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校园,当年与当下

被移植到学生群体中的外部社会状态,除了个体的原子化趋势之外,还有对未来的越来越具体的忧虑。但对于迷乱价值观的自觉抵制的声音,在大学校园里也从未消失。

作者:本刊记者 李少威 发自北京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6-07-25

  6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知行区,快递工人撕扯胶带的吱吱声,犹如几百只知了在一起鼓噪。
  这是毕业生与他们的大学分别的最后时刻,集中的物品托寄,正在彻底清除他们和校园的物质联系。仅需几年,校园里的社会生态就会让他们感觉陌生,正如旁观的南风窗记者此时的心理体验。
  转型期的中国,大社会急剧变化,大学也在紧跟着前行,这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和外界的大社会,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所以,即便是同一所大学的校友,相隔几年,就有着不一致的集体记忆。
  不一样的校园,塑造不一样的学生。

  大学生经济形象的变化
  在今天的人大的校园里行走,会得到一个鲜明的印象:在这个面积只有900亩的长方形区域里,分布着许多咖啡馆和餐厅。
  咖啡馆,有阳光地带、泊星地、漫咖啡、大书房、水穿石、迦南美地、安邦咖啡、circle、明德阅读广场,在公共教学一楼,还开设了一家水吧。这些咖啡厅的人均消费,从35元到50余元不等。
  中高端的餐厅也很容易找到,1958、峰尚盛宴、天使食府、汇贤府、京港连线、集天餐厅、韩国餐厅、教授餐厅……多家餐厅人均消费在百元以上,其中1958俄罗斯餐厅在2013年开业时,甚至因其奢华还引起过社会舆论关注,媒体用一句话概括其价格:一顿吃掉半个月伙食费。
  伙食费是按每天在食堂消费20元算,一个月600元。学生的生活费整体上远远超过此数,J老师是某学院的行政人员,他说,现在学生每月生活费的中位数大约在2000元左右,这一数字几乎平行于自己刚参加工作时的收入。
  一个生活场所内有完善的后勤配套不足为怪,只有进行时间上的比对,才让人恍如隔世。
  J老师回忆,自己在2000年考入人大本科的时候,校内几乎没有商业性的餐饮。咖啡厅只有一间,许多同学直到毕业都不知道它的存在,而餐厅几乎只有公共食堂。那时每天吃食堂,每个月60元的本科生补贴,够吃一个星期。“现在本科生补贴也还是60元,标准没变,但意义大不一样。”
  因为没有洗碗机,2000年食堂还不提供公共餐具,入学的时候,每个学生要买一个“饭盆”,金属的,塑料的,或搪瓷的。2001年以后,“饭盆”这一代表着上世纪集体生活形态的意象,彻底离开了人大新生的记忆。
  Z先生是人大的教授,他记得,到2004年自己的工资都只有900多元,扣除交给学校的房租,每个月发到手上,只有400多元。咸菜就馒头,是他几年里的伙食常态。“那时几个老师一起喝点啤酒,大家开玩笑说,绝对不能买房,现在喝啤酒是一个人喝几瓶,买了房就只能几个人喝一瓶了。”
  现在学生显著增强的消费力让Z教授深有体会。“有一次带一个学生团队去台湾交流,学生还向老师借护照去买苹果电脑,因为那边便宜得多,有的学生一买就是好几台。”
  经济发展带来的学生消费力提高,不断地对校园内的功能设施进行着修改,于是,校园内的商业分布,与外部社会越来越相似,学生之间的贫富差距也被更加明确地标记了出来。在公共食堂是唯一选择的年代,家境不一的学生都过着基本相同的生活,而当餐饮的个性化选择变得繁多,人与人的经济差别就在生活行为里得到鲜明的体现。
  J老师说,事实上,今天学生之间的贫富之差已经不能以伙食作为主要观察窗口,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包包、服饰和电子产品等方面。一些学生还有自己的汽车,这几年校园里的豪车数量明显增多。
  “大学生”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社会角色,传统上对这一角色的标签性认知至少包括“清贫”这一印象,今天似已不复存在。

  被分割的空间
  2013年的学生毕业典礼上,时任人大校长陈雨露在致辞中问了学生一个问题:如果你们还没有毕业,想在宿舍装空调吗?
  台下一片欢呼雀跃,很快,每一间宿舍都有了空调。
  “现在的学生舒服多了。”留校工作的K老师说,“我们那时候,一间宿舍只有一把吊在天花板上的会摇头的风扇,夏天的晚上连席子都是滚烫的,要用凉水一遍又一遍地擦拭才能躺得住。为了防火,宿管的工作人员会在你去上课的时候进去检查,把一些窝藏的电器收走,后来才对个人床头的小风扇网开一面。”
  “那时候”,是指K老师2000年入学到2004年毕业期间。
  任何硬件变动都有可能对大学里的社会关系带来渐进式的改动,与电子产品普及相配合,一个舒适的宿舍小空间更让学生留恋了,相应地,对群体活动的兴致则在下降。
  “不少同学连吃饭都在互联网平台上叫外卖,我们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外卖。”J老师是研究生班的班主任,两年前也担任过本科生的班主任。他说,现在要组织集体活动很难,郊游、体育活动、男女生宿舍之间的联谊,动员起来都很不容易。
  人际交流,相当大一部分是在宿舍里通过电子产品来完成。“比如我们班的硕士生,学习讨论基本都是在一个微信群里完成,课件等学习资料往群里一扔,大家各自下载,有问题的提出来,了解情况的作出回应,面对面的交流很少很少。”
  同在2013年,学生宿舍以及明德楼等院系办公场所,还有部分教学楼,都安装了门禁系统,技术手段让安全更有保障,同时让校园内公共空间的一体性下降。
  Z教授说,起初办公楼装门禁,是因为洗手间的卷纸总是被校外人员拿走,有一次搞卫生的工作人员一天就放了8次纸。很大的一卷纸,正常情况下几天都用不完一卷。“装门禁是无奈之举,好还是不好,真不好讲。”
  门禁不是人大的特色,如今它已经成了北京各大高校的“标配”之一,其对校园社会生态的改变是明显的。
  学生只能刷开自己所居住的那栋宿舍楼,楼与楼之间的“串门”失去了条件,让学生在校园内结识的其他院系、年级或班级的朋友之间的感情增进少了一个途径。
  曾经长期活跃于北京高校圈的上门推销人员,渐渐淡出了学生的生活视野。以前的“扫楼”推销者既有社会人员,也有勤工俭学的学生,推销的商品主要是磁带、光盘、笔记本、圆珠笔、信封和邮票等,品类上与时俱进,而现在,这种社会底层与学生群体之间的平等、善意的互动,已经不再成立。
  原本很容易实现的高校之间“蹭课”、“蹭讲座”、“蹭自习室”的现象,也难以为继,一个学校保安通过这些途径自学变身本校研究生的传奇故事,今天更难重复。
  总体而言,学生在校园内所进入的初级社群,其范围因为硬件改变正在一步一步地缩小,从而变得更加“纯净”。
  对技术应用带来的环境变化进行价值判断并无必要,它只是时代样貌的客观呈现,不过,人际生态的多样性对于个体完成自身的社会化进程被认为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如果把角色复杂性比喻为菌落,则门禁一方面挡住了小偷或者其他潜在违法人员等“致病菌”,另一方面也杀灭了善意存在的推销者、外校学生等“有益菌”。
集成生活下的存在方式
  2000年“跨世纪”,对人大而言有特殊的意义,这一年,纪宝成上任校长,他开始在硬件上重塑人大,一系列变化出现。与城市面貌的变化十分类似,就像一个“城乡结合部”快速蜕变成城市中心。
  在变化面前最为慵懒的是公共澡堂。没有任何一间学生宿舍有独立的浴室,上澡堂子不可避免。对于来自南方的学生,澡堂几乎就是南北文化融合的最早的一道测试题。没有隔间,没有帘子,在熟悉的或陌生的人群里一丝不挂,这是多数南方人不曾有过的生活体验。初而害羞,继而坦然,最后到可以接受互相搓背,或者一堆人一同泡池子。
  “主要变化是澡堂数量增加了。我们那时候只有东区一个澡堂,现在东、西、北都有,知行区新建的5栋宿舍楼每层都配了公共浴室。其中部分公共浴室有了隔间,或者帘子。”L老师说,“数量多了,就离每个人都近了。以前在寒冬里,从东区澡堂洗完出来,骑自行车回到西区的宿舍,头发都已经结冰,洗澡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
  K老师的研究生时代就住在知行区,洗澡不用离开本楼,令老宿舍楼的学生们羡慕。不过由于人多浴位少,洗澡常常需要长时间的等待,后来学生们便自发形成了一种共同默认的秩序:排卡制。浴位正被占用,就把校园卡插在门外,让卡代替人留在浴室排队,以把人“解放”出来。无论什么时候回来,只要插卡在先的就随时拥有优先使用权。
  浴室排卡,只是“一卡通”的一个创造性用法。在学校内,校园卡集成了原来的学生证、工作证、借书证、上机证、准考证、身份证、饭卡、浴卡、开水卡、电话卡、银行卡甚至现金的功能,而且所有与校园卡相关的手续,都可以在自助终端完成。
  在“一卡通”实现之前,每个人身上都有许多学校的卡、证、票,办理、购买、续期、充值、挂失,有很多窗口要面对,也就要和很多后勤工作人员打交道。L老师说,那时候效率肯定要低得多,现代技术带来的便利是很值得肯定的,但同时,便利也带来了与多样化的角色进行社会互动的必要性下降了,不用和人说一句话,就可以把生活上的所有事项处理好。一些角色,比如饭卡充值员,甚至已经从校园里消失。
  生活的集成、效率的提高,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共同特征,在校园这样相对独立的小社会空间里更容易完整地实现。集成度越高,则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越脆弱,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在实体上的依赖越小,个体可以更加无障碍地相对孤立存在。
  便利和效率的副产品之一,是在精神上催生一种隐形的孤独。

  日渐孤独的内心
  自由、开放、包容,是一代又一代人大学生对母校最集中的“好评”。这是学校的特质,而个人要对接这种积极的特质,也必须有足以相匹配的心理结构。
  门禁只能挡住外部社会的实体入侵,而对其信息的自由穿越无能为力,大学本身也没有进行信息过滤的功能和动机。被移植到学生群体中的外部社会状态,除了个体的原子化趋势之外,还有对未来的越来越具体的忧虑。
  “学习很用功的风气,从来没有变化,加入一些社团组织和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学生也仍然有相当的自觉性,只不过,对意义的理解有变化。”L老师说,“我们做学生时候对未来是没有十分具体的设想的,心里还有一种理想主义情结,现在学习也好、加入政治组织也好,很多人都是为了将来更好找工作。”
  Z教授在博士即将毕业的时候,仍然埋头做研究,认为找工作并不是什么急切的事情。“现在的学生很早就开始了对未来工作的想象和规划。”
  学习压力、情感孤独和就业焦虑,是构成中国大学生心理障碍的最重要的因素,近期的一份学者研究表明,90%的大学生自杀原因都与这三者相关。不完全统计显示,2015年北京高校共发生25起大学生自杀事件,某所著名高校,一校之内就发生6起,其中有一名自杀学生的导师还是国内家喻户晓的“心灵鸡汤”式学者。
  J老师说,现在班主任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疏解学生的心理压力,确保不发生极端事件。
  近年来,有报道的数据显示中国大学生自杀事件逐年递增,2015年达到顶峰,在心理上保护自己的学生成为了各大高校一项重要的工作。
  2013年,人大特别成立了心理健康建设委员会,在本科生、研究生的每个班级都专门设置了心理委员,还学习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经验,在每个宿舍楼设置“朋辈小屋”,让学生在心理障碍前期和周围的同学和朋友交流。校医院成立了精神卫生科,如果学生出现严重的心理疾病,可以由有处方权的医师接管。
  社会学家涂尔干首次把社会事实与个体心理问题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整合性强的群体对成员有保护和支持作用,可以遏制自杀倾向,而个人主义、独立性和松弛的成员间相互联系则效果相反,这仍然可以解释今天校园心理问题的肇源。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校园内的个人主义和学生的独立性在价值上是消极的,它让学生对外界有更多的了解,思想上束缚更少,更具个人创造性,也是不争的事实。J老师说,总的一个感觉是,相比以前,现在的学生对外部社会的了解要多得多,“比我们那会儿聪明多了”。
  对于迷乱价值观的自觉抵制的声音,在大学校园里也从未消失。人大副教授C先生就动情地说:“斗转星移,世事变幻,纵然金钱和繁华迷醉了喧嚣的城市,我们仍要坚守那片只为思想者和真理的追寻者留下的土地,闹中取静,大隐隐于市,那就是我们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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