关注。
  这次,终于有机会进到崇明的村子,访谈出租车司机关于开出租的那些事,也就格外令我珍惜了。
  户主叫舍有德,性格开朗,声如洪钟,热情健谈,对人生持有一种超乎寻常的达观态度。如不是在第二次访谈时,他对我们熟悉了,主动说出他已患膀胱癌12年了,我们从外表和行动上还真看不出来他是这种状况。
  他说,1998年该村进城开出租蔚然成风,几乎所有中青年人,在一夜之间,先后加入进城开出租的大军之中。油漆工、瓦匠工、木工、种田的人等,纷纷放下、丢弃手里的工具,操起了方向盘。
  也就是在那一年,他不再继续种田和搞水产养殖了,也成了一名司机。只是他先开大集装箱车,主要拉货,跑杭州、绍兴和宁波等地。一开就是3年。有两次,他开着打起了瞌睡,严重的一次,差点昏睡,他硬是靠着毅力和反复抽打自己耳光,才坚持开到高速路加油站。
  但在他的记忆里,那时的高速路,还没有服务区。于是,他加完油,本想停车睡几分钟,缓解一下不可克制的生理需求,结果引来了警察的不断轰赶,不得不开走了。不顾生死地边开边睡了一会儿,才缓过神来。他说,好在当时前后左右都没有其他车辆,否则就完了。这让他感到了后怕,后来他决定“洗手”不干了,而改开出租车。
  2001年春,他成为了一名出租车司机。他记得,当时村里进城开出租的人,大概有两三百个。而他所在的村民小组,他叫做“队”,则有几十人。2010年前后,他曾数过一次,少了些,是21人,年龄从20多岁到50岁不等。
  他与自己的本家也是邻居做搭班,一个叫舍有信的人,两人24小时一换班。那时他们都年轻,30多岁,就拼着命不舍昼夜地跑。他平时不回家,只有在农忙的时候,才匆匆回家,干完农活,就立即返城。一年中回家也就两三次。当时交通不便,从市区到崇明,是乘轮渡,慢的两个多小时,快的高速船是45分钟。
  他与另外一个同村的人,在原闸北区租了一套一室户的房子,房租每月为700元,由两人分摊,与自己的收入比,并不感觉到贵。每月扣除生活成本,他纯收入有2000多元,好时有近3000元,如那时在住处买房,月收入可买一平米左右。我问他知不知道现在那里的房价是多少时,他说确切数字不知道,但大致了解,肯定在5万元以上了。
  他开出租攒的钱,买不起所租住小区附近的房子,而是用来还债和供女儿上学。因在1995年,他拆了自己的老宅子,建了现在正住着的这栋两层半的小楼房,花了8万元,为此负债3万元。他是靠着开集装箱车还了两万元债务,在开出租车时,一边还剩下的1万元,一边供女儿读高中和大学。
  但好景不长,2004年春节后,他感觉身体不舒服,就去医院做检查,被医生告知,患了膀胱癌,好在是早期,可以开刀治疗。2004年清明节过后的一周,他出院了,放下已跑了三年共60多万公里的出租车,告别市区,回到了崇明。

  不再子承父业
  带病归来后,他已基本失去了从事重体力农业生产的能力,只能靠种一些简单的作物和蔬菜,艰难维持生计。他成了村里的低保户,享受到了低保补助。同时,他到村里开了个家庭经济情况证明,让女儿带到所就读的大学,免了大学最后两年的学费。
  女儿毕业后,留在市区工作,接着嫁人、生子。至此,他才度过了多年来因病致贫的困顿。他无数次庆幸地告诉我们:“多亏我生的是个女儿,否则我这辈子完蛋了!”
  目前,他已把自家承包的土地流转出去了,每年每亩地有1200元的租金收益,不用再辛苦劳动了,只在自家房前屋后的宅基地空处和院子里种点蔬菜,养养鸡,给女儿家“特供”一些蔬菜和鸡蛋。
  这些年,他相对闲下来了,就在不断地寻找和反思自己的病因。最后,他总结,开出租的这三年是生病的最主要诱因。而其中,主要的是因为昼夜不息地开车,无休止地熬夜,过着晨昏颠倒的日子,只要不睡着,就一直奔波在路上。他说自己一开始只是掉头发,掉牙,常常感觉浑身疲惫不堪,后来就腹部疼,最后小便出了问题,坚持不住了,才去医院做检查。在访谈中,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诫我们,熬夜伤神更伤身,千万要杜绝。
  像他这样的人,并非个案,常年无休地开出租,久了的人,都有职业病,无一例外。当年与他一起开出租的崇明人,他认识的当中,至今已死了30多个,有本村的,也有邻村的,还有另一个镇的,大都是在四五十岁的年龄离世。其中,有该村的两个,一个还是与他同一个队的。两人在2014年相隔一天离世,一个时年46岁,一个53岁。另外,有两个亲兄弟,是邻  村的,早年在村里是水泥匠,后来开了出租,多年前在体检时,就查出了病,医生不让开了,但他们不听,坚持要钱不要命,去年分别患了肺癌和肝癌去世了,死时为52岁和45岁。
  毕竟,在开出租中,一病致死的,是少数;而像他这样,开着开着,突然得了重病而不能再开了的,实在不在少数。他信手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他同族的一个兄弟,叫舍有勇,现在本村生活,但不属于本队。在开出租车期间,喜欢喝饮料,又加上这个行业打水和喝水不是很方便,因此无论冬夏,都是买一瓶2.5升的某种饮料,放在车上备着,渴了随时喝,常年不断。
  2014年,舍有勇得了严重的糖尿病和肾病,后来引起了并发症,视力开始下降。今年春节过后,去医院看病时,被医生痛骂:“对自己不负责,也就算了;但这个视力了还开车,对乘客太不负责任了!”离开医院后,他把车子不舍地交给了自己的搭班,告别市里,也带病回家了,此时54岁。他的儿子,现已有近10年的出租车驾龄,正在子承父业,只是他很担心体重200多斤的儿子不知在哪一天可能会步自己的“后尘”。
  这让我想起不久前,我在宝山区访谈过的另一位崇明出租车司机的情况。他不是这个村的,刚到40岁,长得很结实,皮肤黝黑,一度地一到晚上,就在我工作单位大门外的空地上,把车靠一下边,然后躺在里面睡觉。他刚进城来开出租一年两个月,是接过了父亲手里的活。父亲进城开了两三年出租,从来就没有租过房子住,困了就在车里睡,一周回家换洗一次衣服。因为,跨海大桥开通后,回家相对方便了,而他家就靠近大桥的末端。
  去年父亲的脊椎出了问题,就打道回府了。后来,基本就靠躺在硬板床上生活,只有吃饭时才艰难地起来活动几下。好在平时不需住院和吃药,经济负担不算重,这在父子俩看来,已实属幸运。但我看来,这是非常典型的子承父业的模式。
  但也有人生过得不错的。舍有德提到了他的搭班舍有信,言语间透露着些许的羡慕和赞赏。他这个当年的“战友”,在自己带病回乡后,继续开着,目前已开了16年。他多次向舍有德说“真已开不动了”,但说完后,一切照旧。原因只有一个:现年54岁的他,虽小病缠身,但要紧咬牙关熬着,坚持开到60岁,就能盼着退休,有市区标准的社保可领取,据说每月能有几千元。而不像舍有德,按现在的标准,60岁后,在崇明享受到的社保是每月700多元。
  舍有信认为,自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断,就是不让子承父业。他儿子今年26岁,从2011年开出租,到2014年不干了,转而做起了饮料生意。舍有德认为,自己的病对舍有信起到了重要的提醒作用,他不开以后,这个搭班每天只开到晚上十点就坚决收车,生意再好也不再坚持,更不敢开到天亮,所以才能开到现在而没有生致命的大病,这是关键原因。
  像舍有信儿子这样的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了。因此,该村的出租车司机近些年一直在减少。对于整个村的情况,舍有德没有仔细算过。他只数了一下本队的,目前只有6人在开,不到鼎盛时期的1/4,且都是中老年人,不见年轻一代的身影。

  长 寿
  在访谈中,我问起舍有德对未来的打算。他不愿谈,只说,对他这样一个死里逃生的人来说,要过好现在的每一天,至于以后的事,不操心,不去管,也管不着。对于死里逃生的庆幸,不仅是因为他的大病不死,也是因为开车时的多次化险为夷。
  他在提及对出租车司机这个职业的总体看法时,说了好多遍的一句话就是:拼命地踩油门,一直踩下去;但一不小心,命就被踩没了。幸运地,他就是命还没有被踩没的一个。
  当我问他,以后,房子呢?他说:“等我走了,房子很可能就会被扒了。”因为,他家的房子盖得早,没有任何种类的产权证,不能买卖,而女儿和孙女现都是市区户口,不像他这样还保有崇明的宅基地。他认为,她们肯定是不会回来了,也回不来了,无法继承自己的这座房子。“我是光了来,光了走”。说完这句话,他再也不谈关于未来的看法或想法。
  谈话间,他的母亲,没有打伞,冒着中雨从后院跑到前院,和我们打招呼。85岁的人了,满脸皱纹,头发乌黑,在雨中健步如飞。对此,我们都非常吃惊,我更担心她会滑到。这时,他主动提起自己的父亲,一个在淮海战役期间入伍的军人,解放后转业在崇明的某个部门工作,负责修了不少路。
  他一直小心翼翼地收藏着已逝的父亲的转业证,并很骄傲地拿给我们欣赏。它被装在一个透明的文件夹里,纸上的印章已斑驳,但钢笔字清晰完整。这时,他的话匣子开始无限地打开,谈起父亲的英雄事迹和与自己有关的往事。能清楚地感到,父亲是他今生最大的骄傲。
  不愿谈未来的他,却如此愿意谈过去。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过去留给他的要么是触目的伤痕,要么是无上的荣耀。虽然后者的主人,不是他自己。但是,二者都已在他的生命里刻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迹。而对未来,以他半个世纪的人生经验来看,是把握不了的。很可能,豁达的他,早已独自想过,不愿再去想,更不愿再试图去把握,也就不愿与别人分享;也许是,他早已放弃,并在心里也早已放下。
  雨稍微小些时,门前来了两位老人,都没拿雨具。一位是90岁的老爷子,一位是83岁的老奶奶。老爷子拄着拐杖,老奶奶看上去身板比舍有德的母亲还要健朗。这时候,我终于意识到,崇明的“名片”上,赫然显现着的内容是“长寿岛”。
  这时,我问舍有德对长寿岛或长寿村的看法。他说,本村现有80岁以上的老人70多位。村里给这些老人每人发了一个带卫星定位功能的手机,以免走失,或在遇到困难,可及时得到帮助。但他认为,这些老人是一代特殊的崇明人,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以后,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少。
  因为,像他这一代人,有一多半人开过出租车,基本都有职业病,身体多少都已垮了,有的甚至已都快不行了;而没开过出租车的人,大都生活方式不健康,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整天大鱼大肉的,很多人还抽烟喝酒,没有像老一代人那样有过挨饿的经历,很珍惜食物,吃饭不浪费,也不过量。比如他母亲,吃饭就很简单,素淡也量少,他称之为“吃猫食”,所以长寿。
  他又说,这种“吃猫食”的人,最典型的还不是他母亲,而是他同族的伯父母。他指的这对老人,就是我所住的农家乐的主人的父母。
  老爷子95岁,老奶奶94岁,都行动自如,生活能自理,还非常健谈。在我们刚进村时,下车就在村口看到了一些展板,在上面关于“长寿村”的宣传图片中,就能看到这对老人的身影。
  老奶奶对我们非常友好,只是不会讲普通话,我一点儿都听不懂。不下雨的话,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坐在大门口的一个木凳子上,微笑地看着一拨又一拨的过往行人,有邻居,也有游客。
  舍有德再次强调,他伯母才是“吃猫食”的人,不仅现在是这样,而且以前,这对夫妇与同龄人相比,吃得也算少的。
  告别舍有德,往住处走,一路上,我全被“长寿岛”这件事给困扰了。
  天已放晴,老奶奶还是那样安详地坐在那个似乎只属于她的木凳子上,依旧和蔼可亲地笑看着行人来来往往,看到我们回来了,就忙着跟我们打招呼。我听不懂她的话,只能用眼神交流,但好像彼此都能懂。
  我让她儿媳妇给我们当翻译,对老人进行了简单的访谈。在一两个小时里,她反复说的只是三件事:一是抗日战争时期,岛上生灵涂炭,她死里逃生,而很多乡亲遇难了,这在她心灵上留下的创伤太大了,后人无人能懂;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多年来她和乡亲们在村里“围垦”,“扩建”了崇明岛,这是她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三是现在,她每月享有800多元的社保生活费,是一生中最衣食无忧的日子,让她充满了珍惜和感激之情。也许是因此,她才可以笑看自己的一生,也能笑看一切生活。据说以前,她不是这样的。
  看着眼前这位崇明岛上的“化石级”老人,我感到了自己的稚嫩与不谙世事。从她的眼神里,我无法读透她的一生,但能读懂她对任何人抱有的那种善意和面对未来持有的那份从容。
  我应该相信舍有德的话,他母亲这一代人,也许才是崇明作为长寿岛的名片上的唯一名字。我也相信自己的判断,这一代人,受尽了生活的苦难,经历了大历史的风云,有过动荡逃难的悲惨青少年,有过充满理想和当家做主的精彩壮年,也有过可以从容安度的美好晚年。
  只是他们的晚年,与全国其他各地农村老人的晚年有所不同:作为大都市的农村人,他们享有大都市的好处,每月能领取到七八百元的社保钱,不用为衣食而忧,不用像我在其他农村调查时所看到和听到的那样,发生了那么多老年人自杀的惨剧。在三山村的入户调查或户外随机访谈中,我没有听到一例老年人自杀的现象。这与我此前在湖北和山东的农村做调查时遇到的经验完全不一样。
  同时,他们独居一岛,丝毫没有受到一水之隔、近在咫尺的大都市正在流行着的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和商品拜物教、现代养生观等的影响。他们秉持着一生的生活习惯,如今依旧不舍得乱买东西、乱花钱,从来没有铺张浪费过,衣服、器物等生活用品反复地使用,不舍得丢弃也不害怕吃过夜的剩饭与剩菜等。
四代“崇明人”
  在我看来,“舍有德”这一代中老年人,即使不考虑他说的开出租车把身体搞垮了这一职业病的因素,只看他们生活方式的突然被改变—作为过渡的一代人,既不像城里人那样注重节食和养生,也不像老一辈人这样无意识地做到了生活朴素和饮食清淡—就感觉其已很难有机会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长寿岛”或“长寿村”的这张名片上了。
  至于“舍有德”的女儿一代,也不大容易写上。因为他们到了青少年时代,就或因读书或因打工而进市区了,过着主流的城市式的生活方式,吃的不再全是崇明自家产的无污染的粮食和蔬菜了,尤为重要的是,呼吸不到崇明的新鲜空气了。而最让舍有德对崇明岛感到骄傲、也使他反复赞美的,就是崇明的新鲜空气了。
  那么,“舍有德”的孙女一代呢?其实,他们已不属于崇明人了,只通过“舍有德”的女儿一代的桥梁而与崇明有着一丝的联系,但生活从一开始,就在了别处。由此,“舍有德”将成为最后一代生于崇明、长于崇明、最后也于崇明离去的崇明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崇明有着或远或近关系的这四代“崇明人”,只有“舍有德”及父母一代,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崇明人。
  至于“舍有德”的女儿及孙女一代,完全是城里人了。但是,他们又与“大都市里的农村人”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从而与其他地方的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移民又多少有些不一样,也因此,在当代中国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在这四代人身上,折射的是农村与大都市关系的远近,表征着不同代际的人与当下社会中占主流地位的消费主义及其生活方式的程度上的紧密与否,以及他们与在当代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的关联性的多少。
  只是我隐约地感到,似乎是长寿者一代所表征的那种文化更自然和健康。确实,“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崇明之所以被称为长寿岛,除了现有大量的长寿老人外,还因为它不像一些上海的其他郊区及我国的其他农村那样,存在着严重的工业过度污染的问题。因此,崇明在当代中国,有着绝对的独特性。
  我一直相信,在当代社会,人的身心健康首先得益于健康的文化,而健康的文化需要在健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才能生产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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