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骄子”,提前到来的“迷茫期”

当大学生的思维一直围绕着就业和生计打转,“天之骄子”的责任自赋意识也就渐行渐远,少了这个年纪该有的冲动、激情,以及仰望星空的情怀。

作者:本刊记者 韦星 发自广西南宁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6-07-23

  7月2日下午6时许,广西民族大学北门附近农贸市场里,曾令发买了酸笋、猪肉、豆腐和青菜,准备在家里招待我。
  曾令发是广西民大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分团委书记,同时是我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和好友,他太太也是。老友见面,没有那么多客套,联系采访的事,也就落到他们身上。
  晚饭时,曾令发给韦德宗打了个电话:“韦老师,在家吗?我等会去你那儿喝茶,同时,带个神秘嘉宾过去。”
  韦德宗是广西民大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他曾是我在广西民大就业指导中心任兼职秘书时的老师。彼时,学校出版的就业导报,就是他领导着我和几个同学操的刀。
  当晚8时许,曾令发带着我敲开韦德宗的家门,开门的是个戴着眼镜的学生,几名男生和韦老师围着饭桌坐定。饭局已入下半场—筷子很少动了,取而代之的,是频频举起的啤酒杯。
  韦老师的爱人和一名女生,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女生是饭局中一名男生的女朋友。韦老师的女儿中考刚结束,卸下重担后,她一个人在房间玩电脑。       
  像回到自己家,环视一周后,我说,“十多年前熟悉的感觉和味道,又回来了。”之后,搬来椅子,坐到桌边,举起酒杯,韦老师哈哈大笑。
  一切都如往昔,不事张扬、平淡简单,却又认真执着。学校呢?学生呢?变了吗?
 
  沉睡在光阴中的
  12年前毕业后,我就没再回来。这次带着任务回到母校,一路走、一路看:看到高楼渐次崛起;看到道路越来越宽;看到来往穿梭但不认识的学弟学妹……阔别12年后,除一些标志性建筑和自然景观,如大礼堂、“万人坑”的篮球场、相思湖,等等,其他的,已记不清怎么走。
  大礼堂和阅览室是一定要去看看的。
  大礼堂,曾是学校就业指导中心所在地,我作为曾经的学生工作人员,对它有特别的感情。因就业指导中心需要的场地较大,而当时学校行政办公楼的场地不足,一间办公室和一间小会议室无法满足用人单位和学生洽谈、面试的空间需求,所以就业指导中心就从学校行政办公楼搬到了大礼堂,借用大礼堂正门在二楼左右两翼的两间敞开式房间来办公。
  每当大礼堂有大型报告时,办公就会受影响。大礼堂回声大,加上音响的效果,我们接电话时,常常要靠  “吼”。 那两间“办公室”也没装空调—原本这地方就不是用来办公的,相反,大礼堂空调的外挂机的热气,还朝这边灌。
  现在,不仅教室,部分学生的宿舍也装了空调,面积较大的教室,甚至一装就是三、四部。学生进出教室时常忘关门,我走过学校教室或学生宿舍的走廊时,依然感受到“嗖嗖”的冷气往外跑冒。
  就业指导中心如今也有了独立办公楼,空调等设备一应俱全,在大礼堂的那段苦涩记忆,也成了美好回忆。
  另一难忘场所是阅览室。十多年前,阅览室里,整齐摆放着的数百份报纸,经常被学生围着看,翻到报纸破旧或撕裂,他们坐着、站着或蹲着看报,头顶的吊扇在“哇啦哇啦”地叫。
  那时报纸还是获取知识和新信息的重要渠道。每家报纸都开设副刊,刊载的主要是一些散文和小说,和很多官样文章相比,更受学生欢迎。学生写论文需要引用观点,所以报纸的评论及相关版面,也倍受关注。一些学生边看报纸,边摘抄,也有不讲规矩的学生看到对味的文章,趁别人不注意,偷偷抽走报纸或剪走那篇文章,更多的还是拿报纸到负责看管的老师那儿,用借阅证抵押或登记,然后拿去复印。
  我和一些爱好文学的同学常去阅览室的目的,是从副刊上摘抄征稿信息,如内容要求、邮编和地址等。这源于学校的传统。在广西民大,自我进入学校的那一年起,每年开学,暑假、寒假,学生会、团委的学生干部或班干部,就会把各自出去的实习成果,大张旗鼓地在校园十字路口或各二级学院门口,用宣传板的形式展现出来。内容通常是学长去报社、杂志社实习时所刊发作品的复印件,作品旁,用红笔在学长的名字下方,醒目地画了一横。
  名字化成铅字出现在报纸上的时候,是一件很让人羡慕的事,羡慕的人中就有我,我巴望某天自己也成为学弟学妹羡慕的对象。
  接下来,就是学习、模仿各报纸版面的用稿风格,然后四处投稿,偶有发表。只要文章见报,就会被全班同学—特别是有文学追求的同学看到,然后被舍友要求请客。
  稿费总是姗姗来迟,来了又发现少得可怜,远不够请客的花费。自愿倒贴不少钱,带着舍友浩浩荡荡地赶往学校侧门的饭馆或大排档里,喝啤酒、吸田螺、嚼花生,在畅谈文学梦中,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那毕竟是一段还以文字见报为荣光的时代,经常发表文章的,还能被同学授予“才子”、“才女”的帽子。
  这种荣耀,在那个青春萌动的年代对我有着魔力般的诱惑。记得大学时,我先后将自己暗恋的两个漂亮女生,情真意切地搬上了报纸副刊的版面。担心她们没看到,我还把报纸拿给她们留存。我以为这样就可以在民大的相思湖畔,收获美满的爱情,结果发现收获的每每是满满的失落。
  当然,也不是一点价值没有,这些经历与此后我做记者的素养有一定关系。即便频繁受到被采访对象的拒绝,我仍能厚着脸皮继续纠缠和发问。
  现在的大学生已不像过去那样迷恋写作和写作者,校园里,文章尤其是诗歌写多了,常被当成异类或怪人,而不再是万人迷的“才子”或“才女”。
  扩招后大学生“爆棚”,就业形势日趋严峻,曾被视为“天之骄子”的学子们还没来得及仰望星空、讨论文学和哲学,就不得不考虑今后的生计了。这样,已经被视为“无用”的诗歌、散文和哲学,也一同沉睡在过去的光阴,没再醒来过。  
                
  熟悉与陌生之间
  7月3日、4日连续两天,我在阅览室失望地发现,报夹上那上百份报纸,整齐如新地靠墙并列,除了我,没一个人翻阅。 阅览室的书桌上,同学忙着复习期末考试,偶尔也刷一下手机。获取知识的渠道发生了深刻变化,已是不争事实。
  变化不止于此,校门外,一些餐饮店、冷饮店里,饭桌或茶台的边角上,是一个个二维码,旁边醒目贴着:可支付宝支付。百度外卖、美团外卖等,更是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小店—哪怕一家只做早餐的粉店。所以,校园周边小店的老板或收银员,也都是微信玩得很溜的。甚至报刊亭,学生买杂志,也通过给老板发红包的方式支付,因为“有些学生出门已不带钱了,就拿个手机”。
  食品价格也上涨了,12年前,一碗粉1.5元~2元,现在是7元左右。12年前,一个学生每月的生活费大约是250元,现在是1000元。
  所有这一切,极大颠覆了十多年前学子的消费模式。
  除了科技带来的变化,校园里的学生,变化也不是很大。“民大学生朴素、努力、实干,就这特点。”韦德宗、曾令发都这样评价说,一如既往是“熟悉的味道”。
  在校园的几日,我陆续接触了十来个学生,感觉比较“宅”是他们的共性。民大主校区有三个可以打篮球的场地,其中被学子们称为“万人坑”篮球场,更是并排着7个篮球场,旁边还有4个羽毛球场,但我在行走中,几乎没有看到什么人来运动。过去,这些场地都是被几拨人排队等候,轮流着打球的。
  我居住的酒店楼下,就是足球场,环绕着足球场的是塑胶跑道。但每天我朝楼下看,除有零星的学生在运动,不再可见学生扎堆训练的场景。宽阔的足球场上,当然也看不到当年满眼黄泥和坑坑洼洼的场景,看到的是浅草已能没马蹄。
  不过,和我15年前刚来到这所学校读书时,这代学生比我们那一代更努力。
  鲁华洁来自山东,目前是广西民大物联网工程专业大二学生。她告诉我,“以前以为大学很轻松,没想到很累”,理由是:课多、作业多。
  大学一天9节课(上午5节,下午4节),鲁华洁说,她一天就要上7、8节,且周一到周五都有课。另外,老师每天都留作业。晚自习,有时还要上课,没课的,也要去做实验……这可都是任务。繁杂的任务,让很多刚上大学的学生,有点不适应,感觉是“翻版的高中生活”。
  鲁华洁说,大一进校时,担心学生刚来大学放纵自己,辅导员就抓得很紧,“比如会去寝室突击检查,看谁没回来睡觉,看谁在熬夜玩游戏”,晚上12点断网。
  此外,每天早上7点20分早读。早读时,学生会学习部的工作人员,会去各班点名,学生干部拿着一张张座位表到教室比照,看谁来谁没来,迟到的登记下来,并在学院过道的黑板上公示—这和我当年在大学时的情况一样。
  大一抓得紧后,到大二,学生就习惯了,加上作业多,学生想放纵的机会也没有了。 唯一不一样的是,大学没有了高中时的升学压力。
  十多年前学生热衷玩《半条命》游戏,现在的男生则喜欢玩《英雄联盟》,每个班都有几个同学比较痴迷。他们回到宿舍就玩,有时候,快考试的时候,才突击学习一下。当然,这主要集中在文科生,因为理科生很难突击考过。
  文科生的课程相对理科生少些,且文科生靠背诵和记忆的较多。这样,学生会、团委的学生干部中,文科生活跃度会高一些,在50个人的班级中,班干部10多名,加上在二级学院以及学校学生会、团委任职的学生干部,共20多个人。
 
  “天之骄子”的背影
  鲁华洁目前就是学院学生会秘书处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不过,除了做学生的服务工作,鲁华洁说,她也关注考研,考研目的是为更好就业,因为“感觉大学四年就出去就业,没有什么优势,毕竟我们学校也只是普通的二本”。
  的确,广西民大既不是985,也不是211的高校,在全国排名中,也没它显赫的位置。不过,也正是只是普通二本的身份,让这所学校的学生感觉“自己没什么值得骄傲的资本”去炫耀,唯有埋头实干,提前打好基础才是王道,否则难以在激烈的职场竞争中胜出。
  学生在经过大一的兴奋期后,很快在大二陷入迷茫期,“不知道干什么好,也不知道学什么对就业有帮助”。
  迷茫期后,学生逐渐分化成三个阵营。
  第一个阵营是铁定毕业就出去找工作的。其中的活跃分子,开始疯狂找机会实习或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历练和提升自己。相对安静的学生,则有针对性地考证,比如考人力资源三级证书、会计证、秘书资格证、教师资格证,等等。
  第二个阵营是考研、考公务员。这些年,这个群体的人数逐年增多。
  剩下的第三个阵营是,继续迷茫,继续虚度,最后沉沦、荒废,甚至最后毕业证也拿不到,这是少数中的少数。
  第一阵营人数稳占优势,黄昭锟就是其中的一份子,他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9月份开学就是大四了,目前他在一家培训公司实习。他说,不为就业而实习的同学很少了,大家都有备而来。
  这几年,黄昭锟一直在为学生活动寻找支持,比如为学校的运动会拉赞助。他说,学生之间的资源竞争已经相当激烈,“我从西大到民大,两排商铺,一路扫回来”,但他发现,往往已有学生干部捷足先登。学校所在的西乡塘区是高校聚集地,所以在自己找到公司负责人时,“可能已是第十批来访者”。
  被拒绝、遭冷遇是常有的事,为“拉业务”,他找来一本114号码百事通,疯狂地打电话。
  “刚开始有点不好意思,但被拒绝多了,也就习惯了。”黄昭锟的脸上,写满了他这个年纪不应有的成熟,我甚至看到了一个老练的业务员的精干。他说:“我们只是在把困难提前解决而已,将来迟早也会面对这一天。”
  管理学院的洪婷尽管还是大一学生,但她已在为毕业后是工作还是考研而焦虑不安。洪婷们很清楚学校不能为自己带来足够丰厚的资本,所以,没伞的孩子,在雨中除了快跑,没有其他选择。 生存至上,象牙塔里的大学生,也被过早打造成了为就业而战的普通一员。
  这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和同龄人相比,他们的自我塑造意识也发育得更快。遗憾只在于,当大学生的思维一直围绕着就业和生计打转,“天之骄子”的责任自赋意识也就渐行渐远,少了这个年纪该有的冲动、激情,以及仰望星空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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