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丛林中,中国如何推进货币改革?

作为今年G20的主席国,中国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加上2015年10月1日人民币加入SDR,似乎让人看到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线曙光。
 

作者:文∣本刊记者 杨军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6-08-03

  7月23日~24日在成都举行的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是G20杭州峰会前的最后一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万众瞩目。作为今年G20的主席国,在接任之后,中国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这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继续推进。而此前的主席国澳大利亚,几乎完全搁置了这一议题。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不断被提起的老话题,但推进异常缓慢。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更多的人看到,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是一艘千疮百孔的船,很难载着世界经济驶出整体衰退的大潮。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大背景下,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的重启,加上2015年10月1日人民币加入SDR,似乎让人看到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线曙光。曾任哥伦比亚财政部长的美国经济学教授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甚至认为中国作为G20轮值主席国,是推进全球货币体系改革的契机,可以改变美元“独霸江湖”的局面。
但也许,这些看法过于乐观了。

  两个方案
  国际货币体系关系到各国在全球金融中的话语权,它的改革是各个国家利益的重新分配,自然举步维艰。相对于其他领域,金融领域的丛林法则更加赤裸裸,一些事情近乎荒谬,但因为这个领域过于专业和技术化,它本质的凶猛和极不合理的财富分配方式变得朦胧又温和。
  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早在1972年就已经崩溃,但实际上,一直到现在,世界并没有建立新的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没有从根本上被推翻,1976年后开始实行的牙买加体系依然坚持着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因此也被称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
  当金本位难以为继之后,美国和英国各推出了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即美国的怀特方案和英国的凯恩斯方案,怀特和凯恩斯都是当时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两个方案的大部分是一致的,唯一的不同是凯恩斯建议创造一个新的全球货币,实质上是要构建全球央行,发行全球货币,也就是说,所有的主权货币都以全球货币为核心。而怀特的建议实质上是以美元为核心,确立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但要求美元和黄金挂钩,当时大部分黄金都在美国。
  事后看来,显然凯恩斯的方案更合理。但因为当时正处于英国国力下降,美国国力全面超过英国的阶段,美国更有话语权,所以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采用了怀特方案。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
  但是因为经济的发展和怀特方案本身存在的问题,美元和黄金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这套体系已经难以运转,于是美元和黄金脱钩。而怀特方案对美元的限制,正是它和黄金挂钩,当美元不再受黄金储量限制,而又是唯一的国际储备货币的时候,谁来限制美元?没有办法。于是美元不断贬值,作为唯一的国际储备货币,它的大幅度贬值,让其他国家遭受了很大损失。
  后来法国发起,有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欧元、日元、英镑和美元一起,构成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说,虽然美元依然占很大比重,但欧洲、日本和英国,从美国那里分了一杯羹。这就是一直到现在还在实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显然,世界上其他国家依然遭受损失。但因为当时西方七国集团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的70%,掩盖了可能带来的全球经济风险。
  这套体系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这些国家的货币都不再和黄金挂钩,成为主权信用货币。但主权信用货币有着巨大的信用风险,欧债危机让人们尤为担心这些货币的稳定性。

  国力的变化
  因为当年西方七国集团占世界经济比重较大,不再遵守和黄金挂钩的变形的怀特方案虽被诟病,但依然还能维持。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迅速缩水,新兴发展中国家则不断崛起,两者的经济体量开始势均力敌。这时候,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性格外刺眼。G20集团成立于1999年,但只是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才真正成为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
  为了从危机中复苏,美国、日本还有后来的欧洲,都实行了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显然,新兴国家承担着发达国家的损失,量化宽松的做法被斥为以邻为壑。但这些新兴经济体全都无能为力。随着危机的发展,在危机之初经济依然繁荣的金砖国家,也慢慢被拖入深渊。
  人们一度认为,几轮量化宽松之后,美国和欧洲会慢慢恢复,特别是美国,人们对它的科技创新体制充满希望。美国经济确实也有了起色,甚至开始加息。但从今年的经济数据看,就业指数依然低于预期,7月份数据显示消费者信心不足。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欧洲经济的依然低迷,让人们看不到世界经济的前景。
  世界经济失衡是结构性的,如果国际货币体系不改革,我们很难期待世界经济能再次迎来它的春天。
  从2008年到现在,8年过去了,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任何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年底曾提出一份修正案,以增加新兴市场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份额。但因为修正IMF协定需要占投票权85%的成员国接受才能生效,而美国在IMF中占的投票权比重是16.74%,也就是说,只要美国不同意,这一改革就无法实施,而美国国会一直没有通过这一方案。2011年时,法国也曾力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但因为欧元区危机不得不搁置。
  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就国际金融框架达成共识,美国也认识到改革和完善现有国际金融框架的重要性。这是中国成为轮值主席国后,重启国际金融架构组的大背景。中国也得以加入SGR。但达成改革意愿的共识容易,如何改革却很难有共识。
  欧元区相当于在一个区域上实现了凯恩斯的设想,也曾一度欣欣向荣,和美元抗衡。但因为欧盟各国只能实现货币一体化,在财政上还依然是各自为政,欧元最终遭遇了它的滑铁卢。对世界各国来说,实现财政一体化更是不可能的,所以,凯恩斯在当时看来完美的方案,现在看来,也不是长久之计。
  如何对怀特方案再次修修补补,让已占世界经济总量85%的G20能有和各自经济体量匹配的金融话语权,共同主导世界经济的发展,实在是一道难解的题。美国会放弃自己的某些利益吗?不到万不得已,恐怕不会。历史早已证明,当世界选择方案的时候,并不一定选中最合理的那个。在不对等的金融话语权中,强者永远享有巨大的红利,而经济实力,和一国的综合实力并不能画等号。

  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今年3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央行副行长易纲的发言像是对杭州峰会的一个预热。他甚至提出了金融框架做的不对,是有道德风险的,而这道德风险最终将由国家承担。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对需要研究改革的领域达成了一致。但不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的改革,还是管理因为QE引起的大量的跨境资本流动,还是加强SDR的作用,似乎都很难有质的推进。金融话语权的分配改革是如此艰难,9月的G20杭州峰会,不大会让那些抱着巨大希望的人真正如愿,因为改革将是缓慢而漫长的。
  对中国而言,想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还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当1993年中国放开经常项目的时候,可能绝大部分人都没想到,到今天资本项目还没有放开。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中国意识到,国际金融风险是如此巨大,正因为还没有放开资本项目,中国才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给了中国警示。人民币国际化和离岸中心建设的长期目标不会改变,但一定要把步子走实了。这不像其他一些领域的改革,可以用倒逼的方式。
  这些年,人民币国际化的步子不可谓不快,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到跨境支付体系的建立,从放开利率管制到实行企业外债备案制,从上海自贸区到深圳前海试点。但离最终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
  因为去年离岸人民币市场出现几次异常波动,人民币国际化被认为在央行的政策优先次序中的位置有所下降。央行现在似乎更注重汇率稳定和国内金融稳定。
  虽然舆论普遍认为,英国脱欧后会对中国经济依赖更大,有利于中国经济,但显然,作为第二大人民币离岸中心,英国离开欧盟后,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削弱伦敦人民币离岸中心辐射欧洲的能力。英国脱欧的影响会慢慢发酵,在金融领域,这影响是复杂又深远的。甚至有分析认为,英国脱欧,会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布局。
  一方面,中国要谋求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要推进“一带一路”,要建设亚投行……都需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但世界不断加大的金融风险,又要求人民币国际化要谨慎再谨慎。在金融的丛林中,中国腾挪的空间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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